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志光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改革开放30年：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建构“民族精神家园”–“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中共十七大报告）–温家宝(3月18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引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文化”：–在中国古代是“文治与教化”的意思。–“从人类社会活动所创造的成果的意义上，文化是文，还不是化。只有考虑到这些成果同时还意味着对人自身的改造，才是文化。”–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典章制度、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爱因斯坦：•“我从未断言，人类已无可救药。改善世界的根本不在于科学知识，而在于人类的传统和理想。因此，我认为，在发展合乎道德的生活方面，像孔子、佛陀、耶稣和甘地这样的人对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是科学无法做到的。你也许明明知道抽烟于你的健康有害，但却仍是一个瘾君子。这同样适用于一切毒害着生活的邪恶冲动。我无需强调我对任何追求真理和知识的努力都抱着敬意和赞赏之情，但我并不认为，道德和审美价值的缺乏可以用纯智力的努力加以补偿。”•“人类精神愈是向前进化，就愈可以肯定地说，通向真正宗教感情的道路，不是对生和死的恐惧，也不是盲目信仰，而是对理性知识的追求。”–文化与国际关系：•成为继经济之后的又一个国际交往的核心问题。•“文化”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为一种新的国家权力资源——“软实力”（softpower）。•区别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而在外交领域加以广泛和充分地运用。•软实力–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原助理国防部长小约瑟夫·S·奈：•“在全球资讯时代中，诸如文化、政治价值观念和外交等软实力来源都是强权形成的要素之一。这方面的成功凭借并不只是何者的军队战胜，也在于何者的说辞能打动人心。”•“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就具有吸引力，如今中国又正迈入全球流行文化的领域。”•他提醒美国对中国的这种软实力的增长要多加注意。我国现在推行的“和谐世界”外交正是由传统文化凝炼成的小康社会的和谐理念指导和推动的。这将非常有益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小约瑟夫·S·奈：《中国软实力崛起》，载于参考消息（2006年1月2日），第8版。•约瑟夫·奈认为，“和平崛起”只是表明中国领导人在攫取软实力。–JosephNye,“TheRiseofChina'sSoftPower”,WallStreetJournalAsia,29December2005.•问题：中国文化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感召力，文化资源不能很好地转化为软力量。外国学者指出中国文化的三大“软肋”：–“其一，‘软’在认知模糊上，对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缺乏清醒的认识，特别是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后，中国自身对传统儒家文化认知尚且模糊，又缺乏对传统儒家文化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的认知。这给对外汉语言文化传播造成极大困扰，制约了中国文化资源向‘软力量’转化。”“–其二，‘软’在现代文化上，似有中国文化即传统文化之嫌。可以说，当前中国文化更多是停留在古代，真正为人熟知的现代文化并不多。在文化的层面，中国目前仍处于守势。许多现代社会理念，例如市场经济、民主、法制。中国还在向外求索，因此还谈不上建立软力量。”“–其三，‘软’在转化环节上，自身资源无法有效转化为软力量，更谈不上将别国文化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软力量。”《参考消息》，2006年8月23日，第16版；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22日文章，题为《孔子学院会成为软力量》。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年8月23日，第16版。•一个国家及其价值观的吸引力……其实，正在上升的是中国的硬实力。引自《中国在亚洲影响为何超过美国》，载于2007年4月23日《参考消息》，第8版。转自4月30日美国《新闻周刊》（提前出版）。•小康社会建设与和谐文化–“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小康社会”----“和平社会”----“和谐社会”–“小康文化”----“和平文化”----“和谐文化”–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髓•小康社会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和平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罗马俱乐部曾提出“增长的极限”理论，认为发展是有极限的，人类总有一天会面对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的情况。因此小康社会意味着我们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有序的、有节制的、有限目标的发展过程。•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与小康社会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意味着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路线不能改变。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也在这里。–小康社会：和谐文化的物质与道德基础•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人们对富、贫及其与道德的关系曾作过很多探讨。•孔子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命题，虽然其中突出反映了儒家关注消费政策多于生产政策的倾向，但他并不反对人们对“富”的渴望。孔子把求富行为纳入合理的伦理轨道，要求“仁而富”，“义而富”。•管子把人们物质利益的满足视为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必要条件，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意思是只有满足“仓廪实”、“衣食足”这些物质条件，才能使人们“知礼节”、“知荣辱”，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在中国传统的小康理想中，包含着“藏富于民”的政策。•孟子时代曾经有过一个标准，即“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养蚕，养5只母鸡，两只母猪，老者有肉吃，有丝织的衣服穿，这就是几千年来的小康“愿景”。中国老百姓世世代代就是追求一个有限的生活目标。•邓小平认为,如果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不能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不够格。•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非常坚决地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其中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也是深远的。–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大同总是与小康相联系，在中国文化与文献资料中,这方面的论述特别丰富。•追根溯源，大同代表的是农民理想。大同和小康显然具有对应的性质，也体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但是又保持着历史、道德、文化和逻辑上的关联。•大同与小康的区别，使中国的乌托邦理想表现出“向后看”的历史特征。–小康既是社会文化和历史观，也是治国方略和社会理想。•儒家大多立意于大同，行事在小康，即最高纲领为志，最低纲领为事。因此，儒家的“仁政”理想和“经世”精神不太可能鼓动起大规模的乌托邦实践，其现实目标在于小康。•后世儒家认为从小康到大同是一个存在许多环节的历史递进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小康社会与文化传统•历史经验表明，传统与现代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联系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在现代和传统之间我们究竟应该做怎样一个选择?显然，像“文革”那样把文化之命都割掉是没有未来的。•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要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命的阻力，而尤其要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为革新的助力。•中国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文化归结到一句话，即“和而不同，同则不继”。一个生命体必须保存差异、对立和矛盾于一体，“水至清则无鱼”。•归结起来，要保持一个“和而不同”状态，这是小康社会文化的最重要的基础。•小康社会现代化模式的确立，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走向了现实主义、理性主义，而且这种发展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和历史文化融合起来，因而具有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现实的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与小康文化的结合，意味着我们可以超越五四以来的文化主义的论争，使我们的社会发展与文化素养真正具有建设性，这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真正基础。•和平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爱好和平”的天性–案例：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的和谐思想•“和”基本含义是和顺、和谐、调和、温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和”理念的意蕴是非常丰富和具有层次性的，它既是中国古代人的宇宙观，万物生长的法则和根据，也是重要的社会政治和伦理原则，《周礼·地官·大司徒》中，“和”被列为人与物的“六德”之一。•在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长久积淀中，人类社会的生存无疑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天与人的和谐具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同样，在适应自然、抗击灾害的过程中，人与人的配合、和谐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天和与人和的原则背后，有着中国远古文化的历史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东方和平主义”：•属于中国文化的范畴，它除了具有和平主义的一般特征，如反对战争和人类的肉搏之外，和平主义的理想与价值渗透于中国文化与制度的各个方面。•东方和平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强调天、地、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关系，追求在“调和”的机制中保持天、地、人三者的和谐性与秩序性，即整体结构的动态的“均衡”。作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内在本质，东方和平主义是具有系统化与理论化的范畴体系。刘志光：《东方和平主义：源起、流变及走向》，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它的核心范畴是“和”，在这个范畴的规约下，东方和平主义形成了自身的“世界论”、“秩序论”、“调和论”、“心性论”与“大同论”的理论体系。在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东方和平主义的发展与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建设是同一的，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是同一的。•实际上，作为中国文化精髓的先秦思想学说都在不同的方面或角度阐释了东方和平主义的基本精神，如儒家、墨家与道家的理论，他们分别揭示了东方和平主义的基本原则与社会理想，使东方和平主义具有了丰富的内容，并且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方和平方义代表性的学派是儒家、墨家和道家。–儒家重“秩序”、尚“中庸”讲“和谐”----有秩序的和平主义；–墨家尚“兼爱”、主“非攻”与“尚同”----行动的和平主义；–道家“法自然”、崇“无为”与“无争”----“法自然”的和平主义。–和平主义传统：•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文化（核心是儒家文化）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儒家的理性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历史上，这一特性一直受到强调。“儒家的伦理仍是和平主义的、入世的”。•韦伯把“士”的官僚化和儒学圣典化的发展趋势与帝国的和平化统一起来。对照西方的历史，他说，在古代西方战争到处是年轻人的事，“60回桥”这个句子（Sexagenariosdeponte，原指古罗马的人民大会不将年满60岁的人包括进来，而将他们推回桥的那一边去。）就是战士用来抵制“元老”(Senat)的口号。然而，中国的士人即为“老人”，或者说他们代表了“老者”。•韦伯认为士人阶层的的官僚化反映了战士阶层的式微，“事实上，这是转向和平主义、继而转向传统主义的关键点。传统取代了神性。”•“和平”的文化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和实生物”、“和而不同”、“和睦相处”等等都体现了中国文化“和平”的精髓。•中国的和平文化必然作用于中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同时，“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的这种即刚健自强又谦和内敛文化的国际性传播，有利于建立比较和谐的国际关系。•因为“在中国文化看来，‘和’的法则不仅要求社会自身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还要求保持国际和平，即要做到‘协和万邦’。”–刘志光：《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