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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河湟花儿文化产业的开发与管理曹金泰摘要：文化产业的开发已经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经济和文化新的增长点。在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各种资源的整合已经开始向全方位方向发展。河湟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着辉煌的历史文化，“花儿”作为这一地区文化的重要代表，其产业化开发已经开始，对这种产业的开发和保护已经提上了相关部门的日程。本文从这个大方向出发，在总结河湟“花儿”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主要讨论如何使这种传统文化载体在现代文化冲击中站稳脚跟；如何使其尽快成为青海的一种品牌文化；如何更好的开拓“花儿”产业的文化市场；以及如何充分利用这种文化为青海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等诸多问题。关键词：河湟地区花儿文化产业文化心理夏都品牌从本质上说，文化产业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隶属于第三产业——服务业。所谓文化产业是以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形式对现有的文化资源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是现代社会构成的重要组织形态和文明方式。它以自己的内容和形式参与配置和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已经成为影响当下人类文明方式和社会走向的重要运动形式。从社会运行和控制上来看，文化产业的开发与管理又属于公共事业管理的范畴，是现代管理的一个热门话题。同时，就其现代性而言，文化产业首先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存在方式和状态，即是以文化商品经济运动的方式来反映社会进步所达到的一种文明程度。当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都开始意识到把文化产业的开发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当中去，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文化产业在现代社会发展当中的重要性，各种形式的开发和保护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文化过度地带的河湟地区是费孝通先生所谓的“藏彝民族走廊”的核心区域。这里民族众多且杂居相间，文化独特且种类繁多，“花儿”尤其为河湟地区各种文化的代表之一，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和传承。河湟“花儿”作为河湟地区的一种特色文化，应该得到合理的开发和保护，这种开发和保护不仅仅是对一种艺术形式的挽救，更重要的是对一种传统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化的尊重。经几百年的发展，河湟“花儿”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心理渗透到了河湟各民族中间。“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自家，刀子拿来头割下，不死时还这个唱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时至今日，人们对“花儿”的各种开发和利用名目繁多，但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的开发只是刚刚起步。如何在当前“花儿”发展现状的前提下对其进行产业化运作迫在眉睫；在已经出现的产业化开发中，对其如何进行管理也不容忽视，文章在考察河湟“花儿”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作出力所能及的分析。1.河湟“花儿”概述1.1河湟“花儿”的历史渊源河湟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撒拉族、土族、东乡族、保安族）在千百年的生产和生活中创造了辉煌的河湟文化，而“花儿”则是这些文化中的重要代表。“花儿”是一种民间艺术文化，属于民谣的范畴。民谣是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中即兴创作出来的一种民间音乐形式。河湟“花儿”也称青海“花儿”，她的形成同样如此，是生活在河湟地区广大劳动人民智慧和文化的结晶。河湟地区主要包括湟水河流域和大通河流域的青海东部农业区和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这一地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带，也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落差地带。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在长期的融合与社会生产过程中，共同创造了河湟地区的辉煌文化。“花儿”作为这些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是这一地区的民间艺术之花，在整个河湟地区的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这一地区，“花儿”跨越了族界广泛的流传于各民族间，她来源于广大的劳动人民但却流传于从最底层的劳动者到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几乎所有人群当中，她是发自于劳动人民心灵深处的对这片贫瘠土地的呐喊与呼唤，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因而这一地区的人们有着深厚的“花儿”清洁。关于“花儿”的起源，学术界尚未形成一种统一的认可，有人已经将“花儿”的起源追溯到了春秋时期的《诗经》，但是这一追溯的根据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花儿”起源于元明清时代的民族融合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为了加强对边疆的统治，实行了“移民实边”政策，特别是明朝洪武年间这种政策的实施达到了高潮。政策实施之下，大量的汉族人从南京、扬州等地陆续迁徙而来，突如其来的生存环境的改变使初来乍到的人们从心理到生理上均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和打击，这种挑战和打击对后来“花儿”的萌生奠定了最原始的基础。在以后各民族交流过程中，汉族将自己的民间歌谣和当时青海地区原有的少数民族音乐相结合，逐渐形成了这种新的歌谣形式——“花儿”。1.2河湟“花儿”的特征“花儿”虽然是一种民间歌谣，是一种即兴创作的艺术形式，但她却有着相对严格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指“花儿”的曲令，简称令。据不完全统计，“花儿”的曲令有180多种，这些令风格各异，在演唱和填词上各有千秋，然而奥妙之处是同一曲令不同的演唱又有不同的风格，虽然曲令相同而往往却是“十唱九不同”；同时，不同的民族又有本民族特有的曲令，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如土族的土族令、东乡族的东乡令、撒拉族的萨拉令、撒拉大令等。但在演唱过程中一个民族完全可以演唱另一个民族的曲令，这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当然在演唱语言上则都用的是青海方言。“花儿”研究的早期开荒者之一的张亚雄曾经就将“花儿”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汉语”，“回调”，“番（藏）风”。“汉语”是指用青海方言来演唱；“回调”指在演唱的音律上以回族、撒拉族等民族的曲调为主；“番（藏）风”则是指演唱风格高亢、激昂、嘹亮具有蒙藏民族的风格。从这一点上也不难看出，“花儿”在为河湟地区的民族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说明她是汉民族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1.3河湟“花儿”的发展现状任何一种传统民族文化在与现代文化接轨的过程中，几乎都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境地似乎是传统文化在与现代文化接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花儿”作为河湟地区的一种传统文化也无法逃脱这个过程。在越来越迅猛的现代都市文化的冲击下，这种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正在逐步失去其昔日的光彩，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艰难的挣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来，河湟地区的各项事业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正可谓是百业待兴，百花争艳。然而，机遇和挑战并存，在大力发展经济，搞活高原物质市场的过程中，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往往重视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产品的开发和经营，忽略了高原人特有的文化产业的开发和管理，这对于在市场经济中本来就显得脆弱的文化产业是一种极不公平的待遇，特别是对河湟“花儿”来说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不断演变和人们文化价值取向的转变，“花儿”的拓布区域正在缩小，这种缩小既包括地域上的，也包括人群上的。地域上的缩小大致从城市向郊区和农村退缩；人群上的缩小主要是向老年化方向退缩。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缩小并不是意味着“花儿”在琳琅满目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失色了，没有生命力了。这种境地只是一个过程，长期以来，“花儿”一直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和人群中艳丽地绽放，但是它还没有形成一种系统化和具有相当规模的，能够在文化市场竞争中独树一帜的产业化形式，还没有充分吸引住“赏花者”们的目光。但是“花儿”却是一种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底和悠久的历史渊源的民间艺术，其群众基础是极为广袤的。从文化产业的概念上分析，河湟“花儿”从发展状态上已经初步形成了产业化形式，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产业化形式在市场经济中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主要是指“花儿”在市场经济中的商业化水平始终难以处于有利的竞争位置上。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不妨先从“花儿”本身说起。2河湟“花儿”发展中存在问题通俗的说，“花儿”本身就来自于农民，她所反应的内容多为朴实的田园生活，因而也最能反应河湟地区广大农民兄弟们的心声，是他们心窝窝里的“白牡丹”。但就是因为这一点，“花儿”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就突显出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讲，造成这些问题的最终原因要归结为一个点：狭隘的农民意识。意识形态的滞后性决定了“花儿”在发展过程中，很难克服一些传统的思想观念和落后的文化模式的束缚。目前，河湟“花儿”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2.1“花儿”的音响传媒和口头传唱得不到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理论指导。学术界对“花儿”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今尽力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十至四十年代；第二阶段是五十至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至今是第三阶段。不同的阶段对“花儿”的研究层次不同，前两个阶段主要把对“花儿”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她的韵律、形式和格调方面，而第三个阶段主要是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开始试探性的摸索对“花儿”的产业化问题，试图为“花儿”开拓一片现代文化市场，使其传统的文化价值逐步转化为商业价值，这种研究重点的转移不仅仅是时代的需要，更是“花儿”自身发展的需要。然而，研究重点的转移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花儿”学术研究相对落后的现实。大部分研究人员仍然没有把研究重点和时代接轨，依旧在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上迂回。目前在市场上公开出版的关于“花儿”的文献屈指可数，但就是在这点少得可怜的文献也很难看到一些关于“花儿”的发展前景的思考和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经济中立足的设想。“花儿”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载体，不仅在体制上有着很强的传承性和模式化，而且通过对其不断的拷贝、传递，扩布着各种各样的传统观念和“地方性知识”。她不是一种简单的区域性民歌，而是一种即具有文化模式的传统文化载体，是体现多民族文化心理的兼容性很强的边际文化品种。这对“花儿”的理论指导来说是一个难度，长期以来的文化模式和人们的文化心理以及思想观念之根底是很深的，理论指导很难用现代思维模式来改变传统的意识形态。学术研究的滞后性影响了“花儿”成为青海品牌文化的速度和产业化发展的水平。虽然学术研究比较落后，但和“花儿”的传播实践结合还是较少。长期以来，“花儿”的学术研究和传播实践各自为阵，几乎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种境况使本来就有着狭隘意识形态的“花儿”得不到适合时代特征的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理论研究的指导。往往传播的实践者大多又不具备理论研究的水平，因而，就“花儿”本身来讲，很难从宏观上把握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命运，传播很难打破传统文化的束缚，长久地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2.2“花儿”发展缺乏专业的创作者，传播队伍中始终缺少领军人物，能够被人们所认可的、具有相当水平的品牌人物少之又少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和发展都离不开一些具有相当实力的大家们的参与和努力，河湟“花儿”的发展就缺少这一因素。在历届“中国民族艺术节”和“上海巴黎音乐会”上，“花儿”作为我省音乐艺术的代表曾多次亮相，但只是在1990年在上海举办的“上海巴黎音乐会”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那是因为当时有着“西北花儿王子”美称的青海省民族歌舞团演员马俊的个人演唱水平正处于高峰期，而且当时从个人到整个团队的准备做得相当充分。继马俊之后，河湟“花儿”再没有出现过第二个在“花儿”演唱事业上取得如此大的成绩的演唱者了。缺少能够走出去的领军人物，直接影响了“花儿”在外界的知名度和传播速度，不利于“花儿”商业化水平的提高。2.3“花儿”界缺少有一定的文化和艺术价值的作品问世虽然河湟“花儿”的曲令繁多，风格各不相同，但很多音响制品中的曲目往往重复，虽“十唱九不同”但也只是换汤不换药，缺少具有代表性和煽动性的作品，诸如《花儿与少年》、《上去高山望平川》、《马五哥与尕豆妹》之类的优秀“花儿”作品寥寥无几，优秀的“花儿”剧本罕见。陈词滥调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人们对“花儿”音响制品的青睐，满足不了人们不断发展的文化心理和需求，跟不上人们审美观的不断进步，这直接影响了“花儿”的口头传唱和音响传媒的发展，阻碍了“花儿”文化产业的开发与发展。2.4大多数“花儿”演唱者的受教育水平较低演唱者的个人知识水平和文化根底有限，阻碍了“花儿”的创新和文化内涵的进一步升华。知识是一切理论研究的基础，而理论上的创新又是事物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经过对西宁市10位在各大小茶园演唱的“花儿”歌手的调查，其中高中学历2人，初中学历7人，小学学历1人。如此的受教育程度使“花儿”演唱者本身很难从宏观上把握“花儿”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