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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第一节李贺与《李长吉歌诗》1李贺(790—816)字长吉，唐代中期著名诗人。他生于福昌昌谷(今河南宜阳)，是唐朝宗室郑王之后，但是他们那一系早已衰落，家境贫苦。他父亲名叫李晋肃，官卑而早死。更不幸的是，“晋”与“进”谐音，李贺为了避讳，不能参加进士科考试，所以终生郁郁不得志，只做过太常协律郎这样的小官，死时年仅27岁。2“昌谷体”他才华横溢，自幼便有诗名，常常苦吟终日，呕心沥血，精心锤炼。他不拘泥于格律，尤其擅长于歌行体。其诗风格怪奇，辞彩绚丽，想象力极为丰富，意象瘦硬、谲诡、冷涩、凄艳，时空交错，穷极变化，在诗坛上独成一体，被后人称为“昌谷体”。3《李长吉歌诗叙》李贺的诗集名为《李长吉歌诗》，是他自己亲手编定，然后交给友人的。年代比他稍晚的杜牧是最早为他的诗歌作序的人，在其《李长吉歌诗叙》中详细地描述了他从李贺友人手中看到李贺诗集的经过，和诗集的具体编次情况。在这篇重要的序文中，杜牧还对李贺诗歌的艺术特点和成就作了精辟的概括总结。杜牧将李贺的诗歌与楚辞相比，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也点出了李贺诗歌的弱点，就是过于追求怪异，过于走偏锋，于条理上不是很清楚，给解读带来很大的困难，也损害了诗歌的艺术水准。杜牧这段序文对李贺的评论基本上是中肯的，影响也非常大。后世对于李贺的评价，基本上不离杜牧所定下的这个基调。宋人将李贺与李白相比，说“太白仙才，长吉鬼才。”这在后来也成为了一个很有影响的说法。所以李贺又有个外号叫“诗鬼”。他的诗歌创作，对当时和后来的诗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节《李长吉歌诗》的版本和评注情况由于李贺独特的诗风和高超的艺术造诣，他的诗歌一直为后世所看重，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诗集也保存得很好。但是，版本也很多，互相之间也就存在一些歧异。杜牧所见到的四卷本《李长吉歌诗》，是李贺亲手编定的原稿本，一直流传了下来。《新唐书·艺文志》、郑樵《通志·艺文略》都著录了这个集子。在宋代，就出现了很多版本。在这些版本中，鲍钦止本是最流行的，后来的很多注本都是以它为底本。由于李贺的诗歌艺术水平高，又玄奥难懂，所以为他的诗歌作过注的人非常多，今天可以看见的注评本有十几种。最早注李贺诗的是宋代的吴正子，有《笺注李长吉歌诗》。宋末元初刘辰翁有《评点李长吉歌诗》评本。明代徐渭、董懋策都著有《昌谷诗注》，合刊为《唐李长吉诗集》。在古代的注本中，比较重要的是姚文燮《昌谷集注》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陈本礼《协律钩玄》。其中前三种，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经把它们合编在一起，排印出版，题名为《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重印出版。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曾经以《李贺诗歌集注》为名重印出版过。三家评注的版本情况1王琦字琢崖，号载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其主要著作是享有盛名的王注《李太白全集》。他的《李长吉歌诗汇解》，是另一部名著，乾隆二十五年(1760)宝笏楼刻印出版、后来又有四部备要本。这部著作收录了李贺歌诗正集四卷，外集一卷，另外还汇集了从杜牧以来的各家序跋、评语、传论的首卷，还从《乐府涛集》里采录出了两首李贺的逸诗，作为补遗。姚文燮(1629--1689)字经三，号羹湖，安徽桐城人，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其《昌谷集注》有清顺治间苏州刻本和康熙中建阳刻本。方扶南的《李长吉诗集批注》在清代并未刊行，原本只有稿本，后来被陈本礼得到，在其《协律钩玄》中引用了几十条。1958年5月，徐声越将《李长吉诗集批注》从一个过录本上抄录下来并加以整理，使之得以成为《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中的一种。第三节《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的成就在三家之中，应该是姚文燮年代最早，但是却以王琦成就最高。所以《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把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放在最前面，篇幅也占了大半。像李贺写的这样难懂的诗歌，典故的注释、文句意思的梳理串讲，都是很重要的。王琦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好。历来注诗的人，往往有其偏好和专长。有的工于考索典故，用考据学的方法来注诗，而于诗歌艺术则不甚了了，其末流甚至连诗意都难以串讲清楚。而另外又有些人专走评论一途，这种方法从明代起大盛，这一类注家往往于诗意、诗境有独到的领悟，但是往往不能解决读者了解具体词句的基本要求，还容易有空疏之弊。又有索隐钩玄一派，注重探求本事和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如果用得恰当，就能够开辟诗歌研究的新的局面，但是又往往容易陷入穿凿附会。像王琦这样能够兼顾各个方面，又在各方面都做到了很高水平的通才，实在难得。虽然《李长吉歌诗汇解》中也难免有些错误，但是从整体来说，水平是极高的。说它是李贺诗注中最好的一种，应该是毫无疑义的。与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不同姚文燮《昌谷集注》的注释方法，是钩玄索隐。姚文燮把李贺完全当成了一个讽喻诗人，认为他的所有诗歌都是为指斥当时的政治而创作。这就和汉代经学家阐发微言大义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用经学方法来注诗，方法是不对的，但是却是有渊源传统的。虽然姚文燮的自信并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是他的这种治学方法在当时却很有市场，得到了许多人的称赞。姚文燮的《昌谷集注》代表了清代索隐钩玄一路的注书方法，所以虽不高明，却很重要，有学术史的研究价值。另一方面，他的这种方法也还不是一无是处，对于一些与政治相关的作品，还是很适用的。所以，有的部分的注解，也还是能够帮助读者正确地理解诗歌的意思的。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内容很驳杂。包括注释、评论、校勘等方面，都是以简短的条目形式出现的，不是很有系统性。在整个著作中，评论占了主要部分。这些批语，对于帮助读者理解诗意还是有好处的，也常常能够抓住一些诗歌艺术上的特色。大凡诗歌赏析评论一类的著作，最重要的是要有高超的鉴赏能力，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妙赏”。方扶南对李贺诗歌的有些地方还是有心得的，也颇可点拨初读者，但是从整体水准上来说，还是比较平庸的，终究还够不上“妙赏”二字。也正因为此，方扶南的《李长吉诗集批注》和姚文燮《昌谷集注》实际上是作为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的附录而被编选进同一本书，供读者参考的。这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的“出版说明”中已有明言。读者读《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最重要的还是要精读王琦的《李长吉歌诗汇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