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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孔子、孟子及儒家文論一、孔子文學思想；二、孟子文學思想；三、荀子文學思想；四、先秦儒家文學思想及其影響。儒家的文學思想儒家文學思想是我國最早出現的文藝思想，其內容主要是關注文藝的根本性質、文藝的社會功能和作用、文藝的內容與形式之關係、文藝批評的原則和方法等等問題。先秦儒家文藝思想以孔子、孟子的文藝觀為代表，此外，還有荀子的文藝思想。孔子的文學思想孔子的文論主要體現在《論語》一書中，其重點，是談論文藝和倫理道德、政治教化的關係。孔子的基本觀點是強調文藝應該為人的道德修養，為國家的政治教化服務，並且也能很好地服務。他這種文藝思想，被儒家後學們概括發揮成“詩教”說：“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這種功利性的詩學觀、文藝觀，對其後兩千多年的中國文論影響至深，可以說一直波及到今天。在“詩教”的核心思想指導下，孔子對以詩歌為主的文學非常重視，提出了一系列著名的文學理論批評觀點。⑴“興觀群怨”說：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論語·陽貨》⑴“興觀群怨”說：所謂“興”，是指詩能引起人的藝術想像，能振奮人的志意；“觀”，是指詩能讓人看出政治的得失，社會的美醜，民風的好壞；“群”，是指詩能使人互相砥礪，互相啟發，溝通思想，聯絡感情，增進友誼；“怨”，是指詩能批評時弊，諷刺醜惡。所以孔子的“興觀群怨”說，是從理論上概括出的詩所具有的四種社會作用，即：感染作用，認識作用，教育作用和諷刺作用。（2）“思無邪”說：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2）“思無邪”說鄭玄、劉勰把“思”字解為思想。陳奐《詩毛氏傳疏》訓“思”為語助詞。“思”字作思想講也好，作語助詞講也好，都不能改變孔子這句話是指思想內容雅正而言這個基本事實。孔子用這樣三個字來概括評價全部《詩經》，足見其評價詩（推而廣之包括樂、舞）的標準，是把思想性放在首位的。有人批評孔子，說用“思無邪”來概括《詩經》，是與《詩經》的實際情況不相符的。因為《詩經》裏有不少愛情詩，還有不少怨刺詩。這是以今代古。孔子並不是禁欲主義者。也不是像有些人所指斥他的那樣，是奴隸主的忠實衛道者。因而他並不認為那些愛情詩和怨刺詩是不好的作品。（2）“思無邪”說：他的仁政思想，他的“苛政猛於虎”的驚歎，和《詩經》中的怨刺詩應當說是相通的。正因為他總是把思想性放在首位，把內容放在首位，所以他才又說了“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和“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陽貨》）這樣一些類似的話。就孔子的這個批評的思想或政治標準說，尺度還是相當寬泛的。另外，由這個批評標準也可推論出，孔子對詩歌（也包括樂、舞在內）創作的要求，也是把思想內容放在首位的。他的“有德者必有言”的見解和“辭，達而已”的主張，正是這個觀點的闡釋。(3)“文質彬彬”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子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3）“文質彬彬”說孔子“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的話，雖然是論人，但也間接而明顯地表達了孔子對文學的內容和形式兩者關係的看法。“思無邪”的思想，是在評價《詩經》的思想內容，也是闡明思想內容對於文藝作品的重要性。但孔子並不一味強調思想內容，而是認為形式也很重要，也決不可少。有了好的內容，假若沒有好的形式來表現它，那也是一個很大的缺陷。所以他說：“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為成人矣要求好的內容（仁義智勇等）應當配以好的形式（禮樂）。至於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的名言，就更直接地表明文學的形式對於文學的內容的重要性及其自身的價值，表明孔子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論者。孔子還曾提出過“情欲信，辭欲巧”的看法，這不僅是要求文學內容和形式的統一，而且是要求“真”與“美”的統一。（4）“中和之美”說孔子在《八佾》篇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其和也。”這就是提倡、讚揚中和之美。孔子的“中和之美”，並不是單指文藝的思想內容而言。而是要求構成一個藝術品的諸因素和諧地統一在這個藝術品的整體內，任何一個因素不要有“過”與“不及”的毛病。這是孔子中庸之道的哲學思想（“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過猶不及”《先進》等），在他的文學思想和美學思想上的反映。從文學的內容與形式的關係看，“中和之美”說，可以視為“文質彬彬”說的具體化。從美學思想上說，“文質彬彬”說，又可以說是“中和之美”說的一種美學要求。（5）“盡善盡美”說：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5）“盡美盡善”說《說文》說：“美，甘也。從羊從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可知美、善二詞，古為同意。但孔子這裏使用的美、善二詞，顯然不是同一個意思。“美”，大概是就形式和藝術性講的；“善”，大概是就內容和思想性講的。因為《韶》、《武》，既是樂，又是舞，也是詩。那末美，指樂曲和歌詞的悅耳動聽，以及舞姿的優美樂見，就比較合乎邏輯。善，指詩、樂、舞的思想內容雅正，也不至於是妄斷。用今天的話說，美是指藝術性高，善是指思想性強。“盡美”，是說藝術性極高；“盡善”，是說思想性極強。孔子一貫宣導、尊奉仁義禮讓，而古代傳說，堯禪讓舜，這自然要被孔子和儒家學派視為“至德”。相形之下，武王伐紂而得天下，在孔子心目中就要稍遜一籌。孔子稱頌《韶》“盡善”，嘆惜《武》“未盡善”，可能就是指此而言。所以孔安國說，《韶》是“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武》是“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這些話恐怕是符合孔子的思想的。魯襄公二十九年（西元前544年），孔子八歲時，吳公子季劄在魯觀樂，見舞《韶筲》（亦稱《大韶》、《大磬》，簡稱《韶》），歎為觀止，驚乎：“德至矣哉！”正可作為孔子後來讚歎其“至善”的有力佐證。孔子的“盡美盡善”說，表明孔子的文學思想和美學思想，不僅要求文學藝術要美，要善，而且要求要“盡美”、“盡善”。要求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統一。因此，“盡美盡善”說，可以視為“文質彬彬”說和“中和之美”說的最高境界、最高標準。（5）“盡美盡善”說總之，孔的文學思想和美學思想，在中國古代早期的文學思想和美學思想的形成中，具有開創和奠基的性質。他對文學藝術（主要是詩、樂、舞）外部規律的闡述，如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文藝與現實的關係，文藝與教化的關係，是頗為精闢的；對文學內部規律的闡述，主要是關於內容和形式的關係的看法，也是正確的。所以它們對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和美學思想的影響極為深遠。中國古代的文學思想和美學思想，大體是在孔子奠定的現實主義傳統這個始基之上向前發展的。孔子的文學思想關於“溫柔敦厚”的詩教理論《禮記·經解》引孔子的話說：“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他這句話有可能出於後代儒生們的依託，但它基本上符合孔子的文學批評原則。孔子曾經講過：“《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份》)其意思是說，《關睢》這篇詩，快樂而不至於毫無節制，悲哀而不至於傷害身心。孔子在這裏提出了“中庸之遭”的哲學理論。這種“中庸之道”的理論是產生在“溫柔敦厚”理論的基礎之上的。“溫柔敦厚”既是儒家的政治道德標準，又是儒家的詩教理論。孔子日：“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對於孔子的“溫柔敦厚”的詩教理論，孔穎達曾在《毛詩正義》裏注日：溫，謂顏溫潤，柔，謂性情柔和。《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物，敵雲溫柔敦厚，是詩教也。其實，“《詩》主敦厚，若不節之，則失在愚。”這是“思無邪”思想的引伸和發揮。朱熹曾在《詩集傳》裏日：詩者，人心之感於物而彤于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彤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別其所惑者無不正。而其言者足以教。……關於“溫柔敦厚”的詩教理論不论是“温柔敦厚”还是“思无邪，都是强调“诗不失愚”的。所谓“诗不失愚”，就是要求诗歌不要过激。这就是儒家所谓的中和之美的文学批评标准它是建立在中庸之道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关于“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不可忽略的是，孔子的政治思想还是比較保守的。這也必然反映到他的文學思想和美學思想上。他極贊西周的禮樂，“樂則《韶》、《舞》”，嘆惜它們的崩壞，“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陽貨》）他維護的往往是舊事物，舊傳統。他的理論的主導面，是為貴族統治服務的。這是他的文學思想和美學思想賴以產生的階級根源，也是他的文學思想和美學思想中的消極落後方面。我們應當批判它，剔除它。但是他闡述的文學藝術的一般規律的理論，卻是一份珍貴的遺產，是值得我們很好地研究與繼承的。二、孟子的文學思想孟子在文學理論批評上的主要貢獻，是提出了文學鑒賞、文學批評的兩個原則和方法，這就是著名的“以意逆志”說和“知人論世”說。⑴“以意逆志”說“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萬章上》⑴“以意逆志”說孟子在文學理論上的貢獻主要是提出了“以意逆志”說的批評方法。這方法影響很大。他說：“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我們認為，這裏的“文”指文字或文采；“辭”指言辭、辭句；“志”是指作者的思想意圖。孟子在這裏要求讀詩或解說詩的人，不要拘泥于文學作品中的個別字句的表面意義，而應當根據全篇去分析作品的思想內容，去體會作者的創作意圖。孟子這段話對如何正確理解文學作品的內容提出了比較好的理解，並且也用這種方法對《詩經·小雅·北山》一詩的主題的理解也是完全正確的。孟子認為，拘泥於作品的個別字句，把作品解得太死、太實，反而不能抓住作品的真正含義。他主張要在對全篇作品正確理解的基礎上，去分析作者的寫作意圖。⑵“知人論世”說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萬章下》⑵“知人論世”說孟子的“知人論世”說就是對要瞭解的作者的文學作品，就要求也要對作者的生平思想和寫作作品的時代背景有一定的認識。孟子這段話本來是講交朋友，而不是講文學批評的。但是他在談交朋友的過程中，涉及到了“頌詩閱讀”和“知人論世”的關係問題，也就涉及到了文學批評的方法問題了。孟子關於“小弁”和《凱風》兩首詩的討論，就是運用了這種知人論世的方法。他能夠根據兩首詩的不同背景對兩首詩做出不同分析，其結論是正確的。所以知人論世的方法如果運用得好，確實是文藝批評中的一個好辦法，能夠聯繫作品的時代和作家的思想來比較科學地分析文學作品的內容和意義。公孫醜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告子下》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詩雲：‘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詩雲：‘永言配命，自求多褔。’太甲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