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

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基于性别失衡背景的研究发现杨雪燕伊莎贝尔•阿塔尼李树茁袁晓天2012-6-2015:42:08来源：《人口与发展》(京)2011年3期第97～104，96页内容提要：利用2008年8月在安徽省CH市JC区27岁以上的农村男性调查数据，对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频度显著高于已婚男性，但性交频度和自慰性高潮均显著低于已婚男性。对于大龄未婚男性而言，自慰频度并不能替代性交频度，但却可能是正常或稳定性活动的有效替代；同时自慰频度能有效提高自慰性高潮，因而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大龄未婚男性释放性压抑，改善性福利。关键词：自慰行为自慰性高潮婚姻状况作者简介：杨雪燕(1970-)，女，博士，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伊莎贝尔·阿塔尼(IsabelleAttané)，法国国立人口研究中心(INED)研究员；李树茁，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袁晓天，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49）。1背景中国历史上就存在女性缺失和性别结构失衡问题。1980年代以后，由于生育政策和性别鉴定技术等的广泛应用，这一问题更以不断升高的出生性别比而表现得更加显著。由于近3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累积效应，据估计，整个20世纪中国女性缺失数量达到3000万以上。它的另一深刻涵义是：自2000年开始，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每年将有10％以上的适婚男性找不到配偶，并出现不断递增的趋势[1]-[4]。同时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将进一步加剧该性别失衡后果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在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由于婚配梯度模式的存在和人口流动的作用，被“挤压”的这部分男性永远是那些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处于相对弱势的人群，他们普遍具有身处边远地区的农村、年龄较大(一般超过30岁)、经济贫困、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相对匮乏等特征，本研究中统一称之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5]。在“普婚制”的中国，无法结婚也就意味着正常的性生活和性需要难以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满足。在农村，28-35岁之间的大龄未婚男性仍然有结婚的机会，但是机会已经明显较28岁以前小；而35以上的大龄未婚男性已经基本上丧失了结婚的可能性①。不能结婚的这部分大龄未婚男性，是通过何种方式或行为满足其性需求的？自慰行为作为没有性伴侣下满足性需求的重要途径，对于他们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其性与生殖健康状况到底如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是否可以采取相关的措施加以改善？目前尚无研究能够系统性地给予解答。与此同时，作为性社会学的重要议题之一，自慰行为本身的相关研究不足，在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开展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从研究人群、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方面拓展性社会学相关研究。为了对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的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进行深入研究，我们选择了中国东部某省的JC区进行了调查。JC区的性别失衡状况并非十分突出(2005年在109左右)，但由于总体性别失衡和人口流动的影响，JC区仍然存在具有上述特征而受到婚姻挤压的“大龄未婚男性”。我们选择JC区进行调查的目的是为了独立于性别失衡背景，通过对比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与已婚男性的自慰行为，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未来日益增多的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2已有研究回顾2.1自慰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自慰，是指通过抚慰自己的生殖器官以便获得性快感的行为，是人类一种非常普遍的正常活动。从大众健康的角度看，自慰被研究者和临床医师认为是健康、安全的性行为方式，是人们熟悉自己身体和性需要的重要行为，也被认为是在没有性伴侣下满足性需求的最好途径[6][7]。研究发现，性交和自慰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还存在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自慰行为是性交的一种替代还是一种独立的能够获得性高潮的一种行为[6][8][9][10]。婚姻状况和性交频率对自慰行为发生率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不同婚姻状况的男性自慰行为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关于哪种婚姻状况下男性自慰行为发生率较高的研究结论还不统一。有研究认为，曾婚男性(包括分居、离婚、丧偶)和单身男性比在婚男性以及同居的男性更倾向于自慰[11]；而Michael等的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12]。不同年龄、教育程度和身体健康状况的男性，自慰行为发生率存在很大的差异[8][11]。年轻的男性由于缺乏性伴侣，处于“性待业”期，自慰发生次数高于年龄较大的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产生性幻想的可能性就越大，幻想的内容越丰富，因此有过自慰的比例也就越高；健康状况是自慰的“物质基础”，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男性更倾向于自慰[8][11][13][14]。2.2自慰对于个人生活福利的影响自慰行为最初被认为对人体是有害的，被人类意志所排斥。直到19世纪，金西在《人类男性性行为》一书中开始为自慰正名[11][15]。之后，关于自慰的研究逐渐成熟。中国对自慰的认识也经历了由罪恶到正常的过程。建国初期，“自慰”被认为是罪恶的、对身体有害的。19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性革命，性开始在中国重新苏醒，并逐步发展起来。性革命对中国人的性观念和性行为产生了很大影响，性革命之后，中国人在性行为方面表现得更为开放，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自慰、同性性行为、多伴侣性行为等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关于性的研究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13][14]。已有研究发现，自慰对于个人生活福利具有积极的影响，能增进个人对于自身身体的了解、获得性高潮、帮助自然睡眠、缓解疼痛、疏解压力，甚至能起到防癌的效果[16]-[19]。其中，自慰性高潮的获得也意味着个人生活福利得到一定程度改善[19]。上述西方国家的已有研究中，大龄未婚男性一般是“主动不婚”，其不婚的原因同其自身的价值观念相联系；中国的已有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东部大中型城市，研究对象多为大学生群体，婚姻挤压现象并不明显[10][20]。然而，在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被动不婚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其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自慰行为的发生对于其自身的性福利是否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本研究试图通过中国东部某农村县区的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找出以上问题的答案。3分析框架和假设提出本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对中国农村大龄已婚和未婚男性自慰行为的实地调查，分析性别失衡背景下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对于自慰性高潮的影响，为改善性别失衡背景下大龄未婚男性的性健康和性福利寻求对策。分析框架见图1。图1分析框架本研究将自慰行为定义为：没有性伴侣的前提下满足自身性需要的一种行为，即用手或者其他方法来抚摸、刺激自己的生殖器，及身体的其他敏感部位以求性快感和性高潮的行为。根据研究目标，本研究包含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研究自慰行为的影响因素。中国是一个普婚制的国家，婚姻关系仍然被认为是获得合法性行为的唯一途径。对于被动不婚的大龄未婚男性而言，不能结婚也就意味着不能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性满足。因此，自慰是否能起到一定“代偿作用”对于他们意义重大[6][8][9]。基于此观点，本部分的研究着重探究自慰行为与性交行为之间的替代关系。假设1，性交频度越低的男性，自慰频度越高。第二个层次的研究是分析自慰行为对个人自慰性高潮的影响。已有研究认为自慰可以有效改善人类的性福利，特别是帮助男性达到性高潮[17][19]。对于被动不婚的大龄未婚男性而言，这一影响是否显著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假设2，自慰频度越高的男性，越有可能获得自慰性高潮。已有研究还发现，是否有过性经历以及性交频度更有利于在自慰当中获取性高潮[16][18]。假设3，性交频度越高的男性，越有可能获得自慰性高潮。除此之外，已有研究还发现年龄、健康状况等人口健康变量对于自慰行为的影响，以及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个人社会经济状况变量对于自慰行为的影响[8][11][13][14]；同时，年龄、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变量对于性高潮的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8][11]。因此，这部分变量将作为控制变量在模型中反映，以析出性交频率对于自慰行为的净影响以及自慰行为、性交行为对于自慰性高潮的净影响。其中，婚姻状况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单独列出。4数据和方法4.1数据来源、调查方法和过程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08年8月在中国安徽省JC区的调查。安徽省位于中国东部，是中国出生性别比最高的14个省之一；JC区位于安徽省中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是中国最早开展出生性别比治理的县区，出生性别比从2000年的112.85下降到2005年的109.15，但仍然偏离正常水平。为了确保性问题调查的信度和效度，采用了计算机辅助调查技术(ComputerAssistantPersonalInterview)。调查在JC区下辖6个乡镇进行，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中等及较差各2个。根据各乡镇提供的27岁以上的已婚和未婚男性名单进行了简单随机抽样。但由于大龄未婚男性样本数量不足，因此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第7个乡镇又进行了补足。各乡镇样本分布情况如下(表1)：调查时，所有参加调查的男性都被安排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如乡镇计生办公室或人口学校)。在回答一些不涉及隐私的个人信息部分时，由调查员协助调查对象作答，并教会调查对象使用电脑答题；当回答到性方面的问题时，由调查对象独自作答，调查员坐在调查对象对面，视调查对象的需要随时提供帮助。4.2变量测量4.2.1核心变量本研究涉及的核心变量包括自慰频度、性交频度和自慰性高潮。根据研究问题和验证假设的不同，三个变量在模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在验证自慰行为与性行为的替代作用时，自慰频度是因变量，性交频度是自变量；在验证自慰行为对自慰性高潮的影响时，自慰性高潮是因变量，自慰频度和性交频度是自变量。已有研究中，自慰频度和性交频度一样，通常都是按照一定时期中发生的自慰次数或性交次数来进行测量。根据时间跨度的长短通常可以包括以下四个维度：“迄今为止有过的自慰次数或性交次数”，“最近一年的自慰次数或性交次数”，“最近三个月自慰次数或性交次数”，以及“最近一个月自慰次数”[13]。但在实际操作中，时间跨度越长，其测量的准确性越会受到影响，因此在本研究中对这两个变量的测量只选取了“最近一个月自慰次数或性交次数”单一维度加以测量。三个核心变量的具体测量如下：自慰频度。连续变量。通过问“最近一个月自慰次数”，加以测量。性交频度。连续变量。通过问“最近一个月性生活次数”，加以测量。自慰性高潮。定序变量。通过问“自慰时是否达到高潮”，以“1=从未达到；2=很少达到；3=有时达到；4=经常都达到；5=每次都能达到”5个级别加以测量。4.2.2重要的控制变量——婚姻状况婚姻状况。分类变量。通过问“您现在的婚姻状况”，以“1=从来没有结过婚，而且没有同居；2=同居，但还没有领结婚证；3=已婚且夫妻俩住在一起；4=已婚但夫妻分居；5=离婚；6=丧偶”6类加以测量。但考虑到中国背景下婚姻状况与性行为的紧密联系，因此本研究在数据整理时又将上述6类合并为两类，一是未婚且未同居，包括离异、丧偶的情况在内；二是在婚或同居，包括在婚分居的情况在内。4.2.3其他控制变量年龄。分类变量。如本文一开始所说，前期的质性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35岁以前尚有结婚的可能性，但在35岁以后就基本丧失了结婚的机会。35岁对于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而言是一个关键的年龄。因此，年龄变量以35岁为界限划分为两类，一类是35岁及以下，另一类是35岁以上。健康自评。定序变量。通过询问个人对于自身健康状况的评价，以“1=很不好；2=不太好；3=一般，还可以；4=比较好；5=非常好”5个级别加以测量。教育程度。定序变量。通过“1=文盲；2=小学；3=初中；4=高中；5=大专及以上”5个级别加以测量。上述变量的描述性信息见表3。4.3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在描述性分析阶段，首先通过一般的描述性统计方法给出了分类变量的比例以及连续变量的平均值和方差、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