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

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浙江从河姆渡走来（史前时期）1973年夏，四明山下的姚江边，一批骨器、石器、黑色陶器以及大量动物遗骸的发现改写了江南文化的历史。7000年前的宁绍平原就已有了先人生活的足迹。他们崇拜鸟图腾，善驾船只，住干栏式建筑，种植水稻……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些生产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竟与后世越人惊人相似。这是“河姆渡文化”，人们所熟知的浙江历史的源头。我们已无法确切重构河姆渡先民的生活场景，只知道在距今7500年前后浙北平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片曾经卑湿而咸卤的土地开始变得适合人类生息。于是，以钱塘江为界，以南的宁绍平原，形成了河姆渡文化；以北的杭嘉湖平原，则形成了马家浜文化，后者进一步演化为崧泽文化，最后迎来了浙江史前文化的鼎盛时期——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是那个时代的一支强势文化，考古发现表明，在地域隔绝的史前，良渚文化对同时代的著名的大汶口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那时候的良渚人地盘日益扩张、文化交流频繁、人口经济繁盛，文化艺术异常繁荣。人们在遗址上发现了精美的玉器、漆器、丝绸、黑陶和一些可能与文字起源有关的图符，也出现了众多用于祭祀和贵族墓葬的人工高土台。这是一套以玉器为主体，以陶器、漆器为配体的礼仪制度。而“礼”的出现，正是文明的曙光。虽然良渚文化最终没有幸免于洪荒，但她的卓越表现表明，世界三大古文明之一的中原文明并不是孤立地、完全独立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那些纷纷衰落下去的史前文明，许多都被其积极地吸纳了，良渚文化就是其中被大量吸纳的一支。加上此前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与其后的好川文化、广富林类型、马桥文化，浙江可追溯的史前史显示出鲜明的地域特色：舟楫发达、文化交融频繁、水上交通便利、先民有着敢于冒险的外向型文化特质。“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王勾践曾这样描述自古以来的越地风俗。这种从文化源头而来的自由和洒脱，不禁让人想到了近现代浙江人所取得成就：得文明之先风，率先进入民主革命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在20世纪80年代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头……慷慨与隐忍（吴越）越王勾践的故事中国人耳熟能详。卧薪尝胆，忍辱负重，霸业终成。至于美人西施则成了世人心中古典美的化身，浣纱沉鱼，倩影永存。司马迁在《史记·勾践世家》中记载了越王返国后的故事：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籍之耻耶？”宋人王十朋因此这样描写越人个性：“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这种性格不但成为越国灭吴称霸的精神动因，也对此后浙江地域性格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春秋战国时期，今天的浙江大致包括了当时的吴国南部以及越国的大部分地区。而在更早的“百越诸族”中，勾吴文化与于越文化是浙江有历史记载的文化源头。从民族学上讲，吴越虽为两国，却属于同一民族。作为当时的军事强国，吴越人文身断发，勇猛彪悍、轻死而冲动。在后来西楚霸王项羽令人生畏的江东兵队伍中，就有不少吴越族民。而干将、莫邪在莫干山铸雌雄双剑的悲壮传说则让干越之剑的美名流传千古。不少传世的青铜剑至今不朽不腐，光泽锋利。故《汉书·地理志》曰：“吴、越之民皆尚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在礼乐中原，吴越的风俗和语言都是有些让人费解的。这里的文明晚熟而多元。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在这个中国地域面积最小之一的省份上，同时孕育着平原文化、山地文化和海洋文化。在文明之初，就已定型。从刚健到柔美的嬗变（两汉六朝）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写春。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是写秋。这是东晋会稽人谢灵运的绝唱。他是山水诗的开创者，诗作清新自然，启一代新风。湖州人沈约则是韵体文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他率先把汉语音韵学应用到文学创作，对此后的唐宋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骈体文甚至成为一种规范的公文格式留传后世。而南朝几代帝王多雅好词章，才华横溢，导扬风雅，奖掖文士，江左文学极盛。可以看到，这些文化特质与之前的“轻死易发”截然相反，却与后世人们眼中吴越文化阴柔的美学特征相符合。事实上，勇猛刚健的吴越文化特点在汉初犹然，在东晋南朝以后，就渐渐被尚文、儒雅的风气取代了。这种转变在本质上是因为接受了中原文化和儒家价值观的影响，在时间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空间上是一个由北向南逐步推进的过程。两汉及三国的吴越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为汉文化的一种区域文化，而不再是一种少数民族文化。究其原因，秦汉的征服战争和郡县制的推行，三国孙氏的镇抚山越，及至中国古代第一次人口南迁高潮——西晋永嘉南渡，都对汉人南迁、民族融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新的吴越区域文化特征是在移民大潮和文化交流中逐步实现的。此时，吴语也与北方士人的洛阳官话互相渗透，一种朝野士庶通用的新语言出现了。它同时具有汉魏中原汉语的基本语法和丰富词汇，以及原始吴语的婉转发音和生动习语，成为一种非常优雅和富于表现力的新汉语方言。不施粉黛的六朝吴歌，浓妆艳抹的骈体文所树立的柔美的美学特质，正是六朝以后江东文化的特征，也是浙江文化的特征。它塑造了后世浙江文化最典型的风格：柔美、灵秀、如水。它赋予“吴越”、“江浙”、“江南”等专有名词以特别的美学意蕴。有趣的是，在五胡乱华与永嘉南渡之后，北方由于输入游牧民族的新鲜血液，文化风尚向着刚好相反的方向发展，由温文儒雅一变而为刚健尚武。这种南北文化的格局传衍至今。文化的人间天堂（隋唐宋元）相传，五代钱缪镇吴越时，曾使名画工二三十人沿江相候，看北方士子流移南来，画下他们的容貌，择清俊福厚者录用。这既体现了钱王尊贤渴士，也说明了当时大量北方士大夫为避战祸，南下两浙。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晋代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宋代的靖康之乱，都引起了由北向南的移民浪潮，对浙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宋室南渡，定都杭州，更是使杭州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说起杭州，其兴盛始于五代吴越钱氏。扩建城池、修筑捍海塘、浚治西湖，杭州及两浙在其保据下，于唐末乱世晏然无事九十年，终成乐土中的天堂。政治的长期稳定和日趋中心化使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稻作农业高度发展，精耕细作培育了浙江人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品质，协作精神、群体观念，以及细致认真的地域性格。而桑蚕和丝绸文化则培养了人们温柔典雅的审美情趣和平和雍容的人文性格。这是文化繁荣的厚土。仅举几个例子。“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初唐，婺州骆宾王7岁咏鹅。“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是盛唐越州永兴人贺知章历经沧桑后的感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是中唐吴兴人钱起的绝唱。“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是武康人孟郊的苦吟。“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语出北宋词的集大成者，钱塘人周邦彦。“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隐居杭州的林逋诗句恬淡，去尽铅华。“红酥手，黄縢酒……莫！莫！莫！”一曲《钗头凤》唱尽世间深情。“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苍劲悲怆的爱国情怀虽死犹在。这些耳熟能详的诗篇出自南宋伟大诗人，绍兴人陆游。在哲学方面，南宋时期的人们将婺学与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合称为浙东学派。是时，浙东之学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并视为南宋三大学派。与朱、陆之学不同，浙东之学继承儒家“外王”之道，关注个人修养之外的经世精神，又被称为“功利学派”。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先有范仲淹倡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有王安石变法的成败荣辱。浙东精神也成为宋代新儒学基本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及至词人吴文英、陈允平、张炎、周密等，诗人汪元量、戴复古、杨维桢等，画家刘松年、夏圭、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等，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具有重大历史影响力的古典小说，都诞生在浙江这片土地上。自唐至于宋元，浙江文化日趋成熟，并成为全国的主流文化。虽然吴越文化依然还在接受其他区域文化的影响，但更多的却是其文化成就影响和引领着中国的潮流。这一时期，政局变化、移民潮等外在因素对文化的发展仍起着重要作用，但浙江文化的内在因素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两者互相结合，使浙江文化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铸民族之魂（明清及晚清以后）在明以后的历史上，有三个举足轻重的浙江人。其成就在于文化，更在文化之外。第一人，于谦。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英宗被俘。精锐的瓦剌军队兵临城下。大臣们主张南逃。此时，兵部尚书于谦站了出来：“言南迁者，可斩也。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他力排南迁之议，立新帝，决守京师。于是，书生于谦亲率京城仅剩的预备役和后勤部队布防迎敌。奇迹出现了：明军击退瓦剌精兵，迫使对方遣使议和，明英宗得归。于谦，钱塘人，字廷益，号节庵，明朝名臣，民族英雄。“两袖清风”的成语就来自于他。然而在天顺元年，于谦因刚直而身陷政治阴谋，以“谋逆”罪被冤杀。史载：天下冤之！抄家的官员发现这位一品大员一穷二白。他的伟大不需要任何人去肯定，也不需要任何证明，因为他的一生就如同他的那首诗一样，坦坦荡荡，堪与日月同辉。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混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第二人，王守仁。王守仁儿时的志向是做“圣人”。明弘治十二年（1499）王守仁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三年后却因得罪当权宦官刘瑾，谪贬贵州龙场。富有传奇色彩的是，王守仁在去龙场的路上机智地逃脱了锦衣卫的追杀，终在龙场悟道。刘瑾被诛后，王守仁被重新启用，官至南赣巡抚。事实上，哲学家王守仁最为人称道的事迹，是他平定赣南民变，军事解决扰民成患的强盗痼疾，以及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平定南昌宁王朱宸濠之乱。他被称为“大明军神”。后因功高遭忌，王守仁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终逝世于讲学途中。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筑室读书于故乡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被封“先儒”，奉祀于孔庙。他的心学，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他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集宋明心学之大成。他的思想流传千古，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都从中受益匪浅。他的心学还漂洋过海，深刻影响了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第三人，鲁迅。1902年，周树人东渡日本，学习医学。弱国子民，倍受歧视。一次看电影，周树人看到众多的“体格强壮，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淡然地围观被当作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他意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于是，弃医从文。那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问题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1918年5月15日，周树人在《新青年》杂志上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它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础，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这篇小说大胆揭露了人吃人的封建理念，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严厉的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鲁迅，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像刷子一样直竖的头发，一个隶书的“一”字形的浓密胡须，是他留给世人的形象。鲁迅的小说，将目光集中于社会最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华老栓、阿Q、祥林嫂、闰土、孔乙己……这些故事和人物，都出自于他对故乡的记忆、不满与深爱。他希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的散文则充满着他对哲学的体悟和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怀念。而最充分体现鲁迅力量的还应首推他的杂文。在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他一生写了《坟》《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等16部杂文集，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不同阶层的不同的人物，嬉笑怒骂，词采飞扬。他是当之无愧的民族之魂。如果说隋唐宋元是浙江文化的成熟期，那么，明清及晚清之后则是浙江文化大放异彩的新时期。于谦、王阳明、鲁迅，是影响中国文化史进程和当今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大人物。我们还能列举出许多响亮的名字：方孝孺、张岱、吴伟业、钱谦益、朱彝尊、査慎行、袁枚、凌濛初、徐渭、李渔、陈洪绶、黄宗羲、龚自珍、章太炎、王国维、钱玄同、陈望道、夏承焘、俞平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