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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戊戌維新之背景甲午战败，朝野震惊，意识到过去自强运动片面的改革是错误的。远东四强（英、法、俄、中）。面临列强瓜分的危机，有识之士体认到救中国必须从事于政治及制度上的根本改革，方能达到国家富强的目标。“震击治疗”(shocktherapy)，使中国人觉悟到“政治改革”实远比“科技改革”更为重要。西学输入的影响明治维新的启示二、维新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康有为（1858-1927），融合西方的进化论及中国传统学术，建立其变法理论。用通俗化的西方科学概念附会中国经典，以宣扬变法理论。仕宦之家与书香门第祖父康赞修连州训导、钦州任学正。叔祖康国器，官至广西护理巡抚。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氏性格倔强，特立独行。1888年赴北京,上书潘祖荫、翁同龢、徐桐三巨头,畅论变法救国之道,颇引起官场的注意;之后康试递上清帝万言书,力陈自强运动以来虽学习西法,内中说：“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但效果不彰,证明旧体制已不足应付新世局,若不及时变更,无以救危局致富强,此为康上清帝第一书。由于出语直率,此折无人敢递,且以康“首创此论,朝士大攻之”。康并非批评自强运动之第一人,但确是欲将此论直达天听的第一人。他也不是首先指出三千年变局的士人,然而在他之前,确无人向皇帝要求改变汉唐以来的政教体制,代之以西方式的近代国家制度。此第一书虽未上达天听,仍发挥了一些影响,钞本在京师流传颇广。康有为家人图（徐悲鸿作品）1889年秋康有为回到广州，晤见今文学家廖平，受其影响，由古文经转向今文经。1890－1894广州办学。《新学伪经考》刊行于1891年。论证西汉古文经为刘歆伪造。1895年,入京会试。上清帝第二、三、四书。第三书被光绪皇帝见到，“上览而喜之”。此折最引人瞩目的是提出开议院。“上览而喜之”。开议院此时虽已非特别新鲜,在康之前,王韬等人早已提过,但康无疑是向皇帝提出此议的第一人。1898年1月上第五书，“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侧，定宪法公私之分”。舌战群儒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的西花厅。出席问话的大臣有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和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荣禄以“祖宗之法”高帽相压时,他也不在乎说:“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当李鸿章问他,“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他更直言“诚宜尽撤”。張蔭桓1898年1月29日，康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即第六次上书：“以俄国大彼德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谱，”三事：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设待诏所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最有意义的是将议政和行政分开：在内廷设制度局，订立各种新章，酌定宪法。又别开法律、度支、学校以及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海军十二局，执行制度局之法令法规。1898年的2月28日,上第七书,再度强调以君权来变法的重要性,因而除抬出明治天皇外,又进呈了《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为光绪示范。同年4月和6月进呈的《日本变政考》在1898年刊行。说明孔子乃托故改制的素王，借用孔子的权威。将西方近代民主学说引到经学中来，建立起社会改革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梁启超（1873-1929）祖父名维清（1815年—1892年），号镜泉，是秀才。祖母黎氏（1817年—1873年），系广西提督、武探花黎大刚之女。父亲名宝瑛（1849年—1916年），字莲涧，在乡教书。母亲为赵氏（1852年—1887年）。梁启超的九个子女1908年于横滨双涛园合影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谭嗣同（1865～1898）谭嗣同（1865～1898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中国西洋留学生中最早系统地把进化论、自由主义等西学“真经”引入中国的第一人。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主义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三、变法过程1898年5有为立即鼓动帝党官员上书敦请变法，他并代御史杨深秀草拟《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代侍读学士徐致靖草拟《请明定国是疏》。两疏在光绪帝阅后，呈请“懿览”后，光绪帝“奉懿旨”，于6月11日发布由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曰：“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博采，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光绪帝召见康有为6月16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的具体步骤和措施。康有为详细陈述了他的意见，并且建议光绪帝“就皇上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召见后，命康有为总理衙门章京，并赏给六品衔,并特许他专折奏事。清德宗（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手迹1)政治方面：撤并闲散重迭之衙门，如詹事府、通政司等，裁减冗官；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广开言论。2)军事方面：裁撤绿营军兵；用新法训练陆军。3)经济方面：设路矿总局、农工商总局及各省商务局；提倡兴办实业，创立商会、农会。4)文化方面：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取消各地书院，改设新式学堂，如创办京师大学堂及地方中小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刊，准许自由创立报馆与学会。起用新人为了推进变法，光绪帝提拔一批新人，罢免一批守旧分子。7月3日，召见梁启超，赏六品卿衔，专办译书局事务。9月4日，赏敢于上书的王照三品顶戴，同时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等人革职。此后形成了上书高潮，光绪帝还下达数旨，进一步强化了士民上书。9月5日，赏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擢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变法的失败在发布明定国是诏之后4天即6月15日，光绪帝发布三道上谕：一、罢翁同龢。二、新授任的二品以上官员必须到慈禧太后前谢恩。三、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统领北洋三军（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袁世凯新建陆军）。从6月16日至24日，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健锐营。1898年8月，变法进入改官制阶段，新旧党争加剧。8月24日，光绪谕知将在10月（阴历九月）间与太后一起到天津阅兵。此后风传在天津阅兵时将废掉光绪帝。维新派不辨真伪，非常紧张，几经筹商，决定建议光绪帝亲自掌握兵权，以防不测。9月初，康有为上密折，“请仿日本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他又让徐致靖保荐袁世凯，并上密折“请抚袁以备不测”。光绪帝即令袁世凯觐见。9月16日召见袁世凯，赏候补侍郎。此举引起后党惊惧。9月15日，光绪帝在颐和园给杨锐一道密诏，令与谭嗣等妥速商量办法，保住他的皇位，使旧法渐变，又不违太后意旨。17日给林旭一道密诏，令给康有为，命康有为速去上海。18日，康有为看到两道密诏，与谭嗣同、梁启超等商量，决定铤而走险。当晚，谭嗣同至法华寺见袁世凯，要他举兵勤王，杀荣禄，除旧党。袁说：“杀荣录实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馀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矣。”谭嗣同无奈，只好同意等到天津阅兵时再作计议。1898年9月20日，袁世凯向皇帝辞行，然后乘火车回天津，立刻向荣禄告密，荣禄大惊，急商对策，不果。次日，二人继续商量。傍晚，御史杨崇伊从北京赶来，报告太后已于当日宣布垂帘听政了。戊戌政变的原因并非是袁世凯告密，但袁的告密加大了政变的剧烈程度。杨崇伊9月17日（阴历八月初二日）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一、康有为、康广仁、梁启超煽动天下士心，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二、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三、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1898年9月19日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皇宫。21日发布垂帘诏（“吁请太后训政”），幽囚光绪帝于南海瀛台。下密令拿办康有为和康广仁。24日令拿办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弟、杨深秀、康广仁等六君子。28日处决。29日宣布康党罪状：“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新政大部分被推翻，被裁撤的衙门又恢复了，八股取士也恢复了。但也保留一部分新政，申谕“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即当切实次第举行”，京师大学堂继续筹办。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四、失败的原因新旧实力差距倡导变法的维新派及其所依靠的力量过于弱小，而反对变法的封建顽固势力过于强大。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所联络和依靠的是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士及帝党官僚，根本无法与掌握实权的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相比，双方力量的悬殊，决定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命运。体制压力清末政体中最大的特点是“大太后与小皇帝的二重政治架构”。“这种最高权力资源二元化的特殊状况，使以光绪帝为中心的变法运动存在着先天不利的条件。”形式上与实质上的权力的分裂，必然使两位最高执政者之间的潜在的紧张和矛盾成为推行新的变革运动的制约性因素。客观原因主观原因1．维新派在传统思想上的局限性。首先，维新派深厚的儒学情结给变法运动带来的巨大的负面作用。混淆学术与政治，触犯主流社会的大忌，鼓吹“托古改制”、“三世”说、“伪经”说，疏远了一大批有可能参与维新的大臣和士绅，引起革新派的冲突和分裂.翁同龢认为康氏《新学伪经考》是“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管学大臣孙家鼐“颇言变法”，曾面请康氏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也“上摺劾《孔子改制考》，并谓康某才气可用，以为宜如汉文之待贾生，老其才折其气而后大用之。”湖南巡抚陈宝箴亦“奏荐我(康氏)而攻《改制考》。”“章太炎不同意康有为‘倡言孔教’。康有为门徒竟至‘攘臂大哄’，章太炎愤而离开《时务报》”。其次，维新派强烈的政治传统观念也对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不利影响。一、皇权专制观念的影响。得君行道。二、传统政治策略思想的影响。“补丁”传统，就是用新的政策来修补旧政策操作时出现的实践空洞，但同时旧的却并不废除。2、维新派在策略和措施上都有不少的错误。第一、实行孤家寡人政策。“光绪帝对慈禧太后负责，而整个国家机器须对光绪帝负责，尽管慈禧太后也不时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国家机器的运作”。徐桐：“一意修攘,图自强”。第二、未能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利益和社会承受能力。“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第三、新政的实行缺乏系统设计和安排。不仅造成社会混乱，而且给顽固派反对变法提供了口实。五、历史意义一、从政治史去看它代表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开始解体从而引进了一个中国史上空前的政治危机。政治秩序三元组合（普世王权、官僚体制、意识形态）结构。自由主义（英国）。民族主义。黄克武，将梁启超视作中国温和自由主义的先声。群己平衡“严复和他的前辈与同代人不同，不仅对西方富强的秘诀何在甚为关切，而且对西方思想家对这些事物是怎么想的有强烈兴趣”。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SearchforWealthandPower:YanFuandtheWest）二从思想文化史去看它在甲午战争以后开启了中国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时期。进化论。公共舆论。近代报刊杂志、书院与学堂、学会。这三种制度媒介造成了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影响：舆论或公共舆论的展开。黄彰健,于1970年,已说康是真正的阴谋家而非改革家,说康于百日维新之前,一直采取“双轨政策”,也就是明倡变法,暗搞革命;然而当光绪召见之后,康却改变了主意,一心要藉君权变法;但是当康党在湖南的革命活动被揭露之后,又不得不再转向革命,导致反慈禧的阴谋和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