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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张五常写于一九八一年（注：本文应当是一九八五年的修改版本，但未经核实。不过有别于2002年花千树所出《中国的前途》增订本。于该增订本中，张五常有这样的说明：“这次2002年再版，不拘小节，我‘把资本主义’的括号删去了。译文由我自己再修改。”）一九八五结集序只不过是四年前所的论著，今天读来，恍若隔世！读者们阅读关于现代中国的文章，要注意日期，就是书写与发表的日期也应分清楚。因时而变可能误导；因地方不同而异也是一个困难。虽然我不断地查询各地的发展情况，但不能够多花时间亲自到各地观察，是引以为憾的。重读四年前所写的文章，看今日的中国，我对自己昔日的推断在大致上是满意的。但假若我能预先看到今日的中国，然后回到四年前再写这论文，会有什么不同呢？答案是：理论不用改变，事实发展的推断在大致上也不用改变；但因为我忽略了两个要点，有些地方是要补充的。这两个要点，在当时我应该是可以看到的，但却被忽略了。这说明用经济理论作推测可以做得很准确，问题就是有关的局限条件及假设想得够不够周全。我第一个重要的忽略，是在当时我没有问：假若中国要走近乎私产的制度，农业与工商业哪一样比较容易改革？前者远为容易是很明显的（见《城市改革的困难》）。要是我在四年前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我就不会低估了中国改革的速度，不会忽略了环绕城市的农民生活的特别改进，也不会漠视了未来的大搬迁的压力。当时我问：在工商业的改革中哪一种昀困难？答案是：政府容易掌握垄断权利的行业。我于是推断了邮局、电话、石油、交通等行业不会迅速地私产化。这观点现在仍然适用。在当时我也问：土地与劳力，哪一样较为容易私产化？答案是：劳力。这观点也是对的——劳力的转让权在中国已开始浮现了。但我没有问农业与工商业的不同程度的改革困难。一个显浅而又顺理成章的问题被忽略了，推测就有失误。我希望学生们能从这一个例子中体会到“浅问题”对思考推理的重要（见《卖柑者言》内的思考的方法）。第二个重要的忽略，就是在四年前我没有问：在共产与健全的私产制度之间，有哪一种界定权利的制度可以持久地存在？答案是：以分类管制而界定贪污权利的印度之路。我一向知道在共产与私产之间是有着多种不同的管制及“福利”制度；我明白混乱不能久持，也清楚地指出了中国在可见的将来只会走向“近乎”私产的路。在当时，我以为多种管制是在过渡时期中无可避免的必经之路——这观点是对的，但我却忽略了因管制而引起的贪污可以被用来界定权利，因此可以治乱。我现在不敢肯定中国是向这方面走，但我认为可能性是不小的。在《贪污的后患》一文内，我指出政府管制会为便利贪污而起，而贪污亦会阻碍管制的解除。这个观点，在一九七零年我跟史德拉（G·Stigler）辩论管制的成因时就曾提及。但在四年前我却没有想到贪污的权利可以被界定。这一个要点是我在写《贪污的后患》时突然间想到的。想到了这一点，再想想中国近来的发展情况，我就掷笔兴叹！本译文的重印，让我有机会大幅度地修改了文字。但这修改是以原译为本。我希望将来能将关于制度转变理论的那一部分重写。到那时，中国的经验会给我新的启示。一九八三译序一九八零年末，英国经济事务学社邀请我用大约五百字对本文题目发表意见，据说是因为英国政府当局对这问题颇感兴趣。我当时推却了邀请。但其后许多朋友都不约而同地向我提出类似的问题，而英国的邀请人亦坚持我推却的理由不足，我就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试写。在动笔之初，我对中国的去向毫无认识。先入为主的意见没有科学价值，而推断又必须要有理论根据。因此，我在八一年初的思索探讨，只集中于经济体制转变的原理。这个原理果真不易，难怪十几年来这么多经济学者在这方面碰壁。我朝夕思索三个多月，反复推断，但是片段的分析总是连不上。幸而在五月的一个晚上，我无意中将交易费用一分为二，一个较为完整贯通的理论总算显现出来了。要写论文，就先要有话可说，这是已故的夏理•庄逊（H•arryG•Johnson）十多年前，要我记着的。既然有话可说，我就决定借题发挥，将不同经济制度的不同运作向中国同胞们解释。所以原定五百字的短文，竟写出二万多字。心想经济事务学社收到了长达七十多页的初稿，必定大吃一惊；没想到两星期后，收到刚退休正在渡假的老编来电，说他们打算立刻发表，不用修改。这个反映反而难为了我。我曾在稿件的附信上言明，由于文章坦白，恐会开罪中国人，所以可能决定不发表。但编辑在电报后的补信，却已定明出版日期。我好不容易将这日期延长数月，修改了两次才付印。除了编辑的不断鼓励外，我决定发表的原因有二。一、高斯在看完初稿后，多次和我研讨，大致上全部同意我文内引用高斯定律所演变出来的理论。高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常深表关怀。他既然对这篇论文有偏爱，我又怎能令他失望呢？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一向喜欢将初稿寄给朋友们批评。但没想到这次投石问路，几间大学竟将此稿列入课程读物，而一家石油公司甚至复印一批，分发给职员。既已成为公众读物，我又怎能不发表呢？论文的定名非我所愿。我一向反对用“资本主义”或任何带有“主义”在内的名词，原因是我对各种“主义”的现有定义，一向不满。经济制度是产权结构的问题，与空泛不着边际的各种“主义”无关。何况“资本主义”一词在中国是入了黑名单，我们又何必再提及？就连资本一词也应免了。所以在论文出版前数星期，我尝试改题目。编辑的回电却坚持他选的原名富吸引力。经过几次来回电报，我赢得的就只是在“资本主义”一词上加引号。这引号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表示在引号内的字眼另有别意。这篇论文得经济学友侯运辉翻译，又蒙好友岑逸飞杨怀康修改，谨此致谢。一九八二原序因为我曾经和中国同胞一起挂饥抵饿，我感到有责任藉这篇文章向他们解释经济制度的运作。又因为血浓于水，我下笔时就不能无动于衷；这丝感情的流露，应该理解为我对同胞们的至诚关注。有关中国的报道，常有歪曲。在这一篇论文里，我尽可能依据朋友和我自己个人的观察。不少熟悉中国的朋友都曾经帮助我考核文中的例证。我特别感激巴塞尔（YoramBarzel）、高斯（R•H•Coase）、轩恩（PaulHeyne）、严保拉（MarionImpola）、马年华、舒尔滋（TheodoreW•Shultz）、施尔敦（Arthurseldon）和杨怀康各人所提供的意见。当然可能存在的错误，是应由我个人负责的。第一章绪论常言道：钟摆摆动得越高，在回摆时，它的摆动也会较高和较快。在毛泽东及“四人帮”掌权时代的中国，政治的钟摆摆动到难以想象的高度。自一九五八年开始有大跃进运动，继而是一九六六年席卷全国、动荡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那二十年里，一切可能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都被前所未有的残酷手段，彻底产除掉。同时，人民大众却被迫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尤其是毛泽东本身的学说。这些极其违反理性和极端残暴的群众运动，对广大人民，造成了莫大的创伤。令人震惊的的故事，罄竹难书。两位世界级的乒乓球运动员，因为被指控犯了发挥资本主义技巧的罪，被迫自杀1。演奏贝多芬的作品或采用传统的名称来称呼新近公有化的东西，也能招来牢狱之灾。医生和教授，被逐至农村拔野草；学校的物理课，包括了锄坑和养猪的粗活。由于毛泽东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校教育，他低贬学校教育，不足为奇；但如此一来，一个在考试中交白卷的学生，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竟然马上被捧为全国的英雄2。在那段期间，极少数非政治性的书籍出版；可是毛泽东的小红书，据说销量竟然比圣经在历史上的总销量还要多。能够背诵几条重要的毛语录，或者在每次的社交谈话里一开始便各自背诵一连串的政治口号，不单是明智的策略，而且更是保障性命的一种方式。翻阅那段期间增订的中文字典，可以知道当时的意识形态气候3。“资本”一词，以一整段文字界定为含有邪恶的意思。同样遭受贬斥的字有“私”、“钱”、“利”和“阶级”等；当然“地主”一词遭受更严厉的攻击，不在话下。另一方面，“共”“反”、“公社”、“社会主义”等词语，则受到过甚其词的赞誉。报章上的新闻，往往是与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的诺言：几百方码的人民公社土地竟然可以种出几吨的粮食4；但当饥荒成为不可掩饰的事实时，就归咎于连续几年的坏天气。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打击无论根据什么标准来衡量，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场彻底的革命。不但孔夫子备受攻奸，任何姓孔的人也遭殃。在山东曲阜孔子墓附近的碑林，不少刻在碑石上的书法珍品，遭受破坏，无法修复。我在一九五二年只须花二角钱便可买到的一份碑贴，现时增值了一万倍。古代的黄鹤楼，因为一首感人的诗5而成不朽，但在一九六六年却被彻底地破坏了。庙宇里的涂金木雕刻，经过悠久的岁月，也逃不过被砍下来的恶运。成千上万的木刻运到香港，原价不过每块美金二元。但当文华酒店将这些木刻大量地装在大厅的墙上，引起了富有游客的注意，它的价值便大幅跃升。一九七九年我曾到广州一行，看到一间古庙完整无缺，令我惊喜不已。负责的同志解释说，住在庙宇周围的人，曾经不惜一死，力保庙宇。后来他们跟红卫兵达成协议，铲去外墙上的龙，以毛语录代替。我也曾到广州附近的一个小镇，探访我幼年时念书的学校校长告诉我。曾经教过我的几位老师已经自杀了。他告诉我文革时期，派系间武斗椅子上的铁条都被拆下来作为打斗的武器6。其余一切的铁器，皆在大跃进期间，被“贡献”作为炼铁之用。知识贫乏妨碍现代化这一切都不免使人惊愕。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的民族，竟然要遭受这样的蹂躏。另一个事实，同样悲惨；一个以刻苦耐劳闻名的民族，一个聪明、热情和具有进取心的民族，竟然在短短二三十年间，沦落到奄奄一息的境地。今天在中国见到一般人的态度，是由制度所促成的。在这种制度下，报酬不计工作的贡献，法律鼓励工人睡午觉，二十年来只印政治书籍，说了无心之失的话或表达新意见都可能招来横祸。我在广州几天，在住的酒店里，见到两个女工，每天都在几百方尺大小的地上扫树叶，这似乎就是她们的全职工作。同时，修补墙上的一个小洞需要三个人——一个人拿着一盘灰泥，另一个人将灰泥往洞里涂，第三个人则在旁指着那个洞。早餐的供应只有一个小时，但在半小时之后，已经没有人工作；二十多个年轻的女服务员，聚在餐厅的一角，任意闲聊。我以前认识的中国人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科技的进步，比较在过往几千年的加起来还要多。但令人震惊的是，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竟然无缘分享这份进步，仿佛他们是被放逐到火星去似的。竹幕显然比铁幕更难渗透。三十年来，中国不单与外间隔绝，而且任何能够穿越障碍，得以漏进的消息，中国政府都会循例将事实歪曲或重新铺陈。一切从中国寄出给亲友的信件，都必须套上赞扬毛主席的词句。为了使访客留下一个好印象，当局特别召集一些穿得好也养得壮的孩子，在游客面前唱游嬉戏。中国的情况，反映了知识贫乏对经济的影响。一个在香港的朋友，代表一间极有名气的公司往中国商谈生意。他说与他交易的对手，无知透顶，使一切洽商都白费力气。更有甚者，职衔五花八门，他要凭干部的到场先后来辩别他们的官阶高低。在一九七九年那次旅程中，有两件事特别说明了闭关自守的后果。我带了一具价格廉宜、能够显示时间日期的小型日本计算机。无论大专学生或教员，都对这具“小机器”的功能大感诧异。他们不相信在外面的世界，甚至儿童玩具也象这个计算机般先进。（这竟然发生在曾出现过数学天才的国家里！）另外，一位土木工程师声称他知道有关送中国学生到美国念书的手续，但他供给的资料却完全与事实不符。随后我发觉，即使在广州的高级官员，对签证与护照的分别也不清楚。结论是很明显的：中国的现代化不管走哪一条路，都会遇上一个极大的障碍。以其他国家标准来衡量，整个中国也找不到几个四十五岁以下，称得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结果就出现了一群散漫的劳动人口和无知的官员；也就是说，中国在科技和知识资源上，彻底破产了7。在这方面所造成的障碍，会较一般人所说的外资外汇问题，远为严重。较自由的趋向自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和打倒“四人帮”后，中国的钟摆开始有力地回摆。现在旅客较容易前往中国参观游览。法律不再有限制；缺乏住宿的地方才是在障碍。移民出口也远比以前放宽了。（可是，外间对中国公民却没有采取门户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