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阁”研究论文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回顾论文

“魁阁”研究论文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回顾论文：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摘要：“魁阁”堪称中国近现代社会学、人类学研究黄金时代的重要实验室，在费孝通先生的带领下，魁阁成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辉煌的成果。70年过去了，“魁阁”的遗产我们究竟理解了多少？面对“魁阁”的遗产我们做了什么？该做什么？怎样做？仍然是需要我们不断反思和探索的重要问题。关键词：“魁阁”研究；学术财富；“魁阁”精神；再反思被谢泳称为“中国现代学术集团雏形”的“魁阁”，〔1〕于1940年至1945年荟萃了当时中国顶尖的一批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是费孝通、张之毅、陶云逵、田汝康、许烺光、史国衡、胡庆钧、李有义、谷苞、瞿同祖、张宗颖、王康等，“他们对农村经济生活，基层社区，少数民族历史现状和风俗，城乡关系的变迁，小农经济社会传统和现代工厂之间的问题，现代工业管理中人的关系的作用等做过专题调查研究”，〔2〕(p73)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果，主要有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的研究》，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和《内地女工》，史国衡的《昆厂劳工》，许烺光的《祖荫下》，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的研究》等。一、“魁阁”的遗产通过对“魁阁”历史的探究和总结，我们不难发现，“魁阁”遗产应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魁阁的学术财富”，二是“魁阁精神”。“魁阁”的学术财富是指“魁阁”成员在“魁阁时代”形成的具体的研究成果，当然，不仅仅指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形的一本本专著，以及一篇篇调查报告和论文，主要还应包括其间所蕴含的学术史及学理内涵等无形财富。“魁阁”集团的形成、地位及魁阁成员的学术背景是“魁阁”学术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停留在对“魁阁”集团的一般介绍上，缺乏学理分析，对魁阁成员学术背景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对魁阁其他成员的研究涉及甚少。至于魁阁成员研究问题的宗旨和目标，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忆魁阁》的文字中所说，“（魁阁）是在吴老师（吴文藻）尽力支持下用来实行他多年主张为社会学‘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2〕(p4)这也正是被称为“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学术理想，那么，“魁阁”集团的践行结果怎样？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有何意义？“魁阁”之后，是不是真的陷入了“当下人类学界显然太热衷于用中国的个案检验最新的西方理论，让我们惭愧的是在学科中国化和本土化口号喊响了很多年之后，中西理论对话基本上仍停留在我方‘随声附和’的阶段”〔3〕的困境。“认识中国社会”是费孝通先生也是“魁阁”集团的学术追求，那么在功能主义理论视野下，“魁阁”集团从“人文区位法”到“类型比较法”认识中国社会的模式做出了什么贡献？这种认识中国的模式是否已经终结？费孝通先生的功能理论或是陶云逵先生的德国理想主义在中国的践行及意义如何仍旧是我们继承和反思的重要问题。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的“序言”中说：“魁阁的学风是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传来的。采取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每个研究员都有自己的专题，到选定的社区里去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在‘席明纳’里进行集体讨论，个人负责编写论文。这种做研究工作的办法确能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得到集体讨论的启发。”〔4〕(p4)那么，“魁阁”学风我们该如何面对？我们又作了哪些反思？我们该如何继承和发展呢？说清“魁阁”精神并非易事，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魁阁成员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工作的精神，乐观的精神，团队精神则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人大卫阿古什在《费孝通传》中的描述清晰地说明了这种魁阁精神的存在，1945年，费正清夫人在访问了魁阁后曾经描写到：“（魁阁）物质条件很差，但艰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深刻的印象。”〔5〕(p75）物质条件差并没有影响到这些青年人的研究工作，他们反而在乐观的情绪中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他们没有钱从事大规模研究计划，没有钱雇助理和秘书，甚至于买不起照相机和胶卷等简单器材。出版物大部分是油印的，费孝通花了很多时间刻蜡版和印刷。他们虽处于贫困之中，也自得其乐。没有书籍，没有助理而又居住在农村，于是他们发展了以直接观察为基础的‘游击战术’，后来又发展了有关人员之间的小规模研究。他们团结一致，目的性强，相信他们的研究一定会为战后的重建提供依据”。〔5〕(p76)魁阁成员胡庆钧说：“就在这简陋的设备里面，五六年来，三四个人成天锲而不舍地工作，每个人都获得了预期的成绩。”〔6〕(p23)作为“魁阁”领军人物的费孝通先生，“一直对魁阁念念不忘，多次向他在北大的助手和同事谈到‘魁阁’精神，希望能以‘魁阁’精神来建设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7〕他饱含深情的说过：“这一段时间的生活（‘魁阁’时期），在我的一生里是值得留恋的。时隔愈久，愈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位年轻朋友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是永远不会忘记的。”〔8〕这就是“魁阁”精神的最好总结。二、“魁阁”研究之回顾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学重建开始之后，对“魁阁”遗产的研究只有一些零星的论文及有关中国社会学史的专著中有所涉及，真正对“魁阁”遗产展开比较集中、系统的研究应该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3年，周美林发表了《费孝通与魁阁研究室》〔9〕一文，这是以“魁阁”为直接主题的较早成果，该文简要回顾了“魁阁”的历史及成就，对这些成就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评析，同时指出了“魁阁”的研究对中国社会及中国社会学的重要意义。1998年，谢泳发表了《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一文，该文认为“魁阁当时的工作风格和学风，大体上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一个雏形”，〔1〕该文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魁阁作为一个现代学术集团的真实存在，并且认为只要有人才和学术环境，在多么艰苦环境中也会取得辉煌成就，“魁阁”集团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谢泳的研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魁阁”以何为视角的无限可能，其观点被研究者反复引用足以证明谢泳对“魁阁”研究所做的贡献。21世纪初，随着云南省和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省校合作”计划的启动，对“魁阁”成员当年进行田野调查的地方进行“再研究”工作随即展开。在王铭铭教授的具体指导下，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博士生张宏明、梁永佳、褚建芳分别完成了对费孝通先生曾研究过的“禄村”、许烺光先生曾研究过的“西镇”（今大理喜洲）和田汝康先生研曾研究过的“那木寨”的再研究，于2005年分别出版了张宏明《土地象征——禄村再研究》、〔10〕梁永佳《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11〕褚建芳《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12〕王铭铭教授专门撰文《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13〕对这次“再研究”工作的前因后果，主要成绩与不足，以及“跟踪调查”、“再研究”、“人文区位学”等一些学理进行了深刻阐述和分析，是这次“再研究”的重要总结和反思。应该说，这次“再研究”基本达到了“一方面可以观察几十年来的社会文化变迁，另一方面可以进行理论和方法的反思”〔2〕(p68)的目的。无论这次“再研究”还有多少遗憾，从其组织、实施到最终成果来看，确实是近年来“魁阁”研究中比较科学、系统、集中、规模较大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历程以及包括他们在内的其他人以后所做的研究工作，如在王铭铭教授的主持下，从2007年至今编辑出版了《中国人类学评论》共17辑，〔14〕从各专辑的内容中我们看到了“席明纳”学风的复活，似乎也看到了当年“魁阁”集团的影子，这是“魁阁”研究所亟待需要的。对“魁阁”成员田野调查地点的“再研究”尚有其他学者进行了一些重要的研究工作。加拿大学者宝森从1989年开始对“禄村”进行10年调查研究，她从“社会性别”的角度介入禄村，集中探讨了“中国文化、共产主义、市场驱动的发展——如何影响到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别”〔15〕(p9)的问题。段伟菊、张华志等人对“喜洲”进行了重访，在许烺光先生《祖荫下》的理论背景下，分别对喜洲的家族复兴、族群认同以及家族企业〔16〕的情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拓展和丰富了“魁阁”研究。对“魁阁”成员田野调查地点的“再研究”并不是“魁阁”研究的惟一路径，近年来，怀念、反思性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涌现。《重归“魁阁”》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反思性的研究成果，该书是一本“魁阁”研究的专辑，其中的多数文章曾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或是某一专著的一个部分。该书与上述张宏明、梁永佳、褚建芳“再研究”的成果及再版的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一共4本组成“魁阁”系列丛书。《重归“魁阁”》收录了三类文章：“第一类是费孝通先生写的一些回忆性文字；第二类是由‘非当事人’写的，它们涉及‘魁阁’学术史和对当今学术的启示；第三类由几位年龄不同的研究者写成，它们从不同角度表述了60年后重访‘魁阁’得到的体会。”〔2〕(p1)该书中费孝通先生的《忆魁阁》是费孝通先生各类作品中涉及“魁阁”的一些回忆的集合，集中反映了“魁阁”成立的背景，具体过程，“魁阁”重要成员陶云逵的人格、学术风采及悲惨命运以及“魁阁”的学风和“云南三村”的研究心得等等，是“魁阁”研究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大卫阿古什的《从禄村到魁阁——1938至1946年间的费孝通》节选自他写的《费孝通传》，集中评述了费孝通先生从江村到“魁阁”的研究历程。其他如潘乃谷的《“魁阁”的学术财富》，王铭铭的《魁阁过客》，马戎的《从“魁阁”到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等等都是总结、反思“魁阁”集团历史的重要文章，把这些文章集结出书，更能使人集中感受到“魁阁”集团的整体面貌。除此之外，尚有2篇直接以“魁阁”为主题的反思性文章，一是翟一达的《魁阁归来》，〔17〕该文认为“魁阁”对于中国社会学界就如同一个心灵圣地，“魁阁”的今昔对比令人感慨，“魁阁”的学术追求令人感动；另一篇是前面提到过的梁永佳的《魁阁：一段鲜红的记忆》，文章饱含感情的回顾了“魁阁”的学风和“魁阁”精神，同时指出了“继承和反思”的重要意义。对“魁阁”学术史的梳理，以及对“魁阁”集团研究成果的解读、评价和读后感也是“魁阁”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这方面的研究项目主要有两项，一是2008年聂蒲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民族学和社会学中国化的探索：抗战时期专家对西南地区的调查研究”；另一项是2009年李立纲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抗战时期云南社会学的实践及其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和贡献”。聂蒲生此前已出版了《民族学和社会学本土化的探索——抗战时期迁居昆明的专家对云南的调查研究》一书，该书对包括“魁阁”成员费孝通、陶云逵在内的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云南的实地调查研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吴永章教授称：“本文在中国民族学与中国社会学发展史的研究中，具有填空补缺的性质，从而可对上述‘两史’的研究起到引向深入的作用。”〔18〕(p2)聂蒲生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显然是在这本专著基础之上的拓展，他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西南地区”，争取在较大范围内展示那个时代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也有不少，如官欣荣《从“云南三村”看费孝通社区研究与本土方法论的贡献》（《云南学术探索》1995年第1期），陈国保《一部尘封已久的“魁阁”学术著作——李有义先生〈汉夷杂区经济〉评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王铭铭《从江村到禄村：青年费孝通的“心史”》（《书城》2007年第1期），王明月《“摆”与摆夷社会——〈芒市边民的摆〉》（《学理论》2010年第20期）等。三、“魁阁”研究之再反思70年前“魁阁”集团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敬佩的，但学界对“魁阁”遗产的认识及研究总体上说是滞后的，正如梁永佳所言：“就物质条件而言，魁阁的学者恐怕比不上今天任何一个职业学者，但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