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政治意识与生存交往

我们时代的政治意识与生存交往摘要：进入“后冷战时代”以来，战争与和平问题变得更加迫切，增加了新的内涵和本质德国政治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今天的战争包含着发展为核战争的可能性，核战争将导致人类的灭亡。作为一种生存保护的界限，战争关乎人类的前途命运。为了制止战争，为了解决这一迫在眉睫的课题，人类应当基于自身的生存自我理解，致力于一种超政治的生存相互交往，雅斯贝尔斯提出了旨在防止战争、维持和平的三项前提条件：公约、交往和开放。他认为，建立在不同文明共存共赢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预防世界大战的保障。因此，最值得期待的是，你我之间、各民族之间、各宗教之间、各国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开放、真诚对话、和平交往、求同存异，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关键词：后冷战时代；战争；和平；政治意识；生存交往中图分类号：B516.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4-0053-11引言：后冷战时代：和平，抑或战争？人人拥有过/但谁也没有珍惜过/甘泉滋养了我们每一个人/哦，如今和平这个词又有着怎样回响呢！……夜夜做梦/夜夜仰望着你/预感着生气勃勃的希望/急不可耐，已经摘下树上的黄金果实。――赫尔曼?黑塞：《和平》（1914年10月11日）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所谓“后冷战时代”（diePost-AradesKaltenKrieges）。“后冷战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地缘政治”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区域武装冲突和地缘战争有可能发展成为大规模战争，其中包括使用核武器。乌克兰危机被视为一次地缘政治的“游戏改变”，从中折射出大国之间激烈的政治、经济、军事博弈。事实上，乌克兰内战已经将世界置于“全面战争”的灾难边缘，以至于世界舆论惊呼：自1939年以来，世界从未像现在这么接近“一场世界大战”。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深入发展。世界舆论开始担心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例如，最近美俄在黑海周围剑拔弩张、大秀肌肉，同时举行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引起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甚至有媒体称这是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进行排练，，事实上，当前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剑拔弩张的局势再次将世界带到了核战争的边缘，令人联想起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与此同时，围绕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去留，美俄在叙利亚的交锋已趋于白热化。于是，从波罗的海、黑海到地中海，美俄正酝酿一场血雨腥风的战略角逐与全面较量。千钧一发、危在旦夕。一旦美俄爆发军事较量，战火将向全球蔓延，完全有可能导致世界性战争再次爆发，甚至冲突双方有可能先发制人主动使用战术核武器。此外，随着奥巴马实施重返亚洲战略，南海问题已成为各国地缘政治问题的泥潭。围绕着南海油气等资源开发，各国之间的博弈早已开始。“后冷战时代”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核战争、核扩散威胁依然存在。当下，美国新型核弹B61-12正计划部署欧洲，而俄国准备用战术核武器打击与美国结盟的任何欧洲国家。此外，近年来，朝鲜、伊朗核问题一直困扰着国际社会，而关于恐怖主义分子是否拥有了核武器的猜测更是不绝于各国媒体的报端。恐怖分子是否拿到了核武器虽不得而知，但是。核武器在国家间的扩散正在呈现加速趋势，世界范围的核扩散，要比过去复杂得多、广泛得多、深刻得多。一方面，地区冲突、大国角力、各种分裂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正严重威胁世界和平；另一方面，就像冷战时代一样，核武器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依旧高悬在人类头上，一触即发的核战争仍然是威胁人类生存的挥之不去的梦魇。世界正处于新的冷战边缘，西方世界与俄罗斯之间的猜忌、不信任和敌对情绪日渐增强。欧洲和中东地区正在引起新的流血冲突，世界强权之间对话已处于崩溃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有理由说，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的冷战边缘，甚至可以说新的冷战已经开始。因此，进入“后冷战时代”以来，重建东西方之间、各国之间的信任关系，防止战争、维持和平乃是我们时代一项最紧迫的课题。尤其是，进入“后冷战时代”以来，博科圣地、基地组织、“伊斯兰国”（IS）等极端组织、恐怖组织的崛起，使得战争与和平问题变得更加迫切，增加了“国际反恐”这一新的内涵和本质。当下，极端组织对巴黎等世界各地发动的恐怖袭击，使得战争的呼喊在法国、甚至整个欧洲上空回荡，但这次不是因为大国争霸，而是为了回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针对2015年11月13日晚巴黎恐怖袭击，德国《每日镜报》评论称：“恐怖主义正强迫我们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周五晚上是如此可怕，那么充满古老的血腥，西方不可能不承认，整个星球面临着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与凡尔登和斯大林格勒无法比拟，但超出常规战争，甚至具有全球性的维度。”法国总统奥朗德直言此次袭击是战争行为；法国总理瓦尔斯14日晚在一家电视台说：“我们处于战争之中。威胁将继续，法国人不得不对此习以为常。”法国《费加罗报》头版社论标题是“赢得战争”。这种声音在欧洲其他国家得到呼应，德国《时代周刊》建议德法建立一支共同的军队保卫欧洲，《国家利益》杂志呼吁英国推翻下议院有关空袭叙利亚的禁令。因为这是一场西方必须坚持到底的战争。在后冷战时代，虽然战争形式和战争内容已经与冷战时代战争有所不同，但是如何防止战争，特别是避免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仍然是各国政府和人民面临的共同问题。原子弹自发明开始，就由于具有巨大的破坏力，一直遭到全世界人民的一致谴责。20世纪60年代，美苏两国已经拥有大量毁灭性武器，尤其是，核竞赛、核对抗不仅直接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全，甚至将全人类置于灭绝还是存活的岔道上。遥想1962年美苏对抗全面升级，东西方冷战被推向顶点：苏共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决定向古巴运送导弹并修筑导弹基地而导致美苏核战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恰恰在之前不久，德国政治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原子弹与人类的未来――我们时代的政治意识》（1958）一书中，高瞻远瞩，俯瞰世界，立足于我们时代的政治意识，以政治思想家的新视角沉思人类的前途命运，深切表达了他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希望与忧虑，阐明了关于制止战争、遏制核战争、维护人类和平的诸多真知灼见。从哲学层面上看，雅斯贝尔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规定和讨论是建立在“生存的理性”这一根本哲学理念基础上的。因为政治的原则并非是暴力和战争，而应当以普遍交往的意愿为基础，所以他的政治思想力图用理性来关注每一个生存。从而使这个生存成为开放性的、交往性的生存。从政治学视角或政治现实侧面上看，雅斯贝尔斯对战争与和平的理解强调政治与伦理的关系。始终有意识地处理好合法性与道德性、共同体与个人、秩序与暴力之间的矛盾。因此，他的政治思想反对抽象思辨的政治漫谈，认为这种缺乏现实性的抽象漫谈只会使政治变成空话，并且将它出卖给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为罪犯国家奠定基础。本文的主旨在于，围绕雅斯贝尔斯的《原子弹与人类的未来――我们时代的政治意识》等政治作品，聚焦探讨雅斯贝尔斯的战争与和平观，从他对战争与和平的生存理解出发，寻觅关于制止战争、维护和平这一我们时代最紧迫课题的解答。一、作为此在保护界限的战争在早期著作《这个时代的精神境况》（1931）中，雅斯贝尔斯就已经明确阐明了他对战争与和平坚定不移的立场。他从生存视角把和平与战争理解为此在秩序（Daseinordnung）与此在保护（Dase-infürsorge）的分界线，尤其把战争理解为此在保护的界限。在乱世纷争的对立国之间，一旦废除为防止战争所签订的各项条约，两国所拥有的权力就会突变为暴力。正因为如此，革命也是此在保护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劫后余生”这一生存论上的决断，此在保护就在新的活动和法的基础上得以实现。雅斯贝尔斯这样写道：“一切理性的计划都指向这一秩序及其技能的改善、障碍的排除、伸张正义、法和维护和平。社会的国家意识正是这种行为的原动力。”虽然政治力量试图避免战争，但是，战争仍然拥有一种可能性，对于一切此在而言，战争都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一方被另一方驱入绝境，以至于不经过战争就会灭亡或沦为奴隶，那么这一方即使渴望和平，力图避免战争，也难免无端地卷入战争。为了维护人自身的自由，抵御他国的侵略，雅斯贝尔斯肯定战争的可能性。某种意义上，他甚至强调“防护准备”（Wehrbere-itschaft），即备战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雅斯贝尔斯反对没有任何历史效应、只会招致无谓杀戮、牺牲和破坏的一切战争。在他看来，这种战争是一种蔑视人权、玷污人的尊严的战争，必须加以全面否定和坚决拒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战争武器不断丰富多样，战争对人类造成的破坏愈发巨大，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他反对任何不计生命代价的无条件的战争冒险，因为这种冒险不仅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问题，也使本来的历史命运成为问题。他强烈呼吁，应当无条件地制止因国家领土或经济集团的利益而引发的战争冒险和武力冲突。雅斯贝尔斯之所以坚决否定当今世界上连绵不断、旷日持久的战争，是因为这些战争并不是源自某种确凿信仰而是源自利害打算的战争。就是说，这种流血战争不是出于真正文化共同体的斗争，而是出于扩张国家领图、掠夺战略资源的斗争，其实质不仅是机器对机器的战争，同时也是把被动的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儿童当作对立一方的战争。纵观今日大小战争，例如。恐怖袭击、领土争端、地区冲突、部族冲突和仇杀等，完全缺乏为未来而战的人的高贵性。在今日战争中，已经找不到昔日希腊人为对抗波斯人而浴血奋战的那种崇高的历史决断、高昂的爱国精神和冲天的英雄气概。同样，雅斯贝尔斯也坚决否定出于贪婪欲望的战争，出于麻木不仁、盲目邪恶意志的战争，出于非理智冲动和本能的战争，出于破坏意志或自我保护意志的战争。为了抵御这些非正义的战争，一方面，他主张应当通过政治协商和理性沟通，排除军事实力炫耀和武力威胁：另一方面，他主张应当废除各种军事博览会，因为这种博览会不仅为战争意志和战争决议摇旗呐喊、鸣锣开道，也掩饰了被凝固汽油弹烧得面目全非的人的凄惨面貌以及饿得皮包骨、奄奄一息的人的悲惨景象。与此同时，他也抨击和平主义者采取消极的不抵抗主义，认为其实质是一味粉饰太平、鼓吹和谐、奴化人民、麻醉民众、对抗民意。而且，无论是好战主义者还是和平主义者都将自身的立场绝对化，使之变成了排他性立场，以致不能换位思考，总是陷入狭隘、闭塞和怨恨之中。在20世纪30年代，雅斯贝尔斯既不承认永久和平即将到来，也不承认将会发生“历史地富于内容的战争”。因此，他认为，当时的人们不得不接受生存体制与极端暴力之间的紧张对峙。尽管如此，他似乎觉察到笼罩在战争乌云中的一丝和平的征兆。对此，奥地利雅斯贝尔斯研究专家库特?萨拉蒙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凭借理性，凭借强有力的力量生成，所有其他国家都能够制止战争，并且为了永久和平，正视问题、以史为鉴，找出事实上造成战争威胁的原因，那么，说不定能转危为安，笼罩在头顶上的欧洲战争就会被制止。由于战争武器的发展，所以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也会使战争发动者与战争反应者同归于尽。因此，在对外关系上，一个光明磊落、远见卓识的真正领导者（echtenFührer），必须具备足够的耐心、耐力和勇气，从国际法和人类共同利益出发，坚持求同存异、互惠互利，避免狭隘民族本位主义，摒弃极端种族优越主义。最终，雅斯贝尔斯形成这样一种临界意识，即由于原子弹的出现，世界现实乃至战争与和平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的思想与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息息相关，即在这个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中，“新人”将如何解决自身所面对的状况。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他这样写道：“人们最终被卷入唯恐避之不及的战争之中，不得不为自我保存而准备战争。这种战争恐怖的恶循环源自拥有战争手段的人们的团结一致，要打破这种联合的力量，要么依靠足以禁止针对其他一切国民宣战的唯一的团结一致的权力，要么依靠指明从毁灭发展为新人之路的、对于我们而言是不可能的命运的作用。虽然渴望这后者之路起于一种愚蠢的无力行为，但是，在并非自欺欺人的那里，将承诺这条路的兑现可能性。”这样，在早期著作中，雅斯贝尔斯把社会正义、法以及自由支配下的和平理解为国家的社会生存体制状态。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