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力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国家能力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朱安东李民骐韩野2013-03-0117:58:34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京)2012年4期【作者简介】朱安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民骐，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韩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内容提要】经济经过30多年快速的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即便不考虑资源和环境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多依赖已经变得越发不可持续。导致中国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消费不足，而这要归咎于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和社会福利供给的不足。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中国的国家能力减弱有关。尽管如此，中国的国家能力在未来的一个时期仍然足以解决相关的问题。国家能力的增强会促进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的形成，这需要政府获得大众更多的支持。Aftermorethan30yearsofrapidgrowth,thesustainabilityofChina'seconomicgrowthisattractingmoreandmoreattention.Puttingasideenvironmentalproblems,theover-dependencyoninvestmentandexportsismakingChineseeconomymoreandmoreunsustainable.Themainreasonforthisover-dependencyisinsufficienthouseholdconsumption,whichinturnismainlycausedbytherisingincomeinequalityandtheproblematicwelfaresystemreform.ThefundamentalreasonforthisistheweakeningofChina'sstatecapacity.However,China'sstatecapacityisstillstrongenoughtohandletheprobleminthenearfuture.AndChinahasstartedtostrengthenthestatecapacityinrecentyears,whichrequiresthegovernmenttogainmoresupportfromthemass.【关键词】中国经济/国家能力/经济增长/可持续性China'seconomy/statecapacity/economicgrowth/sustainability最近几个月，中国经济的增速呈现出放缓的趋势，一些观察者预测，中国经济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经历“硬着陆”。[1][2]确实，人们的忧虑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永远保持快速增长，许多矛盾和问题都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过，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道路和转型策略的批评，以及对中国出现经济危机的预测就没有停止过，但中国经济依然在过去30年保持了高速增长。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保持年均10%的增长率，但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则仅为2.9%。尽管一些对中国经济的评论是基于诸如新自由主义之类的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理论，另外一些评论确实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某些不可持续的趋势。但是这些研究的一个缺陷是没有考虑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很多学者，主要是政治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国家能力。研究国家能力的经济学家不是很多，这是有原因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过去的30多年里，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导了经济学和大众媒体。而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国家干预不利于经济发展，政府干预越少，经济发展越好。除了国防和司法部门之外，国家应该让市场自行其是，这样才会产生最好的结果。然而，现实却没有为这种理论提供有力的支持。在过去30年中，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效力性。也许，现在是向经济学界引入“国家能力”这个新名词的时候了。在本篇文章中，我们将分析国家能力的变化和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第一节中，我们会谈到在中国语境下的国家能力的定义和主要指标；第二节描述中国经济增长中几个不可持续的趋势；第三节会分析中国国家能力在过去30年中的变化；第四节，我们会讨论如何加强中国的国家能力来促进可持续经济的发展，并以此作为文章的结尾。一、国家能力的定义和主要指标正如我国的著名政治学家王绍光先生20年前指出的，“国家能力的概念确实需要整合”[3]。学者们对于国家能力的定义或多或少地有些相似之处。例如，斯科克波(Skocpol)认为，国家能力是一种政府有效地管理其领土范围内各种事务的能力。[4]而普赖斯-史密斯(Price-Smith)认为，国家能力是一个国家能够最大程度保持繁荣稳定的能力，对其领土行使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控制、保护它的国民免受侵略并且能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5]不难理解，他们对国家能力的定义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一些相似的元素。表1总结了6个有代表性的学者在定义国家能力时所包含的要素。这些定义都涉及一些相似的元素，例如财政汲取能力，即从社会中动员各种财政资源来实现国家利益的能力，这是一种被很多分析者认为最核心的能力。当然，表1中所列举的所有能力可能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例如，军事或国防能力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独立来说是举足轻重的。没有它，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同时，强大的经济能力可以促进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并且为国防能力的建设提供更多的资源。同样，国家的政治能力和经济能力之间也是相互支撑的。本文主要讨论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因素，我们把它称为“国家经济能力”。在本文中，笔者将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管理调控经济以使经济最大化地实现繁荣与稳定的能力，它包括议程设置能力、财政汲取能力、经济管理能力等。本文将重点讨论政府财政收入和公有制在银行和投资中的份额等指标，因为它们可能是一国管理经济和应对国内外冲击的最重要的几个指标。二、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持续的趋势与国家能力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重大的不可持续的趋势是广为人知的。例如，李民骐(2002)强调指出中国能源的密集使用的不可持续性；[10]朱安东和科兹(2011)强调了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问题。[11]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些重要的和不可持续的趋势。(一)中国的出口和净出口增长的高速度是不可持续的在1978年，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仅为97亿美元，净出口为负。在整个80年代，出口增速较为缓和，平均每年增长3%。而到了90年代，出口以每年约16%的速度迅速增加；2000年，中国的出口总量达到了2492亿美元，相当于1978年水平的近25倍。同年，净出口额为241亿美元。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的出口增速更加迅猛，在2001-2010年间，达到每年19%。如果我们单看经济危机以前几年的情况，2001-2007年间，平均每年的增速为23%。在2007年和2010年，中国的出口额分别为1.2万亿美元和1.6万亿美元。同时，这两年的净出口额分别为2640亿美元和1820亿美元。出口和净出口的快速增长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平均而言，2001-2007年间净出口占到了中国GDP的10%。在2005年，大约1/4的经济增长是由出口带动的②。然而，这也给中国带来了至少两大问题。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对外贸易依赖度(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太高。在2007年，这一比率达到了70%③，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受国际市场风险的影响很大。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这是相当危险的。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未来，世界上其他国家将无法接受中国如此快速的出口增长率。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了，占据世界出口总量的10.3%。④从经济方面看，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约为每年3%，并且面临着下降的压力，如果中国出口继续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的话，世界其他国家恐怕无法消化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从政治方面看，尽管中国已经快速地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但与长期占据世界经济统治地位的发达国家相比，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有很大的不同。恐怕它们不会坐视中国出口以如此快的速度增长，尤其是当它们面临如此多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时更是如此。这两方面的问题必然会给中国出口增长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的出口增速可能会明显放缓，如果不是开始出现负增长的话。这意味着中国将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发展。这就涉及我们将要讨论的中国经济中第二个不可持续发展的趋势——高投资率。(二)持续上升并保持在高位的投资率在未来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大量投资来改善其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投资的快速增长。1978-2010年间，中国的投资以每年11.6%的速度增长⑤。同期，中国GDP增长中超过39%的部分是由投资贡献的。然而现在投资水平对中国来说可能已经太高，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发展可能过多地依赖于投资了。图2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在此期间保持了很高的投资率，一直都在30%以上。然而，近年来，它达到了难以想象的高水平。在2003年之前，只有3年(投资热潮在1993-1995年)投资率是超过40%的。2003年之后，投资率一直保持在40%以上，在2011年甚至达到了49.2%的最高水平。⑥因此，2012年的投资率必定会更高，但这种趋势不可能持续很久。在短期内，投资水平高对GDP的增长是有利的，但是高投资也同时意味着未来的生产能力的提升。尽管大量的投资是投入到中国的基础设施领域，但仍然有相当部分投资用于新工厂和设备的购置，提高了工业生产能力。随着如此高水平的投资，中国很多部门面临着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例如，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技术部2011年的一份报告，包括重化工业在内的许多产业的过剩产能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该部计划到2015年淘汰大量工业产能，其中包括7000万吨的铁和600万吨的铁合金的产能。⑦产能过剩水平过高往往会带来低水平的利润率，从而给后续的投资带来各种障碍。同时，这会给企业在为其产品寻找市场方面施加巨大的压力。然而，如上所述，国际市场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提高国内的投资或消费。但是提高投资只在短期内解决问题，而且将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的问题。因此，提高国内消费是最后的希望。(三)家庭消费比例不应该停留在目前的低水平按支出法计，国内生产总值(GDP)由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和家庭消费之和)、总投资和净出口组成。由于后两个要素不能维持它目前的趋势，最终消费也不能。事实上，正是由于最终消费尤其是家庭消费对中国经济的拖累，中国政府才采用了一系列鼓励出口和投资的政策。图3显示了过去30多年中国的家庭消费率(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情况。很容易看出，在1978-2010年间，除了少数几年，中国的消费率一直在下降。在此期间，政府消费或多或少是与经济同步增长的，因此它在GDP中所占份额是相对稳定的。最终消费率的降低主要是由于家庭消费的增长速度相对GDP增长速度缓慢所致。家庭消费率从1978年的48.8%下降到了2010年的33.8%。总而言之，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家庭消费所占比率过低。在有相关数据统计的175个国家中，按家庭消费率从高到低来排，中国在第173位。2009年，家庭消费率的世界平均水平为62%，美国为72%，而中国只有35%。与此同时，中国的投资水平却是非同寻常的高。在177个有统计数据的国家，中国高居第四位。2009年世界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平均水平为20%，而中国则达到了46%。为了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一个对出口和投资保持相对合理的依赖基础上的可持续的模式，消费比率尤其是家庭消费率，必须要大幅度地增加。提高家庭消费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家庭的消费率。中国高收入阶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