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分类号：I247.7单位代码：10452本科毕业论文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姓名高冠强学号200601120520年级2006专业汉语言文学系（院）文学院指导教师蒋心海2008年4月10日2008届临沂师范学院2008届本科毕业论文I摘要汪曾祺的小说着力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情趣、生活理想以及人情美和人性美的艺术主题。他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性，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和奇崛平淡、简洁明快、生动传神的语言，努力营造浓厚的文化意蕴，彰显独特的审美价值，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文体特点，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了重大影响。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化临沂师范学院2008届本科毕业论文IIAbstractWangZengqi’snovellasaretoreflectthetasteandidealoflifebelongingtothemassesandtheartthemeofhumanrelationshipandhumannature.Hedoesnotpursuetheplotwindingly,theintegrity,butisbycontains,elusive,thepalefarstyleandunusuallight,succinctissprightly,thevividexpressivelanguage,diligentlybuildsthestrongculturerevealstheuniqueestheticvalue,itsworkpresentsthebrightproseliterarystylecharacteristic,hashadthesignificantinfluencetothecontemporarynovelliterarystyle.Keywords:WangZengqi;novels;characteristicsofessays临沂师范学院2008届本科毕业论文III目录一、散文化意境的营造......................................................1二、“自然无法”的散文化叙事结构...........................................3三、简洁准确、意蕴丰富的散文化语言........................................5四、汪曾祺的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7参考文献..................................................................9谢辞....................................................................9临沂师范学院2008届本科毕业论文11980年唐挚的《赞受戒》和张吾同的《写吧，为了心灵》相继发表，标志着文学界对汪曾祺研究的开始，至今已有近30年的时间。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各种刊物上发表了数量众多的研究汪曾祺小说的论文，这些论文涉及了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艺术渊源、哲学文化意识、创作主旨等多个方面，为广大读者鉴赏汪曾祺的小说发挥了积极作用。笔者认为从文体角度去接近汪曾祺的小说，发掘其美学价值，分析其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的影响，对于更好地鉴赏汪曾祺的小说，同样具有积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汪曾祺本人对文体的看重，更重要的是，他的小说文体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一的审美情趣和单一的小说形式技巧的一次冲击，开创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给当代文坛带来了巨大震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散文化意境的营造意境，一般被认为是把社会生活中观察、激发出来的思想感情熔铸于所描写的生活图景之中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1]。意境不是玄妙莫测的幻觉，而是一种弦外之音。意境，现在被认为是散文创作中不可缺少的美学追求，是一篇散文作品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一般小说家的小说作品，很少关注意境的营造，而汪曾祺和一般小说家不同，他不但在自己的小说中有意创设意境，而且把意境的营造视为小说创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与灵魂。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意境主要表现在气氛之中。所谓“气氛”，既包括作者的情感、情绪的自然流露，也包括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的生动描绘。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风格特征首先就在于重气氛的营造而不刻意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他认为，在小说中只要写出了气氛，即使不写故事，没有情节，不直接写人物性格、心理，也可以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因为气氛即人物。在气氛的营造中，汪曾祺更加钟情于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的描绘。他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2]。风俗自然地流露出一个民族的天性，汪曾祺总是从这里去寻找人物性格的源头活水。但是汪曾祺描绘风俗，绝非停滞于风物志、风情志的叙述，而是与其小说中的人物密切相连，有其深刻的人文内涵。凡与人物有关的风俗，他从来不吝笔墨，大笔挥洒；凡与人物无关的风俗，不管多美，也依然决然地割舍，惜墨如金。“风俗即人，这是他同很多写风俗的作家最显著的区别。”[3]“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4]《受戒》、《大淖纪事》和《八千岁》等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临沂师范学院2008届本科毕业论文2种富有别有风情的风俗描写。如《受戒》的结尾处:“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充满着生活情趣的水荡景色的描绘，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恒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在汪曾祺的笔下，生活都是以其本来面目和盘托出，写人物活动的场景，写民情、风俗，少有刻意的雕琢。如在《鉴赏家》中，作者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色、香、味俱全的物产风俗四季图。“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上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密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如果说40年代的汪曾祺还有点像青春少年那样意气风发，在其小说中还有个人灵魂的探索和漂泊的成分的话（例如《复仇》），那么到了80年代，复出的他已经迈入生命的黄昏，个人和时代的遭际使他不愿意跳到历史的漩涡里去，其小说中则摆脱了火气，而呈现出全然的宁静、乐观与和谐[5]。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一派安详和谐，万事万物都处于平平淡淡安安静静之中。如在《受戒》中，作者没有对当时社会动荡的背景进行描述，而是着力用清新欢快的笔调，对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进行描写，充分展示了一幅宁静、古朴、祥和的纯净画面。和谐与乐观作为人生的主色调代替了沉重和忧虑，由此形成了作品意蕴的和谐与乐观。当然，如果说汪曾祺的小说只表现欢乐而没有悲伤，是不合实际的。只是他小说中的忧伤既直视人生的本来面目，又被乐观所涵盖。人世间的悲哀﹑苦难，人性的委琐，以及一切乏人兴趣甚至让人鄙薄的行为做派，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顿生出脉脉的怜情。他习惯于把人世间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里，而后缓缓化解成一种微甜、微苦、经久永恒的味。例如《寂寞和温暖》里，被打成右派的农科所技术员沈沅，不论在田野上干活，还是伏在临窗的小桌前看书，每天好像过得很清静，很舒畅，内心的痛苦处理的很淡。痛恨，但不咬牙切齿；欢乐，但不得意忘形；微笑淡化了愁苦，温馨驱走了暴烈，平和取代了浮躁。他的作品，到处可以使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温暖，一种令人心平气静的柔和，一种旷达超脱的微笑，内蕴的乐观消融了丑恶，作者的性情已经转变成了作品别样的情感趋向和艺术风格。一切都显得那么淡然，那么通脱，那么和谐。临沂师范学院2008届本科毕业论文3汪曾祺的绝大多数小说表达的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因此在艺术表现上，汪曾祺不追求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淡化情节、追求和谐。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6]（p4）因此他重视小说平淡和谐气氛的渲染，以平淡的笔调营造隽永和谐的艺术境界，突出故事情节以外的风俗的美。汪曾祺对平淡的追求是自觉的，他曾说在文风上,他是有意识地写得平淡。作家个体的艺术风格既受民族历史文化的影响，也受到自身个性﹑气质﹑思想以及文化素质﹑艺术修养等的制约。汪曾祺是个很乐观的人，对生活充满热情：“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会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的先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6]（p3）正是由于这个朴素的信念，也为了将自己对生活的乐观传达给读者，他所撷取的不是人生的苦难，他小说描写的侧重点不是人性中的阴暗和丑恶，“他创作的旨意既非通过善恶美丑的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来表现崇高和悲壮，也非以深沉的情感对灵魂进行严肃的拷问”[7]。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在乡土风俗的描写之中渗透着汪曾祺传统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人与人之间谦和互爱，人与物之间亲切共适，人与环境之间和谐相依，呈现出一派远离喧嚣和纷争，摒弃传统伦理中的狭隘和迂腐后的高远平淡、自然随和的生活氛围。这体现出作家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刻认识，突出了对民族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中善良、美好、健康人性的歌颂。二、“自然无法”的散文化叙事结构汪曾祺对自己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是有着充分自觉的。他觉得，故事性太强的小说不大真实。他说：“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8]（p166）汪曾祺在处理材料的艺术方式上，常常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8]（p166）他在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他性情的温和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散文化叙事结构。阅读汪曾祺的小说，感觉不像读小说，而是好像阅读真实的生活。他小说中的人物身份众多，其中最多的是身处社会底层的三教九流和下层知识分子等小人物。这些小人物身上发生的多是小事情，没有感天动地的悲壮事情。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随意而为、坚韧执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姿态和生活方式。如《故里杂记•榆树》中的临沂师范学院2008届本科毕业论文4侉奶奶疼爱那头牵磨的驴，驴乏了，打滚时，侉奶奶“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八千岁》中的八千岁卖米、俭省，八千岁被无端的敲诈后，决心从此不再节俭；《岁寒三友》中王瘦吾、陶虎臣的生意破产，家里的生活跌入低谷时，陶虎臣变卖了三块祖传的视若性命的田黄石章，脱朋友于困厄。汪曾祺在组织小说的结构时，大多也是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进行：一般是先描写地理环境和事件背景，接着交代人物，包括人的职业和生活情趣等，然后再描写具体人的具体细节，中间遇到什么就再插入几句[9]（p266）。在《老鲁》这篇小说中，就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种结构小说的方式。《老鲁》以饿为开头，把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学校状况呈现给读者，接着描写挖野菜，生动细致，写了两页才将老鲁介绍给读者，老鲁抓“甲壳虫”的细节非常细腻丰满，然后又写到老吴，老鲁和老吴各有所好，各有所长，接着重点描写老鲁的经历和遭遇，使老鲁这个普通人的形象生动鲜活起来，西南联大的生活或者其它的东西随便插入进来，显得生动而自然。汪曾祺那些描写市井风情的小说就更是结构松散，风俗人情、天文地理、故事传说等穿插自如，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好像主次不分明。可是汪曾祺的高妙之处就在于他艺术化地处理了各种穿插成分，而这些穿插部分又圆满的完成了叙事功能，从而给这种表面上看起来不太像小说的、随其自然的散文化文体赋予了一种恬淡自然的境界，营造了一个洋溢着浓郁地域风情色彩的艺术境界，显得清雅温馨、自然质朴。例如《受戒》以写荸荠庵开头，从而引出当地和尚的风俗、荸荠庵的生活方式、和尚明海出家的过程和小英子一家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