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的诞生发展与苏州城市精神

吴文化的诞生、发展与苏州城市精神[主题]吴文化的诞生、发展与苏州城市精神[主讲]吴恩培[时间]2012年7月21日一、文化、吴文化（一）“文化”概念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及世俗对“文化”一词的误读“文化”一词，在不同的场合其涵义是各不相同。“中国拥有五千年的古国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财富的总和。“他这个人真有文化”，是指某个人因为丰富的学识所透射出来的某种卓然不群的文化品味。可见，“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相当不确定的。世俗对“文化”一词的误读1、等同于学历。如，我文化不高，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学历证书，约定俗成地称为“文凭”——文化程度高低的凭证2、等同于素质。如，这人随地吐痰，太没文化了。3、等同于国家相关行政部门及业务部门所涉及的业务工作。如认为文化就是文化部门（国家文化部、各省文化厅、各市文化局及基层文化馆等）所涉及相关工作（剧目创作、剧团演出以及群众文化演出等）。（二）中国古代对“文化”一词的理解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文化”，指的是“文治教化”，与没有教化的“野蛮”形成对照。在“教化”的手段上，强调用诗书礼乐教化世人，而与以武力平服的“武功”相对。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三）中国近代学者对“文化”的阐释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四）国外学者诸多的文化定义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五）现今通行的理解及定义文化指的是区域人群自古以来在这一区域创造出的与自然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物质的、精神的成果总和。（六）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系，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性的东西。文化的消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真正消亡。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刻意地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尤其是在强势文化的打压、侵蚀面前。（七）“吴”的释义1、大言，即大声说话《说文解字》：“吴,大言也。”《诗经?周颂?丝衣》“不吴不傲”句，毛亨《传》：“吴，哗也。”郑玄《笺》“不喧哗，不傲慢。”2、“吴”即是“鱼”(1)卫聚贤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卫聚贤在《吴越释名》一文中指出：“就字形言，吴字即鱼字。”“就字音言，吴字即鱼字。”“就字义言，吴字即鱼字。”(2)周国荣说周国荣《吴姓源小考》认为:“保存在今天的苏州一带的方言中，它读ng音＝鱼音＝吴音。苏州有诸多说法。其中的一种主要说法如（含吴江、昆山、太仓、吴县、无锡甚至松江、上海、南通等地）呼鱼不作yu音而作ng音，呼吴不作wu音而作ng音，比方吴县叫ng县，吴江县nggang县。”（八）“吴”:文化符号及其文化意义吴文化符号的“吴”的释义，无论是“大言”抑或是“鱼”，都反映了吴地早期土著居民以狩猎、捕鱼作为对自然的依赖，从而使得这一同自然相适应的生存方式在文化上有了具体的反映。作为“鱼”的释文，又显现着吴文化与水密切有关的水文化特征。“蘇”: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吴地始称为苏州，而就苏州的“苏”字来说，其繁体写作“蘇”，字形从草、从鱼、从禾，这既表明了吴地文化对农耕牧渔生产状况的反映，也表明了它与“吴”字在文化上的联系──苏州的“蘇”字当中，依然有着一条透逸着吴地精灵的鱼。（九）“勾吴”及“句吴”的误读1、“勾吴”一词的渊源商朝末年，（距今约3100年前），泰伯、仲雍从黄河流域的陕西岐山南奔无锡梅里和苏州常熟，在长江流域的太湖流域（江南）建立了一个小国——“勾吴”国。2、“勾吴”与“句吴”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记作“句吴”。“句”，此处不读ju，而读为gou（勾），《广韵》作“古侯切”。3、“句吴”之“句”的文字学意义“句吴”之“句”，无实际意义，司马贞《司记索隐》说：“颜师古注《汉书》，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於越’耳。”4、“句吴”：当代的误读苏州石路南浩街前的泰伯像基座上，分别镌刻着的中英文介绍，英译却将泰伯建立的“句吴”，依音译作为“JuWu”。（十）吴文化的概念吴文化就是吴地的区域文化。它泛指吴地区域人群自古以来在这一区域创造出的与自然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物质的、精神的成果总和。吴文化的得名，除前述“吴”与“鱼”的关系外，还与从黄河流域而来的泰伯南奔，并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太湖流域建“勾吴”国有关。二、与外来区域文化的“融和”：吴文化的产生契机及发展动力（一）江南本土文化与中原周文化的“融和”导致吴文化的诞生前述，距今约3100年前的商朝末年，泰伯、仲雍兄弟离开黄河流域的周族部落,来到了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地区。随着“文身断发”式的文化体认和文化交融，泰伯在江南建立了一个小国──“勾吴”国。在这一后世称之为“吴”地的地理平台上，长江下游及太湖流域原有的土著文化与中原周文化进行了最初的“融和”。对江南原先就存在的本土文化来说，这一整合的结果是使它注入了新的文化基因并产生一个质的变化，同时，也拥有了一个文化的符号──“吴”，后世人们所说的吴文化即由此诞生。因此，吴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两个母本系统，即具有两个文化的源头：其一是隶属于长江文明的长江下游及太湖流域原生的本土文化──江南土著文化；其二是从黄河流域传入且隶属于黄河文明的中原周文化。吴文化是本土文化（江南土著文化）与外来区域文化（中原周族文化）整合的产物。从一开始，它就属于一种杂交型的文化。同时，它博采众长的包容性、开放性特点已经显现并在其后逐渐形成传统。这对后世的吴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先秦时期，吴文化与外来区域文化的三次“融和”商周时期的吴国，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与外来区域文化的融汇和整合。每一次文化的交融，都给吴国及其文化带来新的思想、观念，从而对当时及其后吴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都带来积极的影响。这三次较大规模的文化融汇和整合的情况如下：1、商朝末年泰伯、仲雍的南下在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熏陶下长大的泰伯、仲雍在长江流域与江南的本土文化遭遇。在这一有史记载的中国古代不同区域文化的的交汇中，他们将黄河流域的周族文化与江南地区的土著文化进行了最初的融合。在吴文化的发展史上，这一次文化融汇、整合的意义是产生吴国这一政治实体以及由此产生以国家形态包涵着的吴文化。吴文化博采众长的包容性、开放性特点此时亦已初步形成。2、十九世吴王寿梦时期寿梦及其子季札的出访、考察，广泛地接触了中原文化。其后，逃晋的楚臣申公巫臣南下帮助吴国，晋、楚文化随着申公巫臣带来的三十辆战车一同而来。（在此以前，吴国军事技术落后，连战车尚不会使用）中原军事技、战术的渗入，终引起吴文化与外来区域文化的第二次交融。这一次中原文化与吴文化间的交融，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晋、楚对抗的政治格局。晋国“联吴制楚”的战略及吴国与楚国的分道扬镳，吴国作为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登上了春秋政治舞台，并由此开始崛起。所有这些，为其后吴王阖闾、夫差时代吴国的强盛和争霸中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吴文化在春秋后期大放异彩奠定了基础。3、二十四世吴王阖闾时期这一时期是吴国历史上第三次较大规模接受外来文化的时期。楚人伍子胥、伯嚭和齐人孙武的到来，一定程度上将楚文化和齐文化都带到了吴国。它既显示了中原文化与长江文化的融合，也反映了长江文化内部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融合。而这一时期的吴文化，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接受外来区域文化的融入。从伍子胥和孙武等来到吴国都受到重用来看且建立功勋来看，吴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特点使得吴国不但形成吸收外来人才的传统，且也形成了使用外来人才的机制。这一次大规模接受外来文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一是诞生了阖闾城（即今苏州城）；二是把吴王阖闾送上了春秋霸主的地位。三、从“好剑轻死”到“崇文重教”：吴地文化精神的转变先秦时，吴地民风尚武，吴地的文化更被视为“蛮夷”文化。《汉书?地理志》记载：“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宋范成大《吴郡志?风俗》中引“《郡国志》云：‘吴俗好用剑轻死……’按诸说吴俗，盖古如此。”先秦时期“好剑轻死”的吴俗，一方面使得吴国铸剑业异常发达，而铸剑工艺亦异常精湛。《太平寰宇记》说：“吴俗好用剑轻死，盖湛卢、属镂、干将、要离之遗风。”现今出土留存于世的春秋名剑，大多出自吴、越地区。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吴国所出的人才，也多为武将与“轻死”的刺客。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说：“自寿梦称王六世，阖闾举伍子胥、孙武为将，战胜攻取，兴伯（霸）名于诸侯。”而《战国策?魏策四》里记载唐且列举春秋以来的三大刺客中，竟有二人出自吴地。这两人分别是《左传》中记载的刺杀吴王僚的鱄设诸（《战国策》和《吴越春秋》等记为“专诸”），《战国策》记载的刺杀吴王僚之子庆忌的要离。熊月之先生《上海通史?导论》中论及“先秦时期”，“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上”，吴地文化只是“处于边缘地带”时，对此总结说：“春秋战国时期，儒、道、法、名、阴阳五家，共有代表人物124人，其中鲁国最多，46人，其次是齐、楚、魏、卫，各有10人至18人不等，今上海地区所属的吴国排在等十位，也是倒数第二位，仅有2人，占总数的1.61％。”其后的秦汉时期，吴地文化精神中“好剑轻死”的流风依然。秦末项羽起兵于吴中，“举吴中兵……得精兵八千人。”这出于吴地一郡的八千精兵，就是楚汉相争时，项羽极为倚重的核心军团——著名的“八千江东子弟”。西汉初，吴地民风轻悍。“刘邦在分封诸王时，考虑到江南吴越民风轻悍，恐幼子到那里难以控制局面，乃封侄刘濞为吴王。没想到刘濞到了轻悍之地以后也悍了起来，竟然自立为帝，造起反来。”西汉以后，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江南文化也随之发展，但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重心仍在黄河流域。《上海通史?导论》对此论述说：“东汉时各州共有儒生、文士66人，排在前五位的是兖州、司隶、豫州、青州、益州，吴郡、会稽所在的扬州，与荆州并立第六，有6名儒生、文士，占总数的9.09％，名次虽然靠后，但比重较先秦时已有增加。”西汉时，苏州留下了最早的读书台——朱买臣读书台的故事。朱买臣读书台，位于藏书镇的穹窿山茅蓬坞山道旁。一块大石上，明正德间都穆的题刻“汉会稽太守朱翁子读书台”尚存。石的侧面刻写着的“朱买臣读书台”几个大字。其时，朱买臣在山上砍柴，歇息时便在大石上读书。读书后，带上一捆竹简自是不便，于是便把这竹简卷好藏在路边草丛中。朱买臣后来作了朝中大官，这未成名时奋发读书的种种情节，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人们的景仰和纪念。后人在他曾经藏书的地方建了一座独特的“藏书庙”。时至今日，这同词而异实的“藏书”──对书并非是收藏，而只是掩藏──作为地名，却留了下来。昔为乡，今为镇，两千年来散发着掺和乡间野气的书香。吴地文化精神转型时期，当是西晋以后、宋代以前的六朝（曹魏、晋、宋、齐、梁、陈）时。这一时期，随着江南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北方士族南迁从而引起中国南北政治势力的消长，对吴地文化精神的转型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转型期内，吴地文化精神一方面继续着历史遗留的“尚武”遗风，如西晋时，左思《吴都赋》里还在说着吴人“骄材悍壮，捷若庆忌，勇若专诸。危冠而出，竦剑而趋”，以至“士有陷坚之锐。”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富足安逸所导致的民风变化，尚文之风以及“吴人不习战”的状况已现端倪。有学者指出，这一时期“吴文化悄悄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东晋以后，随着南士‘朝隐’心态的萌发定型，崇尚武力的价值取向开始为士族阶层所摒弃，止足淡泊的‘不竞’之风逐渐滋生蔓延，温文儒雅已成为南士新的价值取向。东晋末年，‘吴人不习战’（《宋书》卷１《武帝纪》）已为人们所注意。迨至南朝，‘南人怯懦’（《宋书》卷81《顾觊之传》）竟成为北人羞辱之口实。”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说“永嘉渡江之寒族北人之孙”也变得“肤脆柔骨”起来，不仅如此，他甚至把“南朝吴人不习战”称之为“通则”。熊月之先生的《上海通史?导论》论述“东晋、南朝时，东南文化发展迅速，江浙学风大盛”时说：“六朝时，江南风气已与西汉时大不一样，儒生往往宽衣博带，尚文尚雅，甚至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梁代时，昭明太子萧统编撰《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的编选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