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如何沦为今天的“公知”

“公共知识分子”如何沦为今天的“公知”？九三年有何不凡？隐藏在转折性的1992年身后，1993年常被一笔带过。这一年，将军王震在广州过世；邓小平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两岸促成第一次“汪辜会谈”；北京首次申奥，两票之差失利；“银河号”事件激起了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市场经济开始大步前进，许多人忙着下海，也有人冀望经济自由带来更多社会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书斋里重新抬起头来，发现自己一夜之间被边缘化了，“在80年代，由于社会的变革集中于意识形态领域，知识分子一直处于公众视线的中心，但在1992年之后，在强烈的市场经济冲击下，社会迅速‘除魅’，远离意识形态。”学者许纪霖记得，当时上海滩的一位知识分子就讲，别总想着启蒙别人的生活，那些需要被启蒙的人才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我能说什么呢？只有苦笑。人的生活，总还是要有些精神性的吧？”启蒙已死？神圣使命终结了？终极理想失去了意义？那些感受到危机的知识分子从上海开始，以北京的《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发起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无论那场讨论后来的走向如何，至少，那是中国知识分子重新面对公众、试图重建公共性的开始。这一年，世界仍然在“历史的终结”声中震荡，捷克和斯洛伐克正式分家。在这之前，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重返布拉格，去探望他的老朋友伊凡克里玛，此时布拉格已是一座自由的城市。罗斯回忆起1970年代他穿越铁幕访问捷克的情形，“我用一句话来比较捷克作家和我们美国作家的处境：在那儿什么也不许做，但每件事都很要紧，在这儿什么都可以做，但什么都无关紧要。”“intellectual”（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晚期的法国。1894年，犹太裔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被指控出卖情报给德国，军事法庭裁定其叛国罪名成立，德雷福斯被流放海外。事后证明此事为误判，军事法庭却因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拒绝改判，国民议会也拒绝主持公道。在此背景下，著名作家左拉于1898年1月13日在《曙光报》发表署名文章《我控诉！》，次日，在同一家报纸上，一批作家与教育界人士著文支持左拉的行动——德裔美籍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ewisCoser）在《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说，这些为德雷福斯辩护的人，他们绝非来自一个同质的群体——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而此时他们团结战斗，这是一种良心政治，他们以人类普遍观念和共同理想的名义反对当权者。“‘知识分子’一词现今的含义，无论褒贬，都来自‘德雷福斯事件’。”这以后，知识分子“介入”行动出现主动性、集体性的趋势，一直持续到1944年-1973年的“光辉三十年”，而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萨特。在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oisSirinelli）看来，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媒介”，因此，知识分子可以是记者、作家、教师和学者，也包括部分大学生；另一个条件是“介入”，直接介入和间接介入。直接介入有两种情形：成为事件当事人，或者充当“见证”，通过公共领域和意识状态内部的争辩，将焦点社会问题反映出来或梳理清楚。间接介入指在知识界发挥影响，对一个时代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定位起决定性作用，进而成为当时流行的文化氛围的一个因素。与“知识分子”相关的另一个词语intelligentsia（知识阶层）则出现于1860年代的俄国。俄裔英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在名作《俄国思想家》中写道：“请想象一群在尼古拉一世僵化体制下生活，……而且以不假思索的热情，急取西方传来的观念，并且筹谋定计要将之付诸实践的年轻人……自知孤处于一个荒凉世界，往上，是敌意而武断无道的政府，往下，是受压迫、无言而完全不解事的群众。他们自视为一种自觉的军队，高举理性与科学、自由、改善生活的大旗。”“法、俄知识分子有共通的东西，”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说，“关注社会、关心现实，基本上是批判性的。”据他考证，intelligentsia一词出现后，被译作各种语言，传入日本并译成日文汉字“知识阶级”（或“智识阶级”），中国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使用“知识阶级”一词，与191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有关，“其阶层特征、良知意识及民粹色彩确与19世纪俄国知识者相类似，而与代表全社会一般价值观的‘传统知识人’（士或读书人）有别。此后，知识界对此的认识，可说一是沿着民粹主义道路发展，一是沿着社会良知角色发展。”“知识分子”没有出现在最早完成现代化的英国，颇耐人寻味。一种解释是，英国的进步路径是经验累积式的。学者萧功秦在《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说，“凡是中产阶级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如英美，观念性知识分子并不多……各种不同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在美国，从事公益事业、为社会伸张正义的人，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观念人’，而是被称为‘专业人士’的人群。”不过也不尽然，景凯旋就认为，观念型知识分子和一个大时代的思潮有关，通常出现在社会面临巨大危机之时。“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自我理解、自我想象的角色。”许纪霖说。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通常是独立、超越于一切社会利益和集团之上的，正如为德雷福斯拍案而起的左拉们，“一方面，以‘正义’和‘真理’这样大写的崇高的事业为名义，”西里奈利写道，“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自认为……能够也应该对建立在有争议的材料的基础上的案卷进行表态”。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则从社会结构这一外在因素解释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近代以后，知识分子从“上流社会”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或多或少与其他阶层相分离的阶层，以及从所有社会阶级中得到补充，导致了自由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惊人繁荣。关于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曼海姆用了一个著名的表述：相对自由的漂浮（relativelyfree-floating）。自认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台湾政论家南方朔也有类似表达：“评论……一定要立足土地之上，然后漂浮于土地之上。”和台湾各大新闻频道里的“名嘴”不同，南方朔讲话不大有气势，甚至偶尔结巴，但反应很快：“在西方，最有名的知识分子都是写文章出身的，他们可以办杂志维生，不必依靠体制活下来。知识分子要开拓自己的活路，经济不独立，你就不可能（对体制）批判得太过分，张俊宏（台湾知识分子，1970年代起从政参与党外运动）以前为了维持经济独立，最后去卖牛肉面。”葛兰西（AntonioGramsci）在《狱中札记》里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区别在于后者并不认为自己超脱于社会利益集团，而是与阶级、阶层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葛兰西把“有机知识分子”视作某一阶级（通常是被压迫的底层民众、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的任务，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许纪霖说，有机知识分子通常都会表现出民粹主义的倾向，“但一谈到具体的民众，他们又表现出极端的不信任，认为他们无法代表自己。”但这或许是“理念人”普遍存在的问题：谈人类，却不喜欢身边的人群；反对专制，却对日常生活中的民主问题不感兴趣。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青年与乡村》，多次使用“知识阶级”一词，针对当时知识阶级的青年不愿回到田园，主张向俄国青年学习，到农村去动员民众，“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不过，在传统知识分子（或者用更熟悉的称谓：自由知识分子）胡适看来，这是对俄国民粹派主张的挪用，“‘到民间去’四个字现在又快变成一句好听的高调了。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到1930年代，中国陷入党争，知识分子纷纷“有机化”，进而“政治化”，及至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断，成为现代汉语词典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无论是intellectual还是intelligentsia所具有的批判性、反思性、公共关怀的内核，通通被掏空。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工具化定义的影响——当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之一王晓明曾说起他的一个年轻同事上课时的经历：给学生出了个题目：如果真像电影《2012》那样，有一艘船，让你做主，你会选什么人上船？几十个学生七嘴八舌，有人说，要挑身强力壮的，好几个人说，要挑选基因最优秀的，只有一个同学说，各种各样的人，我都要挑一点。又问：你们觉得知识分子应不应该上这个船？多数人都认为不应该。为什么？多数人说没想过，但有一个学生回答：我们现在全部的知识，一个U盘就够了，干嘛还要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这是福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论述。他说，如果左拉代表的是一种“普遍型”的知识分子，那么奥本海默则是“普遍”（universal）知识分子向“特殊”（specific）知识分子的转折点。奥本海默是美国“原子弹之父”，在看到核武器造成的巨大破坏后，他转而领导原子能顾问委员会（GAC）反对制造氢弹。在福柯生活的年代，技术与科学突飞猛进，知识越来越细分，已经很难再出现传统的、普遍的、超越的学者，而奥本海默正代表了一类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身处权力关系之中，却可以不断地批判，不断地揭示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他已不再是天才的作家，而是权威的学者”。福柯通过研究和译作被大规模介绍到中国，正是在1990年代，此时，随着人文精神大讨论和所谓“新左派自由派之争”，知识界已经开始分化。“众声喧哗是好事，”福柯著作的一位译者说，“把福柯、德里达介绍到中国，是希望为学术界提供更多思想资源。当然，他们的后现代理论相对来说会‘安全’一点，但这并不构成对启蒙的否定，而是在启蒙之上开出的花。”1993年后，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报刊开始崛起，媒体对评论、分析类文章的需求大大增加，知识分子不必再为自己的作品费力寻找发表园地。在供不应求的市场里，依靠写作实现经济独立便有了可能，这也降低了知识分子对于体制的依赖，使他们较以往更敢于自由言说。在一篇结合个人经历的述评文章中，学者秋风提供了一种政经格局的分析：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化”迅速地成为媒体与学术界的主流话语，政府也开始大规模地向市场制度转型。借助市场化的“政治正确性”，经济自由主义在新兴媒体上迅速扩张地盘，而自由主义的政治话语也借这股东风登堂入室，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公众舆论大体上坚持自由主义——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推动市场化和法治，都是媒体的新闻与评论最为关心的话题。如果对那段时间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做一个代际的考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除了茅于轼、吴敬琏、江平、袁伟时等少数几人，大多数学者都出生于1950年-1960年这个区间，比如：朱学勤（1952）、秦晖（1953）、许纪霖（1957）、郑也夫（1950）、贺卫方（1960），汪丁丁（1953），展江（1957）等等。这一代学者属于1980年代“再造”的一代知识分子，接续的是建国后中断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与他们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从大学、研究生到博士一直在象牙塔里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不同，他们大都在“文革”中耽搁了正常学业，当过知青、工人、军人等等，而他们却利用各种机会读书、自学——如陈嘉映（出生于1952年）在《我们这一代》中所言：“我们从各种途径了解世界的真实情况，例如‘偷听敌台’。但主要的，我们阅读。回忆文章中几乎篇篇都会提到当时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实际上，仅仅阅读古典，阅读歌德和托尔斯泰，就会引人进入对健康人类精神的理解，从而反过来对当代形成批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分散在黑龙江、内蒙古、云南、海南，以及河北的白洋淀，在政治高压之下，形成了一个一个小小的圈子。有不少散落在各地的牢房里。偶然相遇，发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