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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时期南岳的僧伽教育南岳佛教协会田艳内容摘要：民国时期南岳的僧伽教育在面对庙产兴学风潮中，由自发转变为自觉，不仅僧伽学校多，而且办学时间长，培养了大量的佛教人才，为近代佛教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国难之时，积极抗日救亡，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慈悲救世的爱国爱民精神。南岳僧伽教育之所以获得重大成就，是因为它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点，而这些特点对于当今佛教教育有着还有着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型之时，处在衰迈之中的中国佛教也在谋求自己的发展之路。面对教内外的诸多挑战与撞击，佛教界的有识之士振兴改革、护教弘法的热忱宏愿被激唤而起，在守旧与革新的相互牵制中，实现着从传统佛教向现代佛教的转型。自清末庙产兴学风潮肇始，为抵制外来宗教有组织有计划地传教及抵制政府提拨寺产，佛教界多次联名上书自辩并抗议，在获得政府明谕保护寺产同时，也获得各寺庙自设学堂之准许。从此，全国各地的僧伽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一时纷纷涌现。作为佛教名山的南岳也不甘落后，在民国三十多年间，由自发到自觉，基本保持着持续不断的态势，培养了大量的优秀僧才，不仅保持了南岳佛教的传统特色，而2且结合时代要求，实现了佛教教育的现代转型。一、民国时期南岳僧伽教育的整体情况民国时期的南岳僧伽教育最早开始于民国初年，其后三十多年里，各类僧伽教育机构先后创立。这些僧伽学校分别是：1912年，祝圣寺创办天台宗学校；1924至1926年，金鸡林塔院创办衡山僧立僧侣学校；1929至1949年，祝圣寺创办南岳佛学讲习所；1938至1939年，福严寺创办华严研究社；1940至1949年，祝圣寺创办南岳佛学研究社，其间因日军入侵而中断，1947年在南台寺得到恢复；1947至1948年，大善寺创办佛学讲习所；1948年前后，福严寺创办般若讲舍。在这些僧伽教育机构中，比较有影响的是衡山僧立僧侣学校、南岳佛学讲习所、南岳佛学研究社。其中，在当时南岳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僧伽教育学校是衡山僧立僧侣学校；办学时间最长、培养僧才最多的是南岳佛学讲习所；南岳佛学研究社是在南岳佛学讲习所的基础上，作为继续深造的研究机构。根据相关资料，下面对民国时期南岳僧伽教育情况做一个简要介绍。1、第一所现代僧校——衡山僧立僧侣学校1924年，因为衡山提倡庙产兴学风潮甚为激烈，南岳佛教僧徒共谋抵制办法，正就读于太虚大师所创武昌佛学院的素禅法师被去函敦促回来。素禅法师在武昌佛学院学习时深受太虚大师佛教革新观念的影响，针对当时南岳佛教的弊端3和陋习，他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其实行整顿和改革。首先，他极力主张由佛教徒自己出面集资办学。经他出面倡议，由南岳各大寺院集资，在南岳天柱峰下的金鸡林塔院筹办衡山僧立僧侣学校。步武昌佛学院之后尘，高竖法幢，招收青年学僧，入校研读各类佛教经典。这是一所为佛教培养人才的专门学校。开始由庄严法师负责，不到一年改由素禅法师自己担任校长，举灵涛法师为教导兼管庶务，吸引远近各寺庙大量僧青年来听课，学僧有40余人。1926年冬，因遭到教内一些顽固、守旧的长老们反对，加上当时社会政治形势的一些原因，学校不得不最终解散。因为支持革命，素禅法师后来遭到国民党反动势力和教内保守势力的合谋设计陷害，以“勾结赤化，破坏佛教”罪名逮捕并被杀害。2、办学时间最长的僧校——南岳佛学讲习所衡山僧立僧侣学校停办之后，灵涛法师得到开明长老们的支持，经费由祝圣寺负担，于是把学校迁到祝圣寺，改名为南岳佛学讲习所，继续办学。讲习所从1929年起，一直办到1949年，共计办了七期。一期称一班，每班三年，每班参加学习的约50到60人。曾在这个讲习所受教育的青年僧侣共约400人以上。所长一般由该寺院的方丈担任，先后有证果、离尘、空也、道安等人。南岳佛学讲习所的创始人及其始终支持者是灵涛法师。授课内容，主要是以佛学为主，国文为辅。后期也安排了英语、农学、公民等课程。以1942年到1944年这一班的教学情况为例，人事安排方面，空也任所长，明真任教务主4任，祝圣寺维那灵根兼训育主任，监院明恒兼事务主任。课程内容方面，灵涛讲《因明入正理论》，明真讲《成唯识论》，祥晖讲《大乘百法明门论》和《八识规矩颂》，闻又讲《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八大人觉经》，愿修讲《圆觉经》和《阿弥陀经》，暮笳专改学生作文。在初创时期，善因法师曾担任佛学教师，自编教材《初等佛学教科书》和《中等佛学教科书》。这些教材即后来经中国佛教会审定，交上海佛学书局出版，成为全国僧伽学校通用的佛学教材。除正规的课堂教学外，有时也请一些著名居士和著名法师做学术讲演，如屈映光、太虚、虚云、法舫等人。1943年12月，太虚大师到南岳，在讲习所做了《佛法大意》的演讲。此外，赴南岳参观游览的其他名人，也到学校里作讲演，谈谈他们的专门知识或对佛学评价的一些看法，使学生们扩大眼界，增长知识。讲习所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管理都极其严肃认真。学生们一律住在祝圣寺禅堂内，早晚要按例举行宗教仪式如上殿等。学习环境好，设施齐全。设有图书室、自修室，藏书甚富，各种报纸杂志包括佛教刊物都一概齐全。以后，规模逐渐扩大，体制日趋健全，成为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一所佛教学校。最后一任所长道安法师，在1947至1949年间，对讲习所在管理和教学方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筹划将南岳佛学讲习所扩办为南岳佛教学院，后因战乱而终止。3、继续深造的研究机构——南岳佛学研究社南岳佛学讲习所毕业以后，为了让学僧能继续深造，51940年3月，在祝圣寺开办南岳佛学研究社，空也法师担任第一任社长。这一年，通过考试，从南岳佛学讲习所毕业生中，录取了12名作为研究社的学生。第一学年，灵根讲《楞严经》，灵涛讲《成唯识论》，空也讲《肇论》，明真教语文，在《开明活页文选》里面选讲。第二学年，讲《解深密经》、《教观纲宗》，继讲《成唯识论》。第三学年因国民党政府抓和尚当壮丁，无法继续研究，被迫中断。1947年春，在明真法师的倡导下，得到南台寺住持了达、监院见宗的支持，南岳佛学研究社又在南台寺恢复办学。一直办到1949年4月。三年内讲课内容，主要是佛教经论，兼授语文，以研究唯识、三论为主，偶尔讲些天台宗著作，着意在有系统地传授佛学知识，培养研究人才。先后有明真讲《成唯识论》、《教观纲宗》、《庄子》，道屏讲《中论》、《阿毘达磨俱舍论》，绍贤讲《大乘百法明门论》，祥晖从四川汉藏教理院学习回来，在此讲国文，暮笳专门批改学生作文。早晚要按照寺院惯例过宗教生活。4、其它的僧伽学校1912年，祝圣寺创办天台宗学校，空也法师担任主讲；1947年，熹谷法师在大善寺创办佛学讲习所；1948年前后，镇清法师在福严寺创办般若讲舍。1938年，由于灵涛法师的积极推动和帮助，并在南岳佛学讲习所的影响下，上封寺宝生法师也在福严寺开办了华严研究社。宝生法师自任社长，他的法嗣住持了然、监院镇清分别担任副社长和庶务主任，明真法师任教务主任，有学生20多人。巨赞法师受邀在这6里讲学《瑜伽师地论》等，还邀请田汉等人到研究社向学员演讲抗日形势，号召学员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后来华严研究社的师生大部分成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骨干，为抗日救亡活动起了重大作用。5、慈悲济世的普通教育——觉民小学除了办僧伽教育之外，南岳佛教界还开办了普通社会教育。当时有名的觉民小学即是由南岳佛教各大寺院共同捐资创办的一所普通教育学校。它从1918年一直办到1949年。主要招收社会上那些贫困儿童和社会流浪孤儿，免费为他们提供吃住，供他们入学读书。原是初级小学，1928年改为高级小学。校长由南岳各大寺院推选佛教徒代表人物担任。悟真、曼慈、了达、溪声、道安等先后任过校长。每期入学就读学生在60人以上。校址原设衡山县城南街，后移至云密峰下云峰寺。1945年夏秋，学校由云峰寺移至南岳。新中国成立后，由人民政府接办，改名为红星小学。当地不少人当时曾在觉民小学就学过。听现在仍在世的老人说起那时的读书经历，言语中仍充满着感激与敬佩之情。由此亦可见出佛教的慈悲济世思想对人心的深深影响。二、南岳僧伽教育的成就与贡献在民国短短三十余年间，南岳却前后创办了大大小小七八所僧伽教育机构，那种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的办学氛围，这在当时全国佛教界是独一无二的。其中，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为当时佛教的振兴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国难之时，也以自己的方式奉献出了自己的力量。这些成就和贡献主要是：71、融合各宗派思想，促进了佛学研究有着二十年不间断办学历史的南岳佛学讲习所，历经八年抗战风雨而不倒，更成为了当时全国僧伽教育的重要基地，加上南岳佛学研究社的配合，二者相得益彰，佛学研究一时大为兴盛。各种佛教经论和各个宗派思想，都有计划、有系统地得到宣讲、传授。以灵涛法师为首的法相唯识学，以空也法师为首的天台宗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大力弘扬。灵涛法师（1895—19510）在南岳佛学讲习所的二十年间，多次讲授《成唯识论》、《因明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八识规矩颂》、《摄大乘论》等，并出版了《摄大乘论随录》、《不思议菩萨经随录》、《圆觉经随录》、《因明入正理随录》等佛学注疏著作。通过教授讲学，唯识学大盛于南岳，开南岳佛教学术上空前之风气。空也法师（1895—1946）作为天台宗传人，于各个寺院讲经和僧伽学校教学时，经常弘讲《法华经》、《教观纲宗》、《摩诃止观》等天台宗经论。《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主编张曼涛先生曾评价说：“（近代天台宗）初则由谛闲法师开讲法筵于观宗，继则有空也法师弘讲四教于南岳。……空师门下出人虽不若谛师之多，然南（湖南）北（北平）两地之天台，可谓都由空师之倡导而来。”1947年，道安法师担任祝圣寺住持兼南岳佛学讲习所所长时，曾讲授《俱舍纲要》、《成实宗纲要》、《禅宗纲要》。而三论、贤首、天台、律宗、法相学、禅宗、密宗诸纲要也都被安排在其讲习所两年的教学计划之中。浓厚的学术风气8对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都起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对此，诚如道安法师所期待之言：“南岳应有此百花灿烂之学术空气欤？吾将拭目以待百派争流，南岳成为今后中国教下之法院耶也。”2、抗日救亡活动的主要力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南岳佛教僧侣本着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菩萨精神，也积极投入到这一保家卫国的全民抗战之中。尤其是青年僧侣，更成为这一活动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僧校教师的带领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这在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是先后组织成立的“南岳僧侣救护队”和“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机轰炸我国后方城镇日益频繁。看到国难方殷，无辜受害，1937年10月，时任南岳佛学讲习所教师道安法师等人发动缁侣组织“南岳僧侣救护队”，为被炸受难的同胞服务。当时南岳五大寺院纷纷响应，参加者一百二十余人，集中于祝圣寺，接受基本救护训练，道安法师任大队长，大定、智圆分任队长。每遇空袭，即携担架，作紧急救护。工作获得地方上下的好评。对于这段史实，《民国佛教纪年》中有如此记载：“南岳山寺僧组织救护队练习武术。”1939年5月7日，时在福严寺华严研究社担任教学工作的巨赞、演文等法师的首先发起组织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在祝圣寺成立，选举上封寺住持宝生为会长，祝圣寺住持空9也、南台寺住持悟真、福严寺住持了然、大善寺知客有缘及三元宫住持刘光斗等为副会长，灵涛为书记长。下设若干股，演文、竹尹（黄埔军校生）为训练股长，巨赞、暮笳为宣传股长，明真为文书股长，曼慈为总务股长。这些人大多数是当时华严研究社和南岳佛学讲习所的教师，而参加僧道青壮年游击训练班的学员除少数道士外，基本上是这两所僧校的青年学僧。训练结束以后，从学员中选出一些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佛道青年，组成两个宣传队，以巨赞、演文为首组成的叫佛教青年服务团，以暮笳、绍贤为首组成的叫佛教流动工作团，分赴长沙、湘潭两地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他们沿途贴标语、发传单、出壁报，作通俗演讲，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接触，动员和组织教内外各界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宣传标语中有“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堕地狱！”一类口号，结合佛教教义、宣传民族气节。青年服务团和流动工作团活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