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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当代中国涵义主讲人：时殷弘评议人：高全喜王占阳归泳涛秋风：今天是我们天则所第463次双周学术论坛。我们有幸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时殷弘教授，时教授应该是我的老师了，今天给我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报告——《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当代中国涵义》。前面三个字我知道它的意思，但后面这几个字，理解起来要花一些时间。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知识界、思想界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我记得两年前在人大政治系专门开过一次会，也是讨论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100多年来一直在纠缠中国的问题，直到现在其实我们也仍然没有走出这个问题思考的范围。时教授一直是我国研究国际关系、国际战略方面的权威专家，所以今天我们请他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给我们提供一个理解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个视野。现在我们欢迎时老师来演讲。时殷弘：首先我非常荣幸能够到天则所来跟大家讨论，非常感谢张老师的邀请，也非常感谢秋风老师的开场白。说实在话，在座的都是思想家，而且不少是很有名的，所以我其实也就是班门弄斧。不过我们讨论的问题，确实如秋风老师所说，意义很大，但也是一已之见吧。我想把它打在银幕上，一方面听，另一方面，大家也看一看，会更加清楚。我提出了几个小标题，第一个是“普遍主义对特殊主义”，其中主要是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的内容；第二个是“特殊主义与现当代中国思想史的上根本创新”，第三个是“强国的‘精神独立’和民族主义”，最后我想谈一谈“复杂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复杂就是说有不同的成分，我主要想讲一讲所谓政府形态的和大众形态的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普遍主义，英文是Universalism，特殊主义，英文则是Particularism，这确实是两类基本的思想方式，而且确实是彼此相左甚至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不管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二者各自都有深刻的文化根源、文化内涵。2先来看普遍主义，毫无疑问，首先是宗教来源。从宗教来源和宗教含义来看，是这样一种观念或性质，也就是不管千差万别，都是Universalism，即任何人类个体或群体，不管所处的文化、文明、具体生存环境和所具的生理/心理特质有何不同，都与单个和同一的但无所不在的神或上帝关联，都要在本质上顺从神和神意；真宗教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具有普遍价值；人类个体和群体生活的应有要义在于将普遍的宗教原则贯彻于所有具体情势，以求与神的调和。在哲学和社会思想方面，普遍主义信条或思想学说强调人的本质属性和人类行为的本质动因普遍同一，规定社会行为方式的原则因而也是如此，不管具体的人和人类群体所处的文化、文明和具体生存环境有何不同。有如普遍主义宗教的典型是世界各大一神教，即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更早的犹太教，普遍主义哲学和社会思想的现代典型包括16和17世纪自然法观念、18世纪启蒙思想和亚当•斯密经济理论、19和20世纪期间的科学主义。它们推出的主要命题和原则都是普遍的和被认为可以普遍化的，因而富含永恒和绝对色彩。与普遍主义相对立的视野或思想方式是特殊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上，它变得昭彰夺目大概远晚于普遍主义，而晚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要达到较自觉、较系统的特殊主义，就须挣脱非常悠久的对“普遍最高存在”的迷信，不管那是神性的还是自然的或人性的，同时生成一种哪怕是雏形的历史主义意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特殊主义看来起自17世纪初的黎塞留。黎塞留1624年开始任法国首席大臣或宰相，在这位大国务家及其幕僚那里，有了对具体情势中一个个具体政治实体（国家）的特质的理论性探究，它们基于对其内外形势与其行为方式的经验性观察。中国人也讲究调查研究，黎塞留及其幕僚强调事物个性、新鲜经验和创新实践。“对国家最危险的”，黎塞留在其流传最广的《政治遗嘱》中说，“莫过于那些希望按照他们从书本里搬来的原则统治王国的人……为什么最危险？因为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相对情况大不一样。”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相对情况：这就是特殊主义的真谛或灵魂。思想史一方面是连续的特点，另一方面往往是跳跃式。经过300年，出来一个大东西，也就是民族主义的哲学基础。文学上被称为浪漫主义，因为黎塞留之后有一个大的时代，叫启蒙时代，那时候确实是普遍主义大流行的时代。跨过这个时代，出了一个德意志的历史主义，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就是兰克。德意志大思想家和历史主义泰斗利奥波德•冯•兰克将特殊主义提升到哲理和历史哲学高度。兰克政治思3想的一个核心就在于将民族国家主要视为“个体，每个都与其他相似，但本质上独立于其他”。兰克有大量这样的言论。这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仍然是突出“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相对情况”。同样重要的是与18世纪末的英国大思想家埃德蒙•伯克。伯克的“性情保守主义”(Thetemperamentalconservatism)“相信社会是个有机体；习俗、传统和习惯是这有机体的首要驱动者；成功的政府体制从每个民族的独特的道德和社会制约网络中逐渐成长出来……怀疑依据抽象真理解决问题的想法”。在这里决定性的，仍然是人类事务的由“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相对情况”导致的高度的复杂性和不定性。从一个视角来看，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就是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普遍主义强调世界在本质上的同一，同一的世界有同一的法则和同一的“绝对命令”，其普遍应用和贯彻势所必成和理所当然，按照具体情势不得不做的修改和变通只是一个枝节问题而非原则问题。诚然，普遍主义有它的真理方面，因为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有其异于非人的某些一致的本质秉性；各不同文明一般确如自然法观念坚信的，有大致同样的一向支配它们的某些根本伦理原则；现代人世确如启蒙思想断定的，应当并可以贯彻五大理念——理性、自然、快乐、进步和自由；人类所有成员也应当确如《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开篇宣告的，被认为有其“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但是，面对特殊主义强调的至关紧要的情势性要素，普遍主义不免显得苍白、空疏和简陋。在道德领域，普遍主义容易导致可能以灾难告终的自以为是的道德主义，导致拒不承认道德两难，从而无缘于深刻认识人世和公允对待人世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在利益领域，它可以像乔治•凯南在告诫美国对外政策时说的，意味着严重的自损自败。另一方面，特殊主义可以说无异于相对主义，或者容易流于相对主义。它可以有如来自古希腊智者派普罗塔哥拉的最早的相对主义命题，坚执在每人恰巧看来的之外，不存在独立的或客观的真理，总是重复流俗的黑格尔格言“存在即合理”。确实，相对主义有其长处或正确性，即与世界的内在复杂、多变和自相矛盾吻合的种种特性，一般体现了甚于普遍主义的智识深度和道德谦逊。然而，它也确实包含思想史研究泰斗弗里德里希•迈内克说的一种危险：“放任不羁地授予……每一个别生命倾向它独立的自由天地。这种相对主义领会一切，原谅一切，但最终也会让一切处于一种‘价值混乱’”。在政治和文化实践中，双方共同的相对主义立场虽然或许一般有助于互不干涉，平安共处，但它们同时消减了真正4深入的沟通和追求共同利益的可能性。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它还可以像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人那样，在漠视所有“古老淳朴”的极端强权政治观驱使之下自奔毁灭。也就是说，我的情况只有我掌握，我的真理是高于一切的，我可以随心所欲，按照我的需要搞强权政治或其他。第二，我们看一下特殊主义与现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根本创新。这里就要说到中国，我个人认为，现当代中国思想史（现代从鸦片战争开始，当代可以从1949年开始，也可以从1978年开始），非常丰富、激荡、内部有无数争辩及其演变的现当代中国思想史，如果说单独一个创新，也是作为现当代中国伟大变革（不管是中国的革命还是中国的改革）的最重要思想底蕴的创新，是一种特殊主义。它最初是来自毛泽东，然后由邓小平创造性地予以继承。为什么来自毛泽东？毛泽东曾长年坚持、倡导和教诲根据中国的特定国情决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坚持抵制共产国际及其言听计从的中国代理人将莫斯科的“普遍主义”加诸于中国共产党。这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巨大意义，而且在19世纪末期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和精神史方面有巨大意义。实际上，中国最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思想者认为中国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中国输掉甲午战争的时候。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中国快要完蛋了。这时候很有些人就开始着急了，赶快要救国。显然，要到哪里去找帮助？先前的两千多年的那个不行，因为已经被正确地理解为是中国积贫积弱、要亡国的很重要的一个根源。要找，就到伦敦、华盛顿去找，也可以到莫斯科去找。出息小的，还有人去柏林、东京找。这就是当时的情况。毛泽东第一个说，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中国人依靠自主的实践，能够找到拯救中国的道路。这就相当于鲁迅先生所言，路是人走出来的。毛泽东在这方面给邓小平等人作了准备，这准备是如此深刻和有效，以致邓小平及其党内主要支持者在改革开放初期，以一种与毛泽东先前使用和教导了几十年的根本思想方式甚而论辩话语，去纠正毛泽东本人在建国以后的革命“普遍主义”，从而开启和发展了当代中国改革这伟大的中国创新。现当代中国对世界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最重大作用，大概在于通过在毛泽东领导下成功的革命，通过在邓小平领导以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巨型中国、从清朝末期就有4亿而到现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向全世界有力地昭示西式现代化决非现代化的唯一形态，各国人民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具体情势的自主实践，谁也不能代替或主导各国人民自己确定本国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道5路，谁也不能声称对自己好的就必定对别国人民和全世界一样好。这是中国树立的在世界现代史上先前简直没有过的巨型范例，特别是向非西方世界的人民证明不要也毋须盲从西方世界，伦敦、华盛顿或莫斯科的经验或信条决不能代替自己的探索、发现和总结。同样道理，如果把这个逻辑贯彻到底，北京的经验或信条也决不能代替各国人民自己的自主实践和智识努力。我们看看传统中国，至少从汉初开始，从最广义的儒家文化、儒家意识形态成了中国的主流以后，传统中国主流思想两千多年一向是普遍主义，凡是对华夏好的必定对蛮夷也好；凡是对华夏的上等人或精英好的必定对华夏的下等人和蛮夷也好。就此，即与传统中国的这类主流思想和观念体系相比，毛泽东（尤其在他的最好年代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及其主要伙伴们的最大独特处，还有他们对中国思想的最大贡献，是在根本的思想方式上面。这种思想方式并不显见于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而是显见于他们既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洋人、也与传统的中国人不同甚至相反的独特“中国化”。毛泽东在坚决抵制共产国际的革命普遍主义的同时，也拒绝中国传统的儒家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礼教普遍主义（其国际关系涵义是“王道”、“（和谐）天下”或华夏帝国）。他们的根本哲理（也是他们的最好哲理）与儒家的思想方法确有天壤之别。中国走自己的路，而且广而言之，各国人民也要走自己的路：这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一个伟大革命。第三，强国的“精神独立”和民族主义。中国不是一般的国家，是大国，大的同时或大了以后，如果真正强，就变成大强国。刚才提到历史学大师和国际关系思想大家兰克，而兰克的最重要宏观历史论文兼政治论文是他1833年发表的《论列强》。这篇文章相当长，印成英文可能要100页，但这篇长文章几乎一句废话都没有。我们可以从中吸取非常重要的思想营养，可以形成尤其对当代中国适切的某种“论列强”。其中，特别重要的或许是真正的强国必不可少也特别易有的“精神独立”。用兰克的政治哲学话语来说，每个民族社会都必须被视为一个价值体，只有依据其各自的内在观念、内在状态和环境才能被理解，而不是依据一个实际上虚无的普世价值标准来判断。中国规模巨大，历史悠久，文化厚实并富有特征，因而中国人几千年来几乎从不认为自己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精神仆从。如上所述，现当代6中国对世界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最重大作用，大概在于中国通过自己的革命、改革和发展，向世界有力地昭示西式现代化（不管是英美式的还是苏式的或德日式的）决非现代化的唯一形态，各国人民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具体情势的自主实践，谁也不能声称对自己好的就必定对别国人民和全世界一样好。兰克是现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创始者之一，他所处的时代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