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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反映了公元前11世纪西周初年至公元前6世纪春秋中期的500年间的古代社会生活，计三万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原称《诗》，或称《诗三百》、《诗三百篇》。战国时被儒家尊为“六经”之一，但并未视为经典；汉置“五经”博士，《诗》于是又被官方推崇为儒家的经典之一，称为《诗经》，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奉有“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礼》《易》《乐》《春秋》）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时期。《诗经》共收作品305篇（另有6篇有目而无辞的“笙诗”不算在内）。它是一部乐歌总集，其305篇作品均为配乐演唱的乐歌。《诗经》产生的地域广阔，或出于王都，或出于各诸侯国。《诗经》作品主要来源于公卿列士所献之诗，也有一部分是由民间采集而来，但都经过周王朝各代王官、乐师加工修订。流传既久，经手亦多，因而具有集体创作的性质。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诗经》就已编订成书。旧时曾有所谓孔子“删诗”之说，虽不足凭信。但他曾经说过“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篇》）的话。由此看来，孔子也许做过一番“正乐”之类的整理工作。《诗经》按风、雅、颂分类编排。风即《国风》，包括15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收诗160篇。雅分《小雅》《大雅》。《小雅》74篇，《大雅》31篇，共为105篇，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诗经》何以如此分类编排呢？古今学者对此聚讼纷坛。现在比较趋于一致的意见，是从“《诗》皆入乐”的认识出发，认为主要是按照音乐的特点来划分的。现在大都认为，“风”即音乐曲调之意。所谓《国风》，即指当时诸侯所辖各地域的乐曲，犹如今天的地方乐调。“雅”即“正”，又与“夏”通。周王畿一带原为夏人旧地，故周人时亦自称夏人。王畿乃政治、文化中心，其言称“正声”，亦称“雅言”，意为标准音。当时宫廷和贵族所用乐歌即为正声、正乐。《诗经》中的《雅》便指王畿之乐，是相对于地方“土乐”而言的“正乐”。这一名称，无疑反映了当时的尊王观念。至于《小雅》、《大雅》之分，则是与它们音乐之不同和产生时代之远近有关的。《颂》是用于朝廷、宗庙的乐章，是祭神、祭祖时所用的歌舞曲。祭祀祖宗，祈祷神明，赞颂王侯功德，是其内容上的特点；诗、乐、舞的合一，则是其形式上的特点。《颂》诗大多简短，韵律缺乏规则，且不分章，不叠句。这都表明，它是音调缓慢、配合舞蹈的祭祀舞歌。作为庙堂乐章，表现了对上帝和祖先的崇拜，是奴隶社会神权至上的反映。《颂》在当时无疑是最受尊崇的，但今天从文学的角度看来，它的价值远不如《风》《雅》。关于《诗经》305篇产生的确切年代，现已很难一一考定，但可大致论定其创作时期是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即从公元前11世纪至前6世纪，前后大约500年间。《诗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在名称上便有比较明确的标识。它产生的地域是以北方的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扩展到了江汉流域。地域相当广阔。秦皇焚书，《诗》赖口耳相传得以保全。汉兴，广开献书之路，先秦典籍陆续重现。当时传《诗》者有鲁、齐、韩、毛四家。《鲁诗》出于鲁人申培，《齐诗》出于齐人辕固，《韩诗》出于燕人韩婴，《毛诗》亦由其传授者毛公而得名。毛公分别指大毛公鲁人毛亨和小毛公赵人毛苌。鲁、齐、韩三家诗属今文经学派，兴盛于汉武帝以后百余年间。《毛诗》属古文经学派，较“三家诗”晚出。当“三家诗”兴盛时，《毛诗》处于被压抑的地位。东汉以后，《毛诗》盛行于世。“三家诗”先后失传，传下来的便只有《毛诗》，这也就是流传到今天的《诗经》。《诗经》分《风》《雅》《颂》三类，有一小部分是由先世流传下来，又经后世补记或编定的，但这些诗歌的雏形产生的年代则远在西周建国之前，如《商颂》里那些商人用于祭祀英雄祖先的祭歌，《大雅》中那些对周族先王创业立国的颂歌等。《颂》诗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商颂》5篇，《鲁颂》4篇，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主要记述商、周先祖功业，歌颂他们对民族发展的巨大贡献。商、周的先祖，不仅是部族的军事首领，带领本部族保卫家园、开疆拓土，奠定九州统一的基础，而且是本部族的劳动组织者与领导者，有的还是劳动生产的发明创造者，这些颂扬英雄先祖的诗歌，便成了《颂》诗中的精华。这些先祖是当时先进社会力量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诗中塑造的也是生气勃勃的、对历史的发展有伟大贡献的英雄形象，与后世御用文人抽象地颂扬帝王功德的谀词是迥然不同的。《雅》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大雅》多数是西周公卿列士的献诗，主要用于朝会、宴会、朝聘。但也有周朝之前就流传的歌谣，如《生民》《公刘》《绵》等，这些叙述周人先祖后稷、公刘、古公父领导周民族奋斗发展的史诗，其产生的年代和诗中所描写的时代相距不会太远，从诗的节奏和韵律看，还保留着古老诗歌的特点。《大雅》中还有一小部分政治讽谏诗。在《小雅》中，政治讽刺诗已占绝大部分，这不仅因为这些诗是在周王室衰微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而且还因为一部分士大夫、贵族阶级下层人士甚至个别平民也参与创作，由于他们对当权者的昏庸腐败不满甚至憎恶，在他们讽谏的诗中多含怨刺与批判，指责了时弊、揭露了黑暗，表示了对时局的忧虑，反映了人民的某些疾苦。《小雅》中还有表现周室与周边部族之间矛盾的诗，诗中流露了反侵略的爱国思想。还有少量反映人民生活的诗歌，其格调已近于《风》诗。《风》诗与《颂》诗、《雅》诗有所不同，它数量多，来源广，产生于十五“国”，涵盖了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域；它的作者包括了当时社会所有的阶级与阶层，而又以劳动人民为主体，所以它所反映的内容异常丰富、广泛，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春秋中叶以前的社会生活。如它反映了劳动人民在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劳役兵役繁重下的痛苦生活，表达了劳动者不屈的反压迫反剥削的反抗精神及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揭露了统治阶级荒淫腐朽的生活，控诉了他们害民误国的罪行；叙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歌颂了劳动人民勤劳的精神；反映了婚姻与恋爱生活，表现了劳动青年坦诚、真挚、纯洁的爱情，以及他们为自由恋爱而与旧势力的抗争，也有一些诗描写妇女社会地位低下，被礼教束缚、被人遗弃的悲苦遭遇，对不合理的社会习俗与礼法提出控诉与抗议。《风》诗一百六十篇是《诗经》的主体与精华，后世人们甚至以“风”来代替对《诗经》的称呼。《风》诗多是民间歌谣，形式自由而多样，是反映丰富社会生活内容的比较理想的艺术形式，《风》诗的艺术特色代表了《诗经》的艺术成就。《诗经》艺术最基本的特色就是它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诗经》中的民歌都直面社会现实，从现实生活中概括生活画面与艺术形象，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及人们真实的思想感情，从而揭示了现实生活的本质，这种鲜明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成为我国几千年来文学创作中最优秀的传统。《诗经》305篇作品，产生于漫长的时代和辽阔的地域，反映了宽广恢宏的社会生活面。就其思想内容看来，主要包括周民族的史诗、颂歌与怨刺诗、婚恋诗、农事诗及征役诗、爱国诗等等。可谓丰富多采。（一）周民族的史诗在《诗经·大雅》里，集中保存了五首古老的民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生民》生动地描述了周始祖后稷神奇非凡的诞生：后稷之母姜嫄踩了天帝的脚拇指印而怀孕，生下后稷，以为不祥，抛弃了他，但他得到牛羊的哺乳伐木人相救，又受到鸟儿展翅遮护，因而不死：“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厥声载路。”接着写他对农艺的天赋才能，颂扬他长于农事、勤奋创业的英雄业绩。此诗颇富神话色彩，无异于一篇糅合神话传说的《后稷传》。《公刘》描述了后稷之曾孙公刘自邰迁豳的史迹，歌颂了他率领周人营建都邑、拓垦土田的创业精神。《绵》描述了周文王之祖父太王（古公亶父）始迂岐周、以开王业的丰功伟绩，歌颂了周民族艰苦创业、由小而大、兴旺发达、绵延不绝的光荣历史。《皇矣》主要歌颂了周文王伐密伐崇的胜利，赞美了文王继承先祖遗业、发展壮大周民族的伟大功绩。《大明》则颂扬了文王、武王父子的非凡功德，着重赞颂了武王伐商的辉煌胜利。值得一提的是，《大明》描述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写得绘声绘色，雄伟壮观：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汝，无贰尔心！”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既有军阵、军容的描绘，又有战车、战马的形容；既有整体的鸟瞰，又有局部的特写。动静结合，虚实相生，写出了牧野之战的战斗场面和师尚父的鲜明形象。从《生民》到《大明》五篇作品，合而观之，适成一组史诗。它们虽然简朴，却像是用粗线条较为完整地勾画出了周民族发祥、创业、建国、兴盛的光辉史迹，无愧为周民族的英雄史诗。我国古代留传下来的真正的史诗屈指可数，因而《诗经·大雅》中保存下来的这一组史诗就显得特别珍贵。（二）颂歌与怨刺诗中国古代诗歌有所谓“美刺”的传统，表现出鲜明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诗经》可谓开其端者。在《诗经》中，歌功颂德的作品占有一定比例，它们多属庙堂乐歌或官方乐歌，出自公卿列士或乐宫之手，在《颂》诗中保存最多。它们或颂帝王、歌天命，或颂战功、扬王威，或颂宴饮、赞嘉宾，其主要目的是为周王统治的合理性寻求神学的支持，并借助于上帝的权威以慑服臣民，以永保周王之天下。这些谀美的颂歌虽不能说一无可取，但从文学的角度看来，其思想意义及艺术价值实在无足称道。不过，应该指出，正是这一类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作品，成了后世那些讴歌承平、粉饰现实的谀美之作的榜样和典范。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及《国风》中保存了不少与颂歌异调的怨刺诗。在儒者看来，怨刺诗即所谓“变风”、“变雅”，是王道衰落、礼崩乐坏、政教不行、人伦废丧的产物。所谓“刺过讥失”、“匡救其恶”（郑玄《诗谱序》）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怨刺诗产生的政治、社会背景和道德、伦理因素，而且指明了怨刺诗的主旨所在。怨刺诗的确是乱世的产物，它们主要产生于西周末年厉、幽时期及其以后，无不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其中一些作品出自公卿列士之手，是贵族士大夫们的讽谕劝戒之作。它们或借史讽今：“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大雅·荡》）“赫赫宗周，褒姒威（灭）之。”（《小雅·正月》）或揭露现实：“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廉有黎，具祸以烬。於乎有哀，国步斯频。”（《小雅·正月》）或针砭昏君：“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犹之未远，是用大谏！”（《大雅·板》）或斥责佞臣：“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吴！”（《小雅·巷伯》）总之，不外乎悯时伤乱、愤世哀民，表现出诗人系心国事、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忠心诚意。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歌功颂德之作有相通之处。但诗人们对社会矛盾的大胆揭露，客观上具有不容低估的认识价值；诗中所抒发的深沉怨债，也表露了诗人们“忧心慇慇”的忧患意识。《雅》中的怨刺诗多出自贵族文人之手，《国风》中的怨刺诗则多出自民间，因而较为直接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其内容更深广，怨债更强烈，讽刺更尖刻，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和斗争性。如《魏风·硕鼠》愤怒地斥责剥削阶级是贪婪可憎的大老鼠。《魏风·伐檀》发出了奴隶不平的呐喊和反抗的呼声：“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对那些不劳而获的奴隶主贵族作了愤怒的揭露和理直气壮的责问，辛辣地讽刺了无偿占有劳动成果的剥削者。《国风》中的怨刺诗更多的是对统治阶级种种无耻丑行的揭露和讥嘲。如《邶风·新台》把卫宣公比做丑陋不堪的癞虾蟆，讽刺他夺占儿媳的丑恶行径。《鄘风·相鼠》道：“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以鼠之有齿反衬人之无耻，揭露了统治阶级无异于衣冠禽兽的实质，痛快淋漓地表达了蔑视和憎恶的感情。此外，《齐风·南山》《陈风。·株林》也有类似的讽刺。《国风》中的怨刺诗无不在辛辣的讽刺中蕴含深沉的怨愤，反映了广大下层民众不平的心声。（三）婚恋诗《诗》三百，精华在《国风》。《国风》中，又以婚恋诗最为精彩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