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秦晖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秦晖以１９９７年十月革命８０周年和世纪末的临近为契机，近年来国际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又趋活跃。面对着本世纪社会主义运动这—人类历史上惊人的大起大落，无论从“社会主义复兴”还是从“社会主义反思”的角度，人们都对中俄两国关注最多：俄国社会主义何以兴衰相继？中国社会主义何去何从？然而人们也没有忘了第三个大国美国，这个经典上所称的社会主义土壤——现代工业文明、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最发达、而本世纪又似乎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最绝缘的国家。当“现实社会主义”在全球高潮澎湃之时，“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美国例外论”命题曾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讨论。而９０年代苏东剧变、“没有社会主义”成为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普遍现实时，有人却提出了“为什么美国有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新的“美国例外”命题。正如著名美国社会学、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其最近一本书中所说：“美国例外主义”成了—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砍向社会主义的普遍论，也可以砍向反社会主义的普遍论。而在这个世纪末，任何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说法如果离开了美国的经验正如离开俄国、中国的经验一样，都将缺乏解释力。一、“社会主义者爱美国”与“美国不爱社会主义”曾记得４０年代的国际共运中出了所谓“白劳德修正主义”：当时的美共领袖白劳德提出“美国特殊论”，认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那些矛盾在美国的条件下很难尖锐化，因而通常意义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在美国也难有前途。为此他解散了美共，并认为美国左派只有走劳资合作、妥协改良的道路。白劳德的此种看法导致了当时还是斯大林主义一统天下的“国际共运”阵营的齐声斥责，所以他被美共开除而告终。然而事实终归是无情的：在这以后的半个世纪中，美共并没有因为清除了白劳德这个“绊脚石”而时来运转，反而日薄西山，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把它当成一回事了。仅仅美共如此倒也罢了，美国历史与现实的耐人寻陈之处在于：不仅苏联模式的“共远”在美国从来不成气候，其它模式的诸种“社会主义”乃至反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各色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也都难以生根，起码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其它主要国家相比是如此。社会民×派、民粹派、无政府工团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法西斯）等运动在美国也从未形成声势，而它们在欧洲、在堪称美国文化之母的英国、在与美国同属新大陆的南美地区都曾各领风骚。社会党国际的美国成员——美国社会党及其衍生党在１９１２年高峰时也仅有党员１１.８万（而此时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党都已众逾百万），此后每况愈下，２０年代末党员不到７万，到８０年代后期它的两个后续党（民×社会主义者共和人民党与社会民×党）总共只有８０００名左右成员，实际已名存实亡。显然，美国的社会民×主义者不仅难望北欧同仁之后尘，也绝无可能与密特朗、勃兰特等西欧同志相比肩。我们后面将提到的美国社会党领袖哈林顿是社会党国际主要理论家，位居国际的名誉主席，然而他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却远比他在“国际”论坛上影响逊色得太多。美国历史上的人民党人（thePoPulists）曾被一些论者视为俄国民粹派的同类。但事实上他们不仅声势、影响不及，而且在性质上也相去甚远。俄国民粹派崇尚公社和“人民专制”，是所谓“农业社会主义”者，而美国人民党人——我姑且把他们称之为“农业自由主义”者——对这两样东西是绝不感冒的。可以说，“农业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历史上基本上不存在。至于美国的工会，它不仅是劳资妥协的专家，而且在捍卫所谓“美国人的价值观”方面历来比颇讲实用主义的政府与商界要极端得多。在美国，工人比资本家更“反×”，工会比商界更“冷战化”，这是众所周知的。仅仅列举以上这一切倒还不足为奇——人们可以说，例如像沙特阿拉伯这类地方也是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都吃不开的。然而美国案例的另一面恰恰在于：很久以来，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各种流派“社会主义者”都对美国怀有远胜于他们祖国的好感，乐于在美国寻找其价值理性的经验依托，当他们在祖国碰了钉子时，往往便寄望于美国，企图在那里实现其人文关怀与社会理想。当年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英国人欧文在本国未遂其志，便跑到美国去建立他的“新协和村”理想国。法国人卡贝在本国发表了他的乌托邦设想后，也来到美国去实践他的“伊加利亚之旅”，而且据说“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俄国的一批民粹派志士在“民意党密谋”失败后在祖国无处容身，便跑到美国建立了着名的堪萨斯州“雪松谷公社”，维持了十余年的“大同”实验。这些理想主义者看好美国可以说决非是仅仅看中了新大陆的空旷可居，这一点在列宁关于“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式道路”的善恶二元对立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个后来成为美国头号对手的超级大国的缔造者在１９１７年以前的十余年间经常把俄国现代化道路的一切光明面都归结为“美国式道路”，而阴暗面则归结为“普鲁士道路”，并屡屡发誓要为使俄国走上“美国式道路”而奋斗。其语调之热烈几乎可与１９４９年前的中国××党人“走俄国人的道路”的热情相仿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中在野的社会主义派别更其然。俄国社会民×党中的孟什维克派与布尔什维克派分手后成了对头，但１９１７年以前两派都倡导“美国式道路”。１９１７年后孟什维克被掌了权的布尔什维克镇压，仍不改此愿。孟什维克首领唐思直到１９４７年在国外去世前还希望“实现俄国社会主义形式的‘美国化’”。无独有偶，十多年后被斯大林逐出国门的托洛茨基在对苏联失望后也曾把“第四国际”的事业寄厚望于美国。他不仅授意由美国托派代表主持“国际”成立大会，晚年联络重点也转向美洲，甚至还把自己身后全部档案文牍都转让于美国的大学，虽说直接目的是卖钱，但也不乏更深远的希冀。孟什维克与托派，—个比苏联当局更“右”，一个比苏联当局更“左”，但两者都在美国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某种希望，这是颇有意思的。总而言之，“社会主义者看好的美国”与“在美国碰壁的社会主义”都其来甚久。一方面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在美国都难以立足，另一方面美国以外的各国种种“社会主义”者又多向往美国（而且决不是仅仅向往它的物质方面），这种奇特的反差确实耐人寻昧。于是，“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便成了近一个世纪来人们议论的话题。为此产生了种种解释，然而有说服力的似乎不多。当然，最难让人信服的是一些美共人士的说法：统治者的镇压与白劳德、洛夫斯通之类的“内奸”阻得了美国社会主义的兴起。无疑，把美国的“自由”理想化是不足取的，我们都知道有个麦卡锡时代。但相对而言应当说在历史上：美国的政治自由空间一般比欧陆还是大得多，如果这点镇压就足以扼杀社会主义，那也太小瞧这种人类理想的生命力了。而经历了从科伦审判到“斯托雷平反运动时代”种种磨难的欧陆社会主义又怎么会曾有如此气候呢？文化决定论者喜欢谈论传统的作用。然而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有何不同于欧洲的文化传统可言？近年来“英美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的两分法颇为流行，似乎“经验主义”是比“理性主义”更不利于激进思潮的成长。然而同在“英美经验主义”背景下，英国工党与美国社会党的不同命运又怎么解释呢？有人强调新大陆机会多，劳动者不易感到生存压力而滋长反抗情绪。然而同为新大陆，拉丁美洲的各种社会主义运动又为何如此活跃？更常见的一种解释是说美国工人生活富裕，因而没有穷则思变的社会基础，这就是所谓“关于美国社会主义失败的‘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然而正如下文将引的哈斯班兹和哈林顿等所言，本世纪初德国工人吃到的“烤牛肉与苹果馅饼”并不比美国工人少，但德国社会民×党却在那时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可见美国人不“思变”未见得就是因为不穷。还有些论者很强调罗斯福新政的改良作用对美国社会主义潜势的消解，甚至认为罗斯福新政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主义”。这当然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问题在于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思考早在“新政”之前很久就产生了，用“新政”作为它的答案因此至少是很不够的。这也就是我们要研究早于“新政”二十余年问世的桑巴特着作的原因之一。二、物质替代还是价值替代：桑巴特的解释人们对W.桑巴特不会陌生，这个世纪初驰名世界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生思想倾向多变，早期接近马克思主义，后转为极端保守主义，到晚年又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并对纳粹表示同情。但任何时候他都不认同自由经济思想，因此他写《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决不是为了要替“美国主义”辩护的。此书以德文出版于１９０６年，当时桑巴特还是个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此书发表后几十年内译本众多，法、西、英、日等文译本均有。而若干译本前还附有评价此书的论文式长序，作序者往往也是知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这些序文连同桑巴特的原书一起，勾画出了几十年间欧美两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探索过程。作为一个德国人，桑巴特是在美欧（主要是美德）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表的，他认为美国工人与欧陆相比有如下特点：１、美国工人更“倾向于对资本主义的善意态度”。这首先是因为它成功地供给了他们的物质需求，其次也因为他们融入资本主义制度的那种“经济整合”方式。这一整合方式受到在许多企业中使用的计件工资的有利制度和各种奖金与利润分享制的推动。这个说法在桑巴特之后又为许多人所发展，如熊彼特指出：美国社会主义的难产是因为“普通有资格和受尊敬的工人都是、或自认为是企业人，他成功地使自己适应于利用他的个人机会，……他理解并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其雇主的思维方式”。２、美国工人对美国的政府制度持善意态度，它的“公民整合”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尤其是建基于启蒙原则之上的普选制与宪政民×更集中地促进了这种整合。桑巴特的这一看法后来也有许多支持者，他们指出：统治精英通过民×程序把工人阶级结合到政治进程中的成功尝试对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起到了最大的阻抑效果。有人还推而广之，认为工人阶级激进倾向在１９世纪后半期的英国以及战后联邦德国的衰落，主要也是这个原因。而１９世纪德国工人比较激进，则是由于没有这种整合机制。我们可以把这种解释模式简化为“民×消除激进（或曰民×使人保守）”的公式。３、成功运作中的两党制下产生一个新政党的困难，也是美国社会主义者无所作为的原因。据说美国社会党与此前的人民党都是“第三党困境”的牺牲品而在两党游戏中被淘汰的。４、美国工人阶级潜在的激进主义倾向因被美国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物质报酬所收买而消亡。这就是所谓“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桑巴特认为美国工人所处的“超级物质环境”已预防了反对派及社会民×倾向在美国无产阶级中的发展。桑巴特在书中用了最大的篇幅旁征博引地调动大量统计资料证明美国工人比欧洲工人（主要是德国工人）更富有。他说，尽管美国“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与实际的中产阶级间富裕程度的差别”仍然存在，甚至可能还在扩大，尽管社会财富的总分配可能正变得更加不平均，但由于美国工人发现他们比欧洲工人过得更好，于是便心满意足了。这—所渭工人生活“资产阶级化”问题是桑巴特解释中引起非议最多的内容。５、美国较好地实现了机会均等，工人阶级（与欧洲相比）有更大的机会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地位，实现社会独立的流动性。桑巴特认为这是“在考虑（美国）无产阶级心理如何发展时最重要的”因素。在他看来，美国工人向往资本主义社会的“顶层或近乎顶层”，他们比欧洲工人有可能成为小资产阶级企业主。６、一个开放的边疆地区的存在起着减少美国工人好斗性的效果。在这方面桑巴特可能受特纳（F.J.Turner）的“新边疆史观”的影响。他认为美国广阔的西部“新边疆”的存在为美国工人提供了“逃入自由”的机会，如果劳动条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变得太压抑的话。事实上，美国历史上大量“穷愁潦倒”的工人从东部移居西部而成了独立农场主，从而使边疆成了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和“美国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障碍。总之，桑巴特认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归纳为物质替代（物质上的满足“替代”了对平等之类价值目标的追求）和价值替代（“美国式”的平等替代了“欧洲式”的平等而成为价值理性的主体）两点。但桑巴特在他的书中以主要篇幅谈的是物质替代，而对价值替代则讲得较简略。三、寓“平等”于“自由”之中：美国社会主义者的评论自桑巴特发起“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讨论后，数十年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