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史研究历程中的三个问题

中国美学史研究历程中的三个问题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从美学这一学科在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始，就开始进行，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系统的中国美学史著作才开始出现，即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先秦卷，1984）和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1985），并很快蔚为大国，至今通史型的中国美学史著作有二十余种。本文对中国美学史研究之初始到体系通史著作的出现的主要问题，从宏观角度作一基本的梳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出现，是与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现代的出现相关联的。随美学学科出现而来的关于美学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美学史的研究。西方作为学科形态的美学，在19世纪末的西学东渐中，进入中国以及整个汉字文化圈的东亚。在中国产生了美学，大体分为三步：第一步，学科名称的定译。aesthetics从西方传人中，西方传教士、日本和中国学人曾选用不同汉字词汇与之对译，最后在王国维、蔡元培、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下，确定了用汉字“美学”作为科学名称。第二步，美学进入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之中。张之洞等组织制定的《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规定“美学”为工科“建筑学门”的24门主课之一；随后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要求在大学的文科里开设“美学”专门课程。民国初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国文学中列入“美学概论”。第三步，美学原理著作的出现，呈现出一个学科的基本框架。这由萧公弼（1917）到吕潋（1923）而得以完成。这三步，对中国学人展开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有巨大的影响：第一，随之有了美学科学这一视野，以及一些主要观念，中国学人同时就开始思考，中国古代有没有美学，如何把这一美学凸显出来。第二，有了美学原理的框架，中国学人就可以按图索骥在中国古代的材料里去找出中国美学，当以这种方式进行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发现中国与西方的差异。这时，第三，如何突出中国美学的特色这样的问题就产生出来了。这三点，既构成了中国美学史研究历程中的三个主题，同时也向中国美学史研究提出了三个问题。一、美学观念的输入与中国美学史研究新框架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有一些主要观念，中国学人在接受美学这一学科的同时，也接受了美学的基本观念，而且都把这些观念作为具有普遍性的观念。在介绍和论说这些观念的时候，不但援引西方的权威，同时也用中国材料作为佐证。从而，在美学之为美学产生的同时，也把中国原本就有美学这一问题带了出来。美学在西方的出现与5大观念相关联：第一个观念是美的本质问题。众所周知，从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开始对美的本质的追求。这一追求在近代最明显地体现为康德和黑格尔关于美的定义。中国学人最初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美是超越功利的，主要体现在艺术上。关于美的本质的论述，较为体系地体现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古雅在美学上之位置》（1907），蔡元培《美学观念》（1916）、《以美育代宗教》（1917）的论说之中。第二个观念是审美趣味问题。从夏夫兹伯里开始到康德得到定型。在夏夫兹伯里看来，美的趣味与内在感官相连，因而是非功利的，这一趣味理论后来转成了鲍姆加登的美学和康德关于美学的定义。关于趣味的理论的论述，较有理论性地体现在王国维《人间嗜好之研究》（1907）和梁启超《学问的趣味》（1922）之中。第三个观念是美与情感相关。鲍姆加登从主体的知、情、意区分出发定义美学：知是认知，形成科学和逻辑；意即意志，与道德相关，形成宗教；情呢，也应有一门科学，这就是美学。美与情相关，是感性认识的完善。按西方从知、情、意的区分来论情感，从情感的角度来论美学，成为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的主要话语之一。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表现的情感》（1922）就是从情感和艺术来论中国韵文之美：“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情感教育最人的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第四个观念是美的类型划分。柏克和康德都把美从大类上分为beauty（美）与sub-lime（崇高）。受其影响，王国维将之译为优美与壮美，并运用到中国美学材料的研究之中，如在《人间词话》（1908）里，就是从这两种具有普遍性的美出发，来论词的两种界境。蔡元培在《以美育代宗教》中把美分为普遍之美的特殊之美，普遍之美相当于都丽之美（beauty）、特殊之美，一方面是与普遍之美不同的宏崇（即sublime）之美，又由崇宏之美产生出悲剧之美；另一方面因与都丽之美的相反产生出滑稽之美。因此美的类型可以分为崇宏与都丽、悲剧与滑稽4类。第五个观念是艺术体系。艺术在西方从古代到现代的演化中，形成了以建筑、雕刻、绘画、音乐、戏剧、文学这6大艺术为基础的艺术体系，这一艺术体系既区别于日常中的技术（超越日常功利），也区别于科学和哲学（具有美的形式），成为以追求美为目的的美的艺术（意大利语ArtidelDiseg-no，法语beauxarts，英语fineart，德语SchneKunst）。在艺术体系上，显现了3个方面：一是艺术词汇的定译，二是艺术体系的形成，三是艺术体系之中等级的变更。在词汇汉译上，当西方的作为体系的艺术观念传到东方，日本人最早（1871年维也纳博览会）接触到的是德文的Schnekunst（美的艺术），于是用汉字“美术”一词去对译，并且很快为日本学界接受，于是“美术”成为艺术体系的代称，影响一时。受日本这一译法的影响，严复、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等在清末民初的论著里都用“美术”指称艺术体系。后来日本人在与西人原著的进一步接触中，明白了美术与艺术的区别，艺术取代美术成为了艺术体系的总名，中国也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接受了日本的方式，用艺术取代美术，吕潋1917年初在《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发表《美术革命》，文中要求严格区分艺术和美术，并不满“国人多味于此”。由此经过lO年的努力，艺术一词取得全面胜利，成为中国现代学术语汇中艺术体系的总名。在艺术等级的变幻方面，西方形成艺术体系之时，各门艺术基本上是平等的，而中国的艺术体系，则是不平等的，诗文最高，其次是书法、绘画、音乐中的琴，然后才是其他艺术门类，如建筑、戏曲、小说、版画。中国艺术体系在与西方艺术互动之时，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艺术总名生成两套语汇，二是艺术门类的等级变化。在艺术总名方面，一是按照西方的原意，用艺术这一术语，二是按中国文化中文的高位，把文学与其他艺术其分开来，把文学与艺术先分开后并列，成了文艺这一术语。在中西接触之初就产生了出来，梁启超《新民说》（1902）、王国维《人间嗜好之研究》（1907）、李大钊《美与高》（1917）都把文学与美术（即艺术的最初译名）并列，定译艺术之后，仍然是文学艺术：1929年鲁迅译的《现代新兴文学诸问题》“科学、哲学、文学艺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到1978年周扬一篇文章题目也是《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文学艺术的简称，就是文艺。面对同一个艺术体系，中国现代学术语汇有两个：艺术和文艺。前一个词汇由于有西方原著源源不断地译成中文的大力支持而一直存在，后一个词汇由于中国心理结构的支持而一直存在。然而，艺术一词的含义在这两个语汇中又是不一样的：在前一个词里，艺术里面包含了文学；在后一个词里，艺术不包含文学，而与文学并列，是除了文学之外其他门类艺术。这两个词组成起来的是两套不同的语汇体系，表述的却是同一个艺术体系，这一现象至今犹存。在艺术等级方面，中国艺术以体物写志的抒情性诗文为最高，西方艺术以叙事写人的叙事性作品为最高，最初是戏剧后来是小说。中西互动伊始，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狄葆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1903）、陶曾佑《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1907）就把小说重新定为文学之最上乘。狄葆贤在文章里说，当他看到世界上东西各国把小说家列在第一，吓了一大跳（“吾骇焉”）；看见日本人的《世界百杰传》者，把施耐庵与释迦、孔子、华盛顿、拿破仑并列，又吓了一大跳（“吾骇焉”），最后得出了叙事性的小说戏曲高于历史和诗歌的结论：认为“今日中国之文界”更需要的不是司马迁和班固，而是施耐庵、金圣叹，更需要的不是李白、杜甫，而是汤显祖、孔尚任。正是这一艺术的等级变化，继续让文学居于艺术的高位，让文艺一词成为艺术体系的总名。在西方，美学就是艺术哲学，受其影响，从王国维、蔡元培、鲁迅始，关于艺术（或文艺）的理论就是美学。而这样，中国古代丰富的文艺材料同时进入了关于美学的言说之中。总而言之，西方美学的5大基点，给了中国学人一个谈论美学的构架，同时也把中国古代材料中本有的、丰富的各门艺术中的理论带了出来，让中国美学的丰富性和美丽性敞开了来，闪耀起来。然而，这时的研究，美学问题和中国美学史的问题是混杂在一起的，如何从这一时期的资料中分别梳理出美学原理的问题和中国美学史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二、美学原理著作的出现对中国美学研究的影响美学学科和美学观念的出现，以及由此带出的中国古代美学资料的丰富和精彩，已经让中国美学的片断频频地闪亮，但怎样才能让中国美学作一整体性的呈现，却还是一个问题，虽然也有学人开始做这一方面的努力，如刘师培写出了《中国美术学变迁论》（1907），文章虽然一方面把美学与美术学混一（乃当时的语汇时尚），另一方面从远古唐虞写到宋代，未曾写完，但对中国美学已经有一种相当宏阔的眼光。然而，从刘师培这一提纲挈领的大纲性文字只写了一半而再也没下文，可以猜知，中国美学的真正整体性出现，需要完整的美学原理的借鉴。仅就这一方面讲，积极引用美学原理著作就成了一必需的任务。当然美学原理的引进，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需要。由此，我们看到，直接模仿西人的美学原理著作，以编译的方式短平快地产生了出来。从1917年到1931年，中国共出了标准的美学原理著作5种，另有美育原理著作3种。这些著作直接搬用西方美学，在给中国学人一个美学为何的总貌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要理解当时美学是以一种怎样的总貌出现的，有两本著作可以作为方向：一是陈望道的《美学概论》，二是徐庆誉的《美的哲学》。这两本著作正好反映了西方美学进入20世纪以后的两大倾向：一是以审美心理为中心，二是以艺术为中心。陈著有如下特点：1.美学定义、美、美感、形式美、审美范畴，这5部分构成了美学原理的主要内容；2.审美心理学成为美学的主要视点，后来美学原理中的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都被简化，最重要的是被纳入审美心理的框架之中，审美范畴也是作为“美底情趣”而被论述的。3.从中感到的是当时西方美学主潮——审美心理学——的巨大影响。徐著以艺术为中心，有如下几个特点：1.美的本质、艺术体系（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诗歌、舞蹈）、艺术与文化的关系（两性、家庭、政治、战争、宗教）3大部分构成了美学的基本内容；2.以艺术作为美学的核心，这与以后的美学原理中艺术只是美学的一个部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从这里可以感到西方美学的一种倾向（美学作为艺术哲学）在其中的影响。通过这两本著作所呈现出来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到，当中国学人开始建立一个美学原理体系的时候，其基础是西方美学，是在西方美学的影响下写出自己的美学原理著作的。这一趋向向前发展的顶峰，是20世纪30年代初，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1931）和《谈美》（1932）。朱光潜留学西方，正值西方审美心理诸流派（直觉说、距离说、内摹仿说、移情说等）成为当时主潮时期，回国之后，他把这些不同的流派予以逻辑的梳理和整合，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原理。总体而论，中国美学原理体系最初是以3种方式呈现出来的——徐庆誉的艺术哲学方式、陈望道的以审美心理学为中心的方式和朱光潜的纯审美心理学型的方式。这3种方式都是建立在对西方美学的模仿上的。但朱光潜以自己的留学背景、丰富学识、天才感悟，加之写作灵气，让自己的著作成为了民国时代的权威性著作。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苏俄美学的影响日渐显出。30年代以后，除了上面提到的朱光潜的两本著作之外，美学著作还有8本。其中蔡仪《新美学》是苏俄型美学的典型。全书分美学方法论、美论、美感论、美的种类论、美感的种类论、艺术的种类论6章，最后是人民的艺术。其体系由美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