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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与理论第一节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历史一、哲学思辨阶段（孕育时期）这一阶段从古希腊开始，延续到19世纪初。其特点是，根据哲学思辨及社会准则来认识社会行为。这是社会心理学形成前的一个准备时期，即霍兰德所说的社会哲学阶段，其母体是从古代希腊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思辨哲学。这一时期与其后的几个时期相比，时间跨度较长，而且由于在这一时期中“社会心理学思想同一般的心理学思想的见解紧密相连，因此很难把‘纯’社会心理学观点划分出来”（安德列耶娃，1984：24）。但这一时期理论的系统化和条理化直接为后来社会心理学的各理论流派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如果说要在该时期找出和现代社会心理学较为接近的主题的话，那么，这一两千年中社会哲学家们围绕“人性”所展开的争论算得上是“正宗”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人性善说：柏拉图到斯金纳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为，人性虽然不能完全摆脱生物遗传的纠缠，但却可以受到环境和教育的深刻影响。因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设计一种社会，使其中的孩子能够由适当的教育加以适当的塑造。柏拉图的理想主义观点在后来的社会哲学家康德、歌德和卢梭等人的学说中继承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认为，人具有潜在的善性，使人趋向邪恶的是邪恶的社会；因此，改变人性的前提在于改变社会。新行为主义者斯金纳改变个体行为的强化理论其哲学思想也是出自这一母体。人性恶说：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维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社会源于人的自然本性，而人性又是由生物或本能的力量所支配的，因此，改变人的本性、建立理想国的主张是无法实现的。亚里士多德为当代社会心理学直接开辟了诸多研究领域：“现代社会心理学许多有关态度或劝说的研究是与亚里士多德直接联系着的。亚里士多德将这些内容归入修辞学的范畴”（威廉·S.萨哈金，1991：1）。他在《诗学》中提出的“宣泄说”孕育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说”，并进而影响到当代社会心理学对人类侵犯行为的研究；他在《尼考马可伦理学》中阐释的人类行为的交换论观点也称得上是现代交换论的滥觞；而他关于社会和人性的学说则经圣·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由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给予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二、经验描述阶段（形成时期）这一阶段是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经验描述阶段是社会心理学的形成时期，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的专著，标志着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诞生。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是人类社会发生重大历史变化的时期，伴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和由此而来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的发展，许多学科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其中包括那些同社会生活的各个过程有直接关系的学科。马克思和恩格斯敏锐地意识到，工业文明的发展为人类了解自身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他们提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确实，在这一时期中，与阐释人及人类社会本质有关的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都逐步建立了起来。这一切，连带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为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形成提供了合适的土壤。1905年的芝加哥：工业文明的一种诠释社会心理学的形成标志1859年，德国人M.拉扎勒斯和H.斯坦达尔联袂主编《民族心理学和语言学杂志》，借助哲学、人类学和史学的取向，对民族群体的语言、风俗、习惯进行研究。社会心理学由此进入了社会经验论阶段。1897年，美国人特里普利特对“竞争”现象进行了全新的研究，这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首次实验结果；这一年被称为美国社会心理学的诞生之年。1908年，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和英国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分别出版了以社会心理学命名的同名教科书；社会心理学终于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土壤中脱生出来走向独立。三大直接来源之一:德国的民族心理学早在1807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就曾论及不同于个体精神的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是在历史的进程之外独立存在着的，而作为个体的人们只是它的代理人。在黑格尔那里，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只有作为某种普遍物的成员才能表现自己”（黑格尔，1961：323）。此后，哲学家拉扎勒斯和语言学家斯坦达尔提出，历史的主要力量是“民族精神”或“整体精神”，并由此成为民族心理学的直接缔造者。通过拉扎勒斯和斯坦达尔的杂志，现代心理学之父冯特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他历时20年（1900－1920）写出了十卷本的《民族心理学》。冯特认为，民族心理学的较为合适的研究领域涉及到“由共同的人类生活所创造的那些精神产品，因此，仅凭个体意识是无法对它加以说明的”（Wundt,1916：3）。比如，语言、神话和习俗就不是由个体创造的，而是社会的产物；因此，民族心理学应当采用自己的方法对这类文化产品进行分析。三大直接来源之一:法国的群众心理学这一理论形态是法国早期社会学的直接产物，塔尔德在他那本被誉为“值得在社会心理学发展的任何一种说明中简略提上一笔”（查普林等，1984：309）的著作《模仿律》（1890年）中创设了模仿理论，并借此来解释人的全部社会行为。塔尔德写道：“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一切事物不是发明就是模仿”，并且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现象”，连犯罪也是通过暗示、模仿和欲望等社会原因产生的。由于塔尔德将模仿和暗示视为最简化的个人活动，因此他认为对群体行为最为成功的说明应该是个体的或心理学的，而不是社会学的。迪尔凯姆则与此恰恰相反，他认为社会的事情是无法还原到个人水平的。因此，社会心理学只能从群体开始并终至于群体。群众行为的研究者：黎朋黎朋接受了塔尔德的观点，以具有催眠性质的暗示感受性来解释人的社会行为，尤其是个人聚集而成的“群众”行为。他认为，群众具有神经质的感染因素，去个性化、感情作用大于理智作用、失去个人责任感是群众的三大特征。另一方面，黎朋也接受了迪尔凯姆的观点，认为群体意识是不同于个体意识的一种独立的存在，因为群体本身就具有“与作为构成群体的各个体完全不同的特征。……群体意识……服从于群体心理统一律（LeBon,1896：26）。三大直接来源之一:英国的本能心理学本世纪初，沿着其同胞达尔文的进化论线索，麦独孤探讨了个体行为的动力问题，并将这种动力毫不犹豫地归为人的本能。在他那本标志着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形成的《社会心理学导论》（1908年）中，麦独孤坦率地写道：“……先天的或遗传的倾向，是一切思想和行动（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的基本源泉或动力……”（McDougall,W.,1921：20）。他在该书中列举了诸如求食、拒绝、求新、逃避、斗争、性及生殖、母爱、合群、支配、服从、创造、建设等18种本能，并认为正是从这类潜伏在行为背后的本能中衍生出了全部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三、实证分析阶段(确立时期)这一阶段始自20世纪20年代。其特点是，社会心理学从描述转向实证研究，从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从纯理论研究转向应用研究。社会心理学在其形成的初期，还缺乏兹后导致它不断繁荣的任何一种实证手段作为理论基础，因此在社会经验论阶段尽管已宣告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社会心理学的诞生，但它毕竟还带有明显的思辨和抽象性质，是一门描述性较强的科学。从本世纪20年代起，伴随着各种实证手段的运用，社会心理学完成了在其整个历史上最具革命意义的转折，大踏步地走向科学。这是社会心理学的确立时期，即所谓社会分析阶段，具体特征为：社会心理学已从描述转变为实证，从定性转变为定量，从理论转变为应用，从大群体分析转变为小群体和个体研究，并从普遍论转变为特殊论。从这以后，社会心理学获得了空前稳步的发展。奥尔波特与心理学取向的实验心理学家F.奥尔波特在其同胞N.特里普利特（1897年）和德国人W.莫德（1913年）所进行的有关群体对个人行为影响的实验的基础上，于1916－1919年间进行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促进”的实验，他富有成效地观察到：“合作群体中存在的社会刺激，会使个人工作在速度和数量方面有所增加。这一增进在涉及外部物理运动的工作中要比纯智力工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Allport,F.,1924：284）他的那本包括了这些实验成果的《社会心理学》（1924年），也因此被人们公认为是实验社会心理学诞生的标志。米德的社会学传统20年代后，当社会心理学通过一系列实验研究在心理学家手中向前蓬勃发展之时，社会学家则从以下两方面为社会心理学的繁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首先是理论建设，乔治·米德继承了查尔斯·库利、威廉·托马斯等人的社会学传统，以《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年）一书为后来被赫伯特·布鲁默称之为“符号互动论”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其次是具体研究，能够与此间心理学家的实验室研究相媲美的社会学家的经验研究有这样几项：（1）三四十年代进行的有关社区心理和社会流动的调查，代表作有罗伯特·林德等人的《中镇》和沃纳的《美式小城》，它们揭示了“一个人所占据的阶级位置是决定其世界观的最重要因素”；（2）盖洛普的民意测验。文化人类学的主要研究（1）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进行的有关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土著居民心理的研究，他这一成果批驳了弗洛伊德关于“俄迪浦斯情结”在人类心理发展中具有普遍性的观点；（2）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玛格丽特·米德在她对南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和新几内亚的现场研究，她提出，青春期危机并不是伴随着生理成熟而必然出现的心理反应；同时，男性和女性的心理特征并不依赖于生物学的性差异，它们是特定社会的文化条件的反映；（3）1934年，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探讨了个人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同其所处的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揭开了现代科学国民性研究的帷幕。社会心理学的现状要用最为简洁的语言来描述社会心理学的现状的话，可以说，一方面，现代社会心理学陷入了自2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另一方面，由危机而起的对这门学科的社会性的强调以及遍及全球的本土化运动又给社会心理学带来了无限的生机。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是60年代末美国社会危机的反映。在这场危机中，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以及以“全球大造反”为标志的青年运动此起彼伏，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资本主义及与其相应的生活方式第一次遭受全面的抗议。面对日益严峻的现实，许多人呼吁社会心理学家“应该走上街头，迅速解决最迫切的社会问题”（伯克威茨，1988：4）。但令人遗憾的是，社会心理学家一时间却手足无措，他们无法为医治任何社会病提供良方。这导致以往一直作为一般大众心目中的“宠儿”的社会心理学开始失去人们的信任，整个学科发生了自2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危机。社会心理学在中国经过1946-1949年的三年内战，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大陆和台湾经历了长时期的隔绝。从1949年到1980年，受（前）苏联的影响，这三十余年是中国大陆社会心理学研究发展的停滞阶段，但社会心理学在台湾和香港则开始了自己的历程。在台港学者开始推进社会心理学的中国化或曰本土化之时，1981年，中国大陆的社会心理学进入重建与复兴阶段。这一年夏天，北京心理学会首次举办了“社会心理学学术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位学者就社会心理学的对象、性质、方法和其他一些理论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是大陆社会心理学重建的重要标志。本土化：一种普遍性的学术运动“本土化”，是一个至今为止在学术圈内尚未获得一致意见但却被广泛使用的术语。这一术语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述，所谓“欧洲化”、“日本化”、“加拿大化”和“中国化”（在中国更常用的一个相近的术语是“有中国特色的”）。无论这些表述有什么区别，总的说来都是一国或一地区的知识分子对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外国的学术范式的不满做出的一种反应。尽管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学者就提出了使西方社会科学的范式适应自己国家的社会现实的设想，但“本土化”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学术运动，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成为头号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大国并因此成为头号学术大国以后。本土化的倡导者：杨国枢中国是这场本土化运动的另一个中心。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