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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士不遇」到「歸去來」─試論兩漢辭賦對京城的趨附與偏離廖國棟成功大學中文系一、前言許慎《說文解字》云：「士，事也。」段玉裁《注》云：「凡能事其事者稱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由是觀之，就「士」的本義而言，基本上是以出仕任事為其本職。在周代封建體制中，「士」是最基層的貴族，其身分地位是世襲的，他接受一定的知識訓練，出仕任事是其權力，也是義務。這時的「士」，無所謂「遇」與「不遇」的問題。春秋之後，禮壞樂崩，隨著封建體制的崩潰，平民知識階層興起，原來世襲且具氏族性的君臣關係，發展成為游動且具個人性的君臣關係1，「士」從固定位階游離出來，成了「游士」。一方面，「士」失去了基層地位的生活保障，但另一方面則因擺脫封建的拘束，得到了相當的自由。此外，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需才孔急，「朝為布衣，夕為卿相」更激勵了傑出的庶人知識分子蜂湧而出。「士」不再是低層的貴族，而是「知識分子」階層的稱謂。此時的「士」，群英薈萃，百家爭鳴，主導著時代的脈動。「六國之士，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喪」（王充《論衡‧效力》），這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他們得以游走諸侯之間，尋找知遇之主，以求見用。諸侯固然可以從游士中選擇所要的人才，然而游士相對地也可1參見劉紀曜〈仕與隱─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兩極〉，《中國文化新論‧思想篇一‧理想與現實》，頁293，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10月。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6年12月‧2‧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以選擇所想依託的明主，因此無論最終的結果是「遇」或是「不遇」，游士擁有相當寬闊的空間任其揮灑，而這正是漢代一統帝國之下的「士」夢寐難求的舞臺！二、文學侍臣之哀傷大漢帝國結束了中國長期以來紛亂的政局，隨著中央集權的逐漸穩固，漢代的士人失去了「游」的環境，皇帝是他們唯一效忠的對象，京城是帝國權力核心的所在地，漢代的士人，無論是懷抱濟世宏願的志士仁人，或是追求榮華富貴的利祿之士，京城是他們仕途的終極目標，唯有擠入京城的權力核心，才有希望得到天子的恩寵，獲得權位，志士仁人藉此行道濟世，利祿之徒則靠它享受榮華富貴。辭賦是漢代文學之所勝，在漢賦兩大系列的賦作中2，皆可發現或隱或顯的京城情結3。就表現才知深美、體物騁辭的賦作而言，以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及張衡等描述京殿苑獵的賦作為典範。其中司馬相如更是將這一系列發揮到極致的典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云：司馬相如……事孝景帝，……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悅之，因病免，客游梁。……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2曹淑娟《論漢賦之寫物言志傳統》依徐復觀〈西漢文學論略〉將漢賦分為兩大系統：「及至兩漢，部份賦家作品承續楚騷以言志為主髓之精神，表達士子之挫折感與批判力，形成一系列失志之賦；另一部份作品則因寫物性質在文人才力下獲得發揮，言志遂落為第二重目的，而以追求文辭成就，表現才知深美為主要動機，形成第二系列之體物賦作。」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年6月。3「情結」一詞，本是精神分析心理學的術語，如弗洛伊德「戀母情結」之類。如今則泛指一個人在心靈之處對某個東西的迷醉或依賴。參見童慶炳主編《現代心理美學》頁445～446，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3年2月。辭賦興盛於漢代的宮廷中，是典型的宮廷文學，京城是帝國權力核心的所在地，是仕進的終極目標。在漢賦中，經常發現賦家對京城核心的眷戀，這份眷戀，無論是趨附或偏離，都在心靈深處形成了難以排遺的情意綜，為了行文方便，筆者稱之為「京城情結」。從士不遇到歸去來──試論兩漢辭賦對京城的趨附與偏離‧3‧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這裡記載一個值得注意的消息：相如起先事景帝，由於景帝不好辭賦，相如自知想擠入權力核心的希望是渺茫的，梁孝王來朝帶給相如一個機會，既然無法擠入帝國中央的權力核心，那就設法擠入另一個侯國的權力核心吧！必須說明的是：帝國初建，削藩政策尚未成功實施之前，劉氏諸王如吳王濞、梁孝王、淮南王、河間獻王等，皆招致四方游士以擴張其實力，這時的場景彷彿回到戰國的舞臺。相如的投靠梁孝王，也有些類似戰國游士的擇主而仕。〈子虛賦〉的創作可視為相如擠入梁國權力核心的頌讚4。孝王卒後，相如失去依靠，過了一段貧困的日子，幸好透過友人楊得意的幫忙，得以晉見武帝，進呈曠世名篇〈天子游獵賦〉，如願以償地踏進京城。他為帝國寫下壯麗的賦篇，熱情歌頌帝國鼎盛的國力，賦作雖然採取「苞括宇宙、總覽人物」5的設計，但是描述的中心最後回歸京城，凸顯的人物則是帝國權力核心的主宰──天子。就創作動機而言，此賦本是作者設法擠入京城權力核心的敲門磚，它唯一的目的就是滿足武帝睥睨天下的雄心壯志及自負心理，用以博取龍心大悅。至於曲終奏雅，「歸之以節儉」云云，恐是餘事耳。相如成功地成為武帝的文學侍從之後，也曾努力創作〈哀二世賦〉、〈大人賦〉等諷諫武帝的賦篇，試圖發揮一點知識分子的責任，但並沒有收到效果，據〈司馬相如列傳〉的記載，武帝讀〈大人賦〉之後，「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武帝的大悅，對相如來說，毋寧是莫大的挫折，這不是個案，而是兩漢文學侍從之臣共同的際遇與無奈：朔嘗至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漢書‧東方朔傳》）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為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得尊官。（《漢書‧枚皋傳》）4蕭統《文選》所錄之〈子虛賦〉，乃〈天子游獵賦〉的前半篇，恐怕不是游梁時所作的原貌，但從後來武帝的激賞仍可窺知相如對梁王必有相當精彩的頌讚。參見廖國棟〈漢賦「夸飾」之省察〉頁182，收入《成大中文學報》第一期，1992年11月。5《西京雜記》卷二記載司馬相如答友人盛覽問作賦：「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4‧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蓄之。（《漢書‧嚴助傳》）身為一個知識分子，卻被視為俳優，是件多麼難堪的事！如果他的辭賦創作僅是為了謀食，內心的挫折與屈辱感也許會減輕一些。如果他仍懷抱知識分子的理想，恐怕是不會贊同宣帝為淪為「娛樂」事業的辭賦所作的辯護：上令褒與張子僑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漢書‧王褒傳》）宣帝以仁義風諭作為外衣，搪塞議者「淫靡不急」的指責，安心繼續其「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的文學遊戲。有些賦家，感傷淪為侏儒俳優之流，揚雄即是最明顯的例子。他早年激賞相如的賦作，積極創作辭賦，觀其成帝時所上的〈甘泉賦〉、〈河東賦〉、〈校獵賦〉、〈長楊賦〉等，皆是有為而作，充滿知識分子的理想，以為辭賦可以發揮諷諫的功能，在賦中熱情地歌頌大漢帝國的偉大天子，並對成帝的侈靡淫逸進行委婉的諷諫。這時的揚雄對京城是懷抱希望的，其賦作的基本傾向仍是趨附京城的。然而最後他的期望落空了，除了仕途上的不得志（成、哀、平三世不徙官）外，他發現賦家的身分「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漢書‧揚雄傳》）必須說明的是揚雄的「壯夫不為」，只是不願意再創作流於娛悅天子耳目，而作者卻一廂情願「寓諷於頌」的賦篇。哀帝即位之後，他轉而創作〈解嘲〉、〈太玄賦〉、〈逐貧賦〉等賦篇，這些賦篇屬於另一系列，容下再論。回頭再看看司馬相如：他的政治生涯在出使西南夷後，因為遭人彈劾受賄而被免官，閑居一年後雖被召回，但只是個空頭的郎官，後又被派為孝文園令，當文帝陵墓的守墓人，相如的政治生涯就此結束了。然而就在他生命結束的前一年，竭盡心力寫成〈封禪文〉後，因病辭官，等到病危之際，武帝派人前往相如家中取書，結果只得到這篇〈封禪文〉。有人以此指責相如臨死前居然還為王朝歌功頌德、勸武帝封禪，在德性上未免是一累。其實換個角度想想，這正好說明相如對京城核心的趨附情結是至死從士不遇到歸去來──試論兩漢辭賦對京城的趨附與偏離‧5‧不渝的。在體物騁辭系列的賦作中，班固的〈兩都賦〉對京城的趨附是相當特殊的，這是第一篇以京城為題材的賦作6，賦中對京城的擁戴與趨附更是其他賦家難以望其項背。《後漢書‧班固傳》記載：自為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浚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搆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這完全是站在天子的立場講話，為東都天子「修起宮室，浚繕城隍」作辯護。賦前有序：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夫，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7班固是漢代典型的傳統儒者，他篤信辭賦可以「抒下情而通諷諭」「宣上德而盡忠孝」，在〈兩都賦〉中，班固對高祖、武帝、光武、明帝盡情地歌頌，尤其是對建立東漢王朝的光武帝，更是近乎歇斯底里的歡呼著：……斯乃虙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斯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全漢賦》頁329）當然，〈兩都賦〉並沒有忘記對當代天子進行「抒下情而通諷諭」，但比起「宣上德而盡忠孝」所佔的篇幅而言，是少得可憐的。客觀而論，班固算是個正人君子（教子不嚴是另一回事），〈兩都賦〉未必有意阿諛，而是真誠地的謳歌。相對於那些為謀食而聚集京城的文學侍從們，在「自悔類倡」8的委曲情結之下所作的遊戲作品而言，班固對京城所流露出的趨附情結反而是相當真誠的。6班固之前，揚雄有〈蜀都賦〉，但蜀都並非「京城」。7《全漢賦》頁311。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以下所引《全漢賦》皆此版本。8《漢書‧枚皋傳》記載枚皋自嘆：「為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6‧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三、賢士不遇之悲慟前引班固〈兩都賦〉的序中，知道漢代賦家的身分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的言語侍從之臣，賦作是他們必須提供帝王娛樂的產品；另一類則是公卿大夫，賦作是他們「時時間作」的偶發性產品。身為漢賦四大家之一的班固，他的分法當然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但有一點必須加以說明的是：賦家歸屬何類有時不在賦家自身，而是天子對他們的態度，所以被歸為文學侍從之臣者，如司馬相如、東方朔等，他們內心是並不心甘情願接受天子以俳優相待的，所以司馬相如常稱疾不朝，東方朔則寫作〈七諫〉、〈答客難〉等賦篇宣洩其不遇之悲。就今存之兩漢賦篇觀之，我們相當驚訝在體物騁辭大賦所籠罩之下的漢代賦壇，卻有另外一系列的賦篇，從賈誼以降，以「士不遇」為主旋律，綿延不絕地唱著「賢人失志」的哀歌。這些不遇之悲，或以楚騷的型式表現，如：賈誼〈惜誓〉、東方朔〈七諫〉、莊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揚雄〈反離騷〉、班彪〈悼離騷〉。或以「答客難」的方式表現，如：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崔駰〈達旨〉、張衡〈應間〉、崔寔〈答譏〉、蔡邕〈釋誨〉。當然，最多的便是以不遇為題材或借物抒懷的賦篇，如：賈誼〈弔屈原賦〉、〈鵩鳥賦〉、〈旱雲賦〉、董仲舒〈士不遇賦〉、司馬遷〈悲士不遇賦〉、劉歆〈遂初賦〉、崔篆〈慰志賦〉、馮衍〈顯志賦〉、梁竦〈悼騷賦〉、班固〈幽通賦〉、張衡〈思玄賦〉、〈歸田賦〉、〈髑髏賦〉、蔡邕〈述行賦〉趙壹〈窮鳥賦〉、〈刺世疾邪賦〉。有關漢賦「士不遇」主題的討論，前賢今彥論之詳矣9。本文試就「京9除註二所提及的著作外，顏崑陽〈論漢代文人「悲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