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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政策的形成096黄湘燕26号日本大陆政策的锥形早在十六世纪中期，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就处心积虑地要以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帝国，并提出了攻略朝鲜，进取东北，占领华北，在东亚大陆列土封疆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战略构想。早在天正五年（公元1577年）丰臣秀吉就对强田信长说过：“臣借君之威武，迅速平定中国（指日本本州）而君家的宿臣老将未取得领土者极多，宜将中国分予之。臣更拜命征伐九州，亲平该地，并率军进入朝鲜，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1592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朝鲜京城后，丰臣秀吉马上制定了征服朝鲜及明朝的25条。向朝鲜和明朝中国扩张领土之野心昭然若揭。另据《秀吉的朝鲜经略》称“1586年秀吉以进攻中国的理由，曾委托葡萄牙传教士购买船舶；1589年，要求琉球臣服于日本，1590年，对朝鲜要求朝贡；1591年，大吹大擂出兵印度；1593年，谋划过征服菲律宾与台湾。”他们的侵略野心不仅仅限于朝鲜日本，而是包括印度，南洋在内的亚洲。可以说，它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最早提出者，并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将这一政策付诸于行动。丰臣秀吉的侵略野心虽然没有实现，但他的这些侵略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侵略补偿论幕府末期的佐藤信渊认为“天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根本。若能以其根本为经纬，则全世界悉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他提出的扩张构想是：先吞并满洲，再侵占全中国，然后征服东南亚，进军印度，“合并世界各国”。在《宇内混同秘策》中说：“由皇国开发它邦，必由吞并中国而肇始……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最易攻取之地，莫过于支那国满洲。……故皇国之征服满洲，迟早虽不可知，但其为皇国所有，则属无疑，满洲一得，支那全国之衰微，必由此而始。故以鞑靼之后，始可逐次而图朝鲜、支那”。这已经大体上勾画了以后大陆政策的轮廓。同时期的思想家吉田松阴在日本面临民族危亡之时，主张向朝鲜和中国大陆进犯，即所谓的“失于俄美取偿于东亚”。通过侵略弱小民族，将日本在不平等条约中失去的主权，在向亚洲邻国的侵略中得到补偿。即所谓的“侵略补偿论”。明治维新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倒幕和维新运动中，新兴的日本资产阶级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洗礼的骨子里仍是封建武士的改革派结盟并取得了政治的主导权，因而明治维新中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封建性的武士道开疆扩土的思想和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结合起来成为近代日本特别富于侵略性的军国主义扩张思想的根源。1868年3月，明治天皇发布的“继承列祖列宗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翼终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指导方针。明治政府也把对外扩张，宣扬国威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即所谓的“拓万里之波涛，扬国威于四方”并且明治政府很早就将侵略目光投向朝鲜和台湾，明治初年，甚嚣尘上的“征韩论”就是明确的证据。“征韩论”的主要倡议者参议木户考允认为通过征韩可以转移国内矛盾，使武士改变对新政权的不满态度，因此他大肆鼓吹朝鲜对日本的重要作用，他在1869年11月写给军务副知事大村益次郎的信中说：以建立皇国国体而论，细推宇内事理，韩地一事乃生光辉于东海之端始。并就征韩的军事行动作了认真的计划。与此同时，1872年，日本吞并琉球，使琉球脱离清朝而成为日本的藩属。1874年，入侵台湾。1876年又用武力打开了朝鲜的大门，迫签不平等的“江华条约”。以这些武装侵略边邻地区为开端，自明治以来，逐步形成一套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指武力侵占朝鲜、台湾、“满蒙”，以至于全中国，进而向西伯利亚、东南亚和印度扩张，称霸亚洲以至于全世界的总的战略构想。大陆政策的早期扩张重点在朝鲜；1910年吞并朝鲜以后，其重点则在于中国。按其侵略的步骤，谋划过征服菲律宾与台湾。”他们的侵略野心不仅仅限于朝鲜，可以归结为：第一步，征服台湾，吞并朝鲜；第二步，占领“满蒙”以至于全中国；第三步，北进西伯利亚，南攻东南亚和印度，称霸亚洲；最后是称霸世界。在19世纪70——80年代，通过出兵侵略台湾，吞并琉球，多次胁迫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一系列特权，“建立了向大陆扩张的强有力的桥头堡”；“确定了以清朝为目标的战略，并加紧扩军备战”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日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日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可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具体说到日本的利益线，那就是指朝鲜、中国东北和台湾，其用意是，日本须努力，保卫本国安全，维护日本的利益线。他的这一理论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发展的新阶段，直接推动了1894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最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是日本的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于是又挑起了1904年以中国东北位主要战场，以争夺中国东北利益为目的的日俄战争。通过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在中国东北的部分利益，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开始疯狂掠夺东北的资源。日本对外侵略的重点已转移到中国。日本政府后来又根据所谓的“利益线”，提出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主张，由此，日本开始以“特殊权益”为名，制定了新的侵华政策，企图独占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利益。在中国辛亥革命前夕，日本帝国主义暗中“与俄国缔结了瓜和亚洲的理论根据。分满洲、蒙古势力范围的秘密协定”；策划把中国满洲变成为“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辛亥革命一爆发，日本政府马上“向英美两国建议，共同干涉中国革命”。日本军部则准备浑水摸鱼，策划占领直隶、山西和长江流域等省区，“迫使中国政府割让广东或福建省”，“制造满洲和蒙古东部的独立”。在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失败后，大隈内阁仍然坚持“此时帝国应采取之方针，在于确立优势于中国，使该国属于日本之基础”。在这个方针的鼓励下，日本军部企图策划第二次大关键也。”是故他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西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必要之事也”。这是“新大陆政策”及其扩张的具体化步骤，比较清楚地表明先夺取满蒙，继而吞并全中国，最后称霸亚洲及全世界的野心。《田中奏折》的提出，标志着“大陆政策”的最后形成。虽然《田中奏折》的存在现在尚有争议，但从以后的侵略可看出日本的扩张是循着这一侵略企图来进行的。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在金融危机中上台。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田中义一内阁亲自主持下,召开“东方会议”。其中心议题就是制定对华政策,尤其是对“满蒙的积极政策”会上制定《对华政策纲领》,提出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把武力吞并满蒙作为其侵略的第一目标,从而“注定了”满洲事变的发生。在日本侵华史上，东方会议是一次决定“国策”的重要会议。《对华政策纲领》勾画出田中内阁企图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的“积极政策”的基本轮廓，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实现大陆政策。“满蒙特殊论”则成为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理论根据。由此可看出，日本侵华是根据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既定方针而采取行动的，这个方针就是“大陆政策”，它既是“明治圣意”，也是侵略、扩张、称霸的总的战略构想，同时它又是在长期的对外侵略扩张中不断发展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