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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汉唐时期的药用衡制及量值汉唐时期的药用衡制关系及其量值，特别是汉方剂量古今的折算，是个长期困扰学界的问题。自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古今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今天医家在汉方剂量的折算上多因之，把仲景方的一两折为3克①，更有主张折为1～1.6克者②。《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年第12期发表柯雪帆等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折东汉一两约15.6克。搞清汉方的真实剂量，对于澄清明清以来在汉方剂量上的错误认识，很好地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特别是继承以张仲景《伤寒论》为代表的汉方医学成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从新莽至唐末的的几百年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药秤衡制，这是汉唐医家代代相传，虽经多次朝代的变迁而沿用不变的药用衡量单位，其衡值也是相对稳定的。汉唐时期的一两折合今制约13.8克。一、自汉至唐，均采用斤、两、分、铢制从度量衡发展的历史来看，汉代是我国度量衡的完善时期。《汉书.律历志》首先明确了五量制，即铢、两、斤、钧、石。《律历志》：“权者，铢、两、斤、钓、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二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其衡量关系为：24铢=1两16两=1斤20斤=1钧4钧=1石其后，南朝梁著名医家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在《本草经集注》中说：“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虽有子谷秬黍之制，从来均之已久，正尔依此用之。”与《汉书?律历志》所记载的衡制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陶弘景的药秤在铢两之间多了“分”，其衡量关系是：6铢=1分4分=1两16两=1斤；其次，他提出了“分”这个衡量单位的起源，即“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即南北朝时期才有“分”这个衡量单位。斤、两、分、铢制是不是起源于南北朝时期？东汉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年），在其《伤寒杂病论》中已经使用了陶弘景所说的斤、两、分、铢制，如：《金匮要略》中“侯氏黑散”。比张仲景晚约一百多年的晋?葛洪（约公元283～363年）《肘后备急方》也使用这个衡制。隋唐时期的医家沿用汉魏的衡制，《外台秘要》、《医心方》引六朝、隋、唐医家方皆采用斤、两、分、铢制，孙思邈也如此。唐末宋初，衡制发生了变化，医家逐渐采用新的斤、两、钱、字、分制，如北宋?钱乙（约公元1035～1117年）的《小儿药证直诀》，刊于北宋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都出现了汉唐时期没有的衡量单位“钱”、“字”。那么，张仲景方使用斤、两、分、铢制，是不是现今所见最古的例证呢？东汉早期汉墓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中相对完整的方计36个，除了用斤、两、升等衡量、容量单位外，大量用到了“分”，如简42～43：麻黄三十分大黄十五分厚朴、石膏、苦参各六分乌喙、付子各二分，凡七物皆并冶这里的“分”是估量单位“份”③，还是衡量单位，尚需研究。二、汉唐时期医方中的一两相当于13.8克隋唐药用衡量单位沿用旧制不变，其量值是不是也随着朝代的变迁，而是汉魏的二倍三倍呢？从苏敬、孙思邈、李时珍到今天的医家，一直对这个问题有争议。我们认为，自汉至唐，药用衡量单位未变；如从新莽始建国（公元9年）起，至唐末昭宗天祐年（公元904年），其间近900年药用单位的量值，也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1、南朝依古制，隋唐通行两套衡制，医药用小升小两《隋书.律历志》在讲到衡量时指出：“梁陈依古称，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梁陈依古称”这句话很重要，郭正忠指出，李淳风提到的“梁陈”，应泛指南朝的宋齐梁陈。“既云‘梁陈依古’，其‘梁陈’之前的宋齐，自必更为‘依古’。”④也就是说，南朝衡制已发生了变化，而药秤则依陶弘景古秤。隋唐时期衡量的量值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药秤沿用古制不变，通行大小两套衡制。在社会上通行大斤大两的时候，小斤小两即古药秤在金银玉帛及合汤药中运用，两者并行不悖。《旧唐书》卷48“食货上”：“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合汤药及冠冕，制用小升小两，自余公私用大升大两。”《通典》、《唐六典》、《唐会要》等书也明确记载医药用小升小两，其余公私用大升大两，大小衡制之比是三比一，即大两的一两是小两的三两。孙思邈（公元581～682）《备急千金要方》：“隋人以三两为一两，今依四分为一两称（秤）为定。”孙思邈是生活在隋代和唐高宗时期的医家，他指出，隋人已通行大两，其大小两之比为三比一，他开方用药“依四分为一两称（秤）为定”，即依陶弘景以来医家共用的斤、两、分、铢制，亦即小升小两。2、唐代医家对药量的标注唐代医家王焘于天宝十一年(752)完成的《外台秘要》卷31乌麻地黄酒方：六月六日曲四升忘斯油麻六斗五升生地黄四斗，前三味并用大斗大升丹参生石斛牛膝杜仲萆薢生姜各二斤人参八两，以上并药秤秤之。在“代茶新饮方”，中，要求将“右十四味并拣择，取州土坚实上者，刮削如法，然后称大斤两”这里提到了“大斗大升”、“药秤秤之”、“秤大斤两”。为什么要特别标出来呢，因为合汤药用药秤，药量皆为小升斗，小斤两，若需用通行的大斤大两，则需标出。3、宋代医家对古方剂量的注解大约以唐末宋初为界，前后的医家开方用药使用的衡制及量值都有很大的差别。汉唐时期用斤、两、分、铢制，宋元以来使用斤、两、钱、字、分制。前者用的是小两，唐末宋初以后用的是相当隋唐时期的大两，两者相差约三倍，所以唐以后的医家读古方时多对剂量加以注释，以示古今的不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隋唐医家用小升小两。如：庞安时（约公元1042～1099年）《伤寒总病论》：“按古之三两，准今一两。古之三升，今之一升。”成书于北宋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朱肱《类证活人书》：“古之三两，即今之一两也；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古之三升，即今之一升也。”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陶隐居名医别录合药分剂法则》引金?李杲曰：“六铢为一分，即二钱半也。二十四铢为一两。古云三两，即今之一两；云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这些医家非常准确的解释了古今衡量的演变，汉唐时期4分等于1两，唐以后10钱等于1两，古今衡制相换算，则4分=10钱，一分等于二钱半。宋之一两约等于汉唐之三两，六钱半乘以三，即朱肱所谓“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4、自然科学史家的考证卢嘉锡主编，丘光明等著《中国古代科技史?度量衡卷》对汉唐时期各代的衡量值考证结论如下⑤：朝代斤升两新莽245克200毫升15.3克东汉222克200毫升13.875克曹魏220克200毫升13.75克晋220克200毫升13.75克隋660克600毫升大：41.25克小：13.75克唐662～672克600毫升大：41.4～42克小：13.8～14克宋661克41.3克从上表可以看出，汉魏至隋唐时期一两的衡值，没有大的变化，与文献所记隋唐沿用旧制相符。西汉到唐，一两的平均值是14.05克，新莽一两最大，为15.3克，与最小的13.75克相比，相差1.55克。考虑到经方出自东汉，则东汉与隋唐只有0.025克的细微差别，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汉唐时期的一两折为13.8克应符合实际。三、经方药量的比较及药与水的比例1、唐代医家用经方药量与仲景同隋唐医家用的是小升小两，剂量和汉魏时期没有大的不同。孙思邈《千金翼方》所录《伤寒论》方和张仲景使用的剂量基本一样⑥。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孙思邈认为古今剂量一样，毋须改动，完全可供当前临床实践用；一是古今剂量虽不一样，但为了存古，不能改动。我们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医家所录方剂是供临床使用的，如果剂量不能作临床使用而不作任何交代，那是不可想象的。唐以后，药用衡制及量值都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宋元的医家，在供临床使用的方书中录用张仲景方的时候，基本上是两种情况：一是交代古今剂量的不同，而后直接录用汉方，如明?许宏《金镜内台方议》：“伤寒方中，乃古分两，与今不同，详载之。铢：曰铢，二十四铢为一两。两：曰两，古之三两为今一两。分：曰一分者，即今之二钱半也。”他交代了古今剂量的不同之后，照原剂量录用仲景方而不加改动。徐灵胎在《伤寒论类方》交代了古今剂量的不同之后，也照原剂量录用仲景方而不加改动⑦。而陈修园等医家在书中未交代古今剂量的不同，则按当时的用量改动仲景方的药量⑧。2、一两折13.8克，药和水的比例恰当分析汉唐医家汤方药量与水的关系，说明汉唐药用一两折今约13.8克，药量与水的比例关系是合理的。从《千金翼方》中随便抽一汤方看其药量和水的比例。防风汤八味计19两，“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为三服”。小两小升则：13.8克×19=262克水1800毫升，药水比例合理；如是大两则一副药798克，药量太大，不合理。王焘《外台秘要》卷十五载南朝宋齐间医家深师的防风茯苓汤方，七味计21两，“以水一斗，煮取三升，绞去滓，分三服”。小两小升则药水为：290克，2000毫升；大两则882克。该方人参三两，如是大两，则每天需人参120克，无理。隋唐药秤沿古制，近900年间药用衡值基本不变这个结论，不仅要经得起唐人方子的检验，重要的是，还要经得起张仲景方的检验，也就是说，药量和水的比例要恰当，剂量要合理。我们看《伤寒论》中桂枝汤方：前四味药计11两，13.8克×11=152克。柯雪帆先生测十二枚大枣约30克⑨，则总量为182克,水1400毫升，煮取600毫升，药水之比约1：8，是合理的。如将药量增加一倍，水则太少，或象今天把一两折为3克，则水又太多。葛根汤共七味药，前六味计16两，13.8克×16=221克，加大枣11枚约25克，总计246克，水一斗煮麻黄用去二升，八升水为1600毫升，煮取600毫升，药水之比约1：7。综上所述，汉唐时期的药用单位及量值，历经数百年而没有明显的变化，自宋开始，采用新的衡制，到了元明，医家在用经方时，药量较仲景已有很大的变动。今天，医家则依据自己的医疗实践改动经方的药量，随意性太大。如果能准确地确定汉方的剂量，分析古今剂量不同的原因，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经方用量，对中医药的现代化及走向国际，无疑有重要意义。试论汉唐时期的药用衡制及量值汉唐时期的药用衡制关系及其量值，特别是汉方剂量古今的折算，是个长期困扰学界的问题。自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古今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今天医家在汉方剂量的折算上多因之，把仲景方的一两折为3克①，更有主张折为1～1.6克者②。《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年第12期发表柯雪帆等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折东汉一两约15.6克。搞清汉方的真实剂量，对于澄清明清以来在汉方剂量上的错误认识，很好地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特别是继承以张仲景《伤寒论》为代表的汉方医学成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从新莽至唐末的的几百年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药秤衡制，这是汉唐医家代代相传，虽经多次朝代的变迁而沿用不变的药用衡量单位，其衡值也是相对稳定的。汉唐时期的一两折合今制约13.8克。一、自汉至唐，均采用斤、两、分、铢制从度量衡发展的历史来看，汉代是我国度量衡的完善时期。《汉书?律历志》首先明确了五量制，即铢、两、斤、钧、石。《律历志》：“权者，铢、两、斤、钓、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二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其衡量关系为：24铢=1两16两=1斤20斤=1钧4钧=1石其后，南朝梁著名医家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在《本草经集注》中说：“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虽有子谷秬黍之制，从来均之已久，正尔依此用之。”与《汉书?律历志》所记载的衡制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陶弘景的药秤在铢两之间多了“分”，其衡量关系是：6铢=1分4分=1两16两=1斤；其次，他提出了“分”这个衡量单位的起源，即“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即南北朝时期才有“分”这个衡量单位。斤、两、分、铢制是不是起源于南北朝时期？东汉张仲景（约公元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