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模式问题的四次论争及其启示

世界范围内模式问题的四次论争及其启示徐崇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哲学所研究员2011-09-02摘要：有关“模式”问题的论争早在100多年前就开始了，文章通过大量的史料和翔实的案例分析了历史上发生的四次大的关于“模式”的论争。文章指出，从世界范围内有关“模式”问题的四次论争中得到五点启示。一是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各国各民族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必须得到尊重。二是把一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奉为“普世价值”而强加于人，在世界观上是一种先验唯心主义，在政治上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三是各国应符合自己实际情况来构建发展道路和模式。四是强调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发展模式，并不意味着否认像十月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具有划时代事件的国际意义。五是各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既包含其优势，也包含不足和面对的挑战与问题，不应以别国的价值标准去评判其是非。我国学术界目前正在就“中国模式”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论。其实，在世界范围内有关“模式”问题的论争早在100多年前就曾进行过，既有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的，也有关于资本主义模式的，还有西方国家关于“中国模式”的论争。这些论争虽然内容各不相同，但一个共同点是，在每个这样的场合都有一种模式先验唯心主义地把自己奉为普世价值，或强加于别人，或否定与自身相异的其他模式的客观存在、歪曲其性质和意义。这正是引发争论的根源，同时又反映了争论的实质。历史上关于“模式”的论争一共有四次，今天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四次论争以及“模式”论争引发的启示。恩格斯对杜林“世界模式论”的批判第一次论争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世界模式论所展开的批判。《反杜林论》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它所以成为经典，并不是因为恩格斯批了杜林，而是因为恩格斯借批判杜林的机会，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的基本原理的全面展开就是在《反杜林论》里。杜林（1833—1921）是德国的一位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他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1871年到1875年四年里连续发表三部著作，一本是哲学的、一本是社会主义的、一本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面地批判当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方案，鼓吹在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变分配关系以实现社会主义。杜林的这种观点在刚成立不久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有很大影响，迷惑了一批人，1875年，以莫斯特、伯恩施坦为代表在党内建立了一个拥护杜林的宗派组织，党的某些领导人也对杜林的观点认识不清，威胁了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影响，威胁了社会民主工党的指导思想。这就使恩格斯不得不停下《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发表《反杜林论》对杜林的观点进行分析批判。杜林的“世界模式论”认为，先有模式、原则、范畴，然后由人把它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构成现实世界。所以，恩格斯对它的批判主要从哲学的高度揭露这种理论是一种先验唯心主义，以及它对黑格尔的抄袭。恩格斯强调杜林的“世界模式论”是完全错误的，搞先验唯心主义，是把自己虚构的一个设想强加于人类世界、自然界。《反杜林论》先是揭露杜林“所谓的原则，就是从思维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这些原则应当被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因而自然界和人类都应当适应这些原则”。恩格斯还揭露了作为杜林的哲学基础的“世界模式论”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抄袭，指出杜林“把事物完全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久远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这完全像一个叫作黑格尔的人的做法”。社会主义模式多样性及苏联模式的论争关于“模式”问题的第二次大的论争是苏联模式的论争。从斯大林开始，要把苏联模式强加于兄弟党、兄弟国家。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坚持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这次论争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时在欧亚出现了一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产生了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同苏联、苏联模式的关系问题。当时苏联的当家人斯大林的大党、大国主义非常严重，把苏联的经验凝固化、绝对化和神圣化，把苏联模式强加于兄弟党、兄弟国家，而把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根据本国本民族的特点去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当作反共民族主义来加以批判和斥责，根本否认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尽管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已经明确宣告“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式和方法的多样化，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具体贡献”，但直到1957年，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也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与现时代》一书，还蓄意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同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混淆起来，说什么“右倾修正主义者附和反共分子”“断定社会主义有苏联的、中国的和古巴的等等模式。深入分析一下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的概念就不难看出，他们实质上是企图针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而设计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毫不相容的‘模式’”。直到1982年的苏联《科学共产主义》杂志还在发表题为《社会主义多种“模式”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文章。在实践中，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性的矛盾，首先在苏南矛盾中表现出来。东欧一些国家的解放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苏联出兵帮助东欧国家解放，但是也有几个国家是东欧国家的游击队打出来的，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就是一个代表，当然也得到苏联支援，但是主要靠自力更生。正因为这样，建国以后铁托又强调要自力更生，斯大林不让他这样干，要听他斯大林的，后来矛盾就越来越厉害，苏联把以铁托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应用于一定的特定场合”，“使它与存在于我国的特殊条件尽可能密切地融合在一起”，斥责为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后来，共产国际开除南斯拉夫的共产国际的户籍。波兰党的总书记哥穆尔卡支持铁托的观点，强调波兰要建设波兰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过波兰自己的发展道路问题。结果在苏联的压力之下，也被扣上“右倾民族主义”的帽子，被撤消总书记职务并被判刑3年。其核心问题就是苏联模式是唯一模式，不允许社会主义多样性。其他的兄弟党凡是跟着铁托走的，认为苏联模式不能强加于我头上的，全部成了间谍统统给抓起来了。斯大林在1952年亲自出马，把苏联的一整套的苏联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写进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自认为是世界共产党人必读的丛书、必读的教科书。虽然1957年莫斯科宣言虚假地说你们可以走自己的路等，但实际上一直就是苏联模式统治一切，他认为哪个兄弟国家、兄弟党要在苏联模式之外另外搞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反苏，当时叫反苏的民主主义、反共民主主义，认为你要搞民主主义，这个矛盾一直到苏联解体。而另一方面，有些东欧国家却又因照搬苏联模式，破坏了自己国家原有的经济结构，造成国民经济偏向重工业的畸形发展，人民生活提高缓慢，引起人民群众广泛不满，引发了多次经济政治危机。所以，匈牙利党的领袖卡达尔·亚诺什在后来回顾说：“关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在初期我们没有适当考虑这些不同的特点，我们错误地认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可以原封不动地机械地搬到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结果每个国家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实际上，早在二战以前，我们党也吃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苏联模式的苦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三次左倾路线，根子都在斯大林那里，当时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神圣化使我们党吃尽了苦头，濒临崩溃边缘。特别是王明第三次路线，当时毛泽东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可是王明回来以钦差大臣自居，就是要抢毛泽东的领导权，实际上是斯大林一直在背后给他发指示，他就按照那一套先左倾、后右倾指挥中国共产党，说毛泽东是三个顾虑，三个顾虑出不了马列主义，对毛泽东同志压力相当大。后来中国共产党派王稼祥向共产国际去汇报工作，一直到王稼祥回来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王明才开始收敛。因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就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实际上就包含了对苏联大共产主义、大国主义的抵制，包含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共产国际决议与苏联经验神圣化。我们党在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在原来探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进一步发展了，文章阐述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性的观点说，每一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过程除了共同的方面，还有不同的方面，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具体的发展道路，马列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一个民族，都要经历阶级斗争，并且最后在原则基本相同，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但这决不是说，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没有基本的共同点，可以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我们1956年发表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明确地回答了苏联模式不能强加于人，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探讨自己道路不等于离开马列主义的理论已经讲清楚了。邓小平在苏东巨变以后，提出了5条关于怎么处理兄弟党的关系的原则，把原来毛泽东1938年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56年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把那个时候理论又进一步向前推进。邓小平讲得非常精辟的5点理论，实际上就是在到底是苏联模式强加于兄弟党、兄弟国家，还是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问题上，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明确阐明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也是在党际关系上的指导思想：第一，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我们所要坚持的也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原因就是符合中国实际，社会主义不是人家说的短期经济。当然不等于说我们尽善尽美，我们问题还有一大堆，但是不管怎么说，邓小平讲的这一条已经实现了。邓小平以前说过，“世界形势发展了变化，我们和苏联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现在没有执政的共产党再走这条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这句话是振聋发聩的，因为条件不一样了。那么怎么办？邓小平提这个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有自己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的实践，有建设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实践，要使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说实话我当时并不完全赞同这句话，一是因为当时邓小平讲这个话的时候，美国跟我们经济、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相比距离很大；二是因为美国的民族心理，他们民族荣誉感很强，不可能会认为社会主义好。2010年8月10号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讲了一句重要的话，“现在用中国的经济模式来取代美国模式已经是美国知识界的一种时髦倾向”。邓小平的话在这里得到印证了，美国的人均收入比我们高得多，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表现和美国的表现一比，证明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美国知识界已经有人感觉到美国模式不行了，这是一种价值观上的转变，当然还有很多人不赞成，但是实际上这个过程已经潜移默化地在发生了。当然离邓小平说的要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普遍认识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的21世纪中期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现在还差40年，我们还可以好好努力，按照现在的发展，毫无问题可以达到。第二，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取得成功，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带来很多问题。第三，在革命胜利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