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作者：忻平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点击数：1062更新时间：2007年07月09日清末新政是清朝最后十年社会全面危机时的适应时势之举，应势而变的目的是延续统治。人们常用其宗旨来证明其失败的必然性：“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1]然“琴瑟改弦”会改变基调，“假演”的同时也有“真做”的一面。综观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如此全面深刻的改革是罕见的。从发展学角度来审视，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它以并非自愿的自我毁灭为代价，较为全面地开启了现代化的闸门，为辛亥后走上正式起跑线奠定了基础。这样，现代化这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彷徨了40年，终于登上前台成为主角。本文拟就这一课题从以下几方面作一探讨。一清末新政加剧了正在发展的城市化趋势，新型资本主义工商型城市急遽递增，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源与加速场。中国古代城市出现虽晚于古巴比伦，但其发达程度却是无与伦比的，与西方城市特质不同，中国传统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军事中心而存在的。据施坚雅统计，19世纪90年代中国关内18个省的39000个城镇有1546个是地方政府所在地。[2]城市职能为政治控制与赋税征收，结构格局体现了等级制度的帝都型模式，如长安、北京均以皇城为核心层层扩散依等级而逐次递减。城市经济则依赖乡村供养维持，城市人口以消费人口为主，商人工匠少且居末等地位。唐宋起城市商业繁荣，但作为王权支持依附系统的城市性质未变，“很难成为引导社会发生变革的中心”。[3]与欧洲城市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相对独立的自治体，市民藉此向封建王权发动进攻，终成现代化的发源地不同，为数甚多的中国城市却“孕育不出与封建社会相对抗的市民阶层、市民运动，发动不了与封建自然经济相对抗的工业革命，也无法启动近代化的闸门”。[4]鸦片战争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批资本主义工商城市相继出现，成为接触外部世界与孕育现代化的前沿地带。买办、资本家、工人等新的职业群体的出现与壮大，改变了传统的“四民”结构。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现代化的动力也主要在城市中产生，然城市化的速率无疑与传统的一体化结构解体的程度成正比，天津从1840年至1900年的60年间，人口仅为40万，[5]上海人口从1852年至1881年的30年间，始终徘徊在50—60万人之间。[6]清末新政的改革促进了城市化的潮流，一系列措施的实行，使地方民间自由度日增，城市因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功能而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强大的吸纳能力，无论经商、求学、谋利、求生甚至享乐的人们都要去城市，于是，各种资金、多元文化与大量的异质人口通过不同渠道涌入城市，使得新型城市日益发展起来。衡量城市化的重要指标是城市人口增长率，清末新政于此起了促进作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和二十世纪最初几年，是中国主要城市迅速发展成长的时期，城市人口（主要是通商口岸）以3.5%—9.8%的年增长率增长，它大大超过了0.4—0.5的人口每年增长率”。[7]上海人口从1882年的60万人速增至1910年的129万人，仅30年即翻了一番，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8]天津人口从1900年的40万增至1910年的60万，增加了50%。[9]即使是一些二流城市人口也猛增，宁波1855年仅21.4万人，到1912年已有65万人，年递增率为3.56%。杭州1884年仅25.3万人，1911年增至68万余人，年递增率为6.22%。[10]重庆1850年为9.8万人，至1910年达25万人。[11]可谓惊人。这一时期城市化潮流的迅猛发展，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不平衡。第一，城市的兴起是以乡村衰落为代价的。乡村大批人口、劳力、资金涌向城市，自然经济愈趋解体，而绅士城市化，使得原本由他们管理的县以下乡村自治与宗族事务因鞭长莫及而日渐松驰，农村宗族群龙无首，走上了漫长的自然解体之路。据黄宗智研究，民初至20—30年代，内地如华北农村“极少是地缘界缘与血缘界线一致的宗族共同体”[12]。农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绅士地主入城缓解了自耕农急遽佃农化的趋势，新型的经营地主与富农经济随之出现，1880年地主经济标准形态中商品粮只占总产量的10%，20世纪初则达20%左右。[13]绅士入城也是个资金资本化的过程，汪熙统计了清末10大行业中300名创办者的出身，发现1913年前的创办者半数以上为官绅，只有一体化结构解体后新式商人才占主体。[14]第二，新兴通商口岸城市甚至新型交通城市的出现造成了传统郡县城市的衰落。明末湘潭即有“小南京”之称，19世纪70年代人口已达100万，此时却因新兴的长沙、汉口的崛起而迅速式微，1916年人口竟降到了5万人，而原先人口远不如湘潭的长沙则成为全省首屈一指的大城市。[15]施坚雅认为不具备传统城市功能的现代通商城市的兴起，必然带来传统城市网络的破坏，从而形成新的中国城乡结构与关系的基本格局，形成城市化区域与程度上的新的不平衡。这主要是东南沿江沿海与内地区域上的差别，如辛亥时期江浙地区城市化程度高达13%，比之全国的6%竟超出一倍以上。[16]新兴城市出现后以其独特的功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传统城市历来是政治中心，新兴商贸城市却发展成为经济文化的多元荟萃之地，清末地方自治与城市的商业化程度的加深，新兴阶级的发展，往往使之成为反对中央政府的基地。从20世纪开始，上海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港口与工业基地，金融和商业中心、文化中心，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在这里体现得最为明显，社会对抗与社会矛盾也凸现得最为激烈，无论是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地方自治、立宪运动、革命党起义、辛亥光复、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六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上海都有其独特的地位。这些新兴城市日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基地与动力源，在考察清末新政与现代化关系时应予以充分的重视。二清末新政直接导致了延续千年之久的政治结构的嬗变与社会结构的分化，加剧了社会动员与社会流动的程度，在这一过程中，绅权作为与皇权抗衡的重要力量脱颖而出，进一步削弱了本已腐朽的清廷统治，为民初政治现代化发展创造了条件。清承明制，实行了以皇权为核心辅以中央宰辅部院制与地方督抚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军机处的设立，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灵便度与效能感，然在总体上并不能适应开放条件下的外部世界挑战与现代化大潮。清末新政在政治体制上作了一系列改革，调整、裁汰原有机构，新设商、学、外务等部；整饬吏治、裁汰胥吏、考核兴办新政之实绩；改革刑律，仿西法行新律；改革军制，废旧军办新军，等等，整个统治体制出现了新变化，给予地方与民间更多的政治自由，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活力，比较过去更能适应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从而使得中国近代以来开始的现代化改革从器物层面终于走到了制度层面。虽然它远未彻底完成“三权分立”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制度的创立，但毕竟直接触动了千百年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政制，可以说，这是辛亥以前中国近代史上走得最远的一步。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是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地方官僚、士绅、宗法家族三位一体的金字塔形的一体化结构，而清末新政一系列改革造成了一体化结构中三个层次秩序与功能的失衡，表现为以绅士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集聚与力量的增强，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打破与多元取向的定位。位置的错动释放了结构中中下层社会的能量，激化了与上层的矛盾，从而带来了直接的对抗。传统绅士是一个以农村为根据地“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理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17]在常态情况下，作为官民间媒介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使之成为维持传统社会秩序稳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他们与上层统治集团在利益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也常有矛盾，农民起义、社会动乱的背后也常常闪过他们的身影。但因其分散于广大农村，虽作为一个阶层却远未释放出集聚能量。随晚清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动，绅士大批入城，及至清末已逐渐显示出规模效应，成为一支从传统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并在清末民初的转型社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重要社会政治力量。绅士入城决非清末才有，传统乡绅入城经商历代不衰，但封建时代的乡绅入城并未割断其与农村的各种联系，他们一只脚探入城市，另一只脚仍稳稳地站在农村，即使在因社会动乱产生的乡绅入城的高潮中，也不因潮起潮落而失去重心。如1862年太平军李秀成部攻至上海周围，公共租界人口从2万余人增至1865年的9万余人，与法租界合计净增11万人。70年代太平军失败后两租界又骤减至5万余人。[18]这些突然涌来又突然消失的人口中不乏缙绅及其附属人口，战乱平息后，迁返乡村重建秩序。这两种情况与清末乡绅城市化的概念与内涵有本质的区别：传统乡绅入城经商，仅将其资产的一部分投入商业手工业中，职业兴趣导致他们将商业利润返购田产或捐纳得官，获利与风险的巨大势差使之牢牢固守有着稳定收益的乡村土地。而清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与清廷“奖励工商”的优惠政策，使入城办实业成为有暴利可图的重要门径，科举制的废除与新式教育的建立，后顾之忧已成现实。这样，绅士在城市化浪潮中两只脚都站到了城市。清末广东咨议局的议员居住乡间的仅占17%，绝大多数住于城中，仅住广州的即达30%。连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广西，居住城中的议员也达到33%。[19]大批绅士入城固然造成乡村自治的衰败与一体化结构中上下层的断裂，却使他们以城市为新的基地，将原先分散的势力集聚起来，共同的利益使他们在新的基点上形成了新的政治认同与成就取向。1908年清廷为准备立宪而在各省主要城市设立的咨议局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央资政院，又为他们直接介入政治层面及其能量的释放创造了条件。而咨议局议员的品格、学历、财产、功名及办理公益事务的资格规定，“非我莫属”为之大开方便之门。从各省咨议局第一届选举结果来看，“绅士占大多数”。[20]张朋园对全国21省1643名议员身份作了调查，发现有功名者达1288人，占78.4%，其中进士占4.35%，举人占21.27%，贡生28.73%，生员34.78%。当时全国绅士总数为145万人，与有资格选举的169万人大致相等。[21]大批有新式经济实力支撑又有地方行政能力的绅士被集中在一个新的高层次组织中合法议政，即使这一组织“很难被认为是一个立法机关”，“似乎仅是绅士表达意见的机构”，[22]也足以使这些有着强烈参政意识的绅士为自己的（或扩大的）利益而干预朝政，取得政治上的发言权。在以后的政治实践中，他们又以政治上立宪、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为宗旨，代表和领导了地方自治势力在政治共同体内与集权的中央皇权分庭抗礼。在这一过程中，原先相互协调的官绅合作局面再也不复存在，有着强大的合法性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的士绅阶层向清廷的权威发出了直接的挑战。[23]从咨议局成立到清廷覆亡的短短数年间，中国大地上风云激变，原已十分突出的中央地方、官方与民间的矛盾由于绅士的加入而愈益激化。在晋、皖、鲁、川、滇等省的收回路矿运动和收回苏杭甬路权斗争中，绅士主持的保晋公司、安徽路矿公会、山东保矿会、江浙铁路公司以及日后的各省咨议局都起了主要的领导作用。1910年关于粤汉路是借外款还是地方商办的斗争中，咨议局更是站到了前台，湖北咨议局连续召开全省绅商军学各界大会，派出代表面见大总统徐世昌，一连几天，踞坐徐门，哀号痛哭，“不饮不食，不遂其志不止”。[24]1910年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被镇压，士绅多已绝望，连张謇都认为“全国为之解体”。[25]一些激进者则随之转向革命。徐佛苏回忆道：“各省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密议‘国人各返本省，向咨议局报告说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26]在京的各省咨议局首脑人物如汤化龙、谭延闿、孙洪伊、蒲殿俊等也各怀异志，始组全国性政党，以谋更大的发言权与政治利益。这一切，表明了新政后数年，一体化结构已从分解迅速走向崩溃，从中分离出来的既代表传统的地主经济又代表新式资本主义经济实力最强的士绅阶层，在是否搞现代化与搞怎样的现代化这个根本问题上，与清廷发生了从政治疏离、对立到严重冲突。政治天平发生了严重倾斜，结构内部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