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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编元代文学概论第一节元代叙事文学的兴盛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早在金代，征服了汉人的就女真人率先汉化，而忽必烈灭宋之后踏着女真人的足迹，接受了汉族文明。1271年，他以“元”为国号，取《易经》“乾元”之义，表明了他对汉族文明的推崇。忽必烈深知，要巩固元朝的统治，必须用汉法以治汉人。为此，他任用许衡、姚枢等儒生，以宽容和尊礼的态度对待佛教、道教。结果，统治得以稳定。在汉族文化的熏陶下，蒙古统治者也逐渐改变了原来的习气，提高了文化素质。元代文学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也就有了自己独特的风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继唐诗，宋词的时代辉煌后，元曲则最能表现元代时代精神。元有曲包括元杂剧和散曲两个组成部分，作为叙事文学来讲，元杂剧为其要，另话本这种叙事文学，与元杂剧并称为姐妹艺术迅速地繁盛起来。一、元代叙事文学的发展繁盛所谓文学的发展，应是指在原有文学基础上的突破与创新，元代叙事文学的两个主要种类，元曲和话本小说，都是前代戏曲，说话的延续和发展，比之前代都有创新和突破。元杂剧就是在原有戏曲基础上的突破、创新与发展。我国的戏剧，其起源、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先秦歌舞，汉魏百戏，唐参军戏，发展到宋代院本，金之诸宫调表演要素日臻完善。发展到金末元初，戏曲在唐代变文，说唱诸宫调等叙事体裁的浸润和启示下，找到了适合于表演故事的载体，并与舞蹈，说唱，伎艺，诨等表演要素结为一体，发展成戏剧，作一门独立的艺术，脱颖而出。由于宋金对峙，南北阻隔，便出现了杂剧和南戏两种类型，它们各有自己的表演特色，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臻于成熟。当时，许多文人积极参与剧本创作，使这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成为文坛的耀眼的奇葩。在宋代，说话分为四家，即小说，说经，讲史，合生。其中“说经讲演佛禅道理；“合生”属即兴性的滑稽伎艺；小说讲述脂粉灵怪、传奇公案故事；讲史讲述前代历史，兴废争战，后两者均属有情节有人物的叙事文学。《都城纪胜》说：“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可见话本的作者和艺人，已能运用虚构，提炼等技巧，把复杂的历史画龙点睛地加以叙述。所谓文学的“繁盛”，主要是指学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而言的，一是质量高，二是数量多。元代的杂剧和话本完全代表了这两个特点，从而体现了它的繁盛面貌。元代创作剧本的数量。据统计，现存剧本名目，杂剧有五百三十多种，南戏有二百一十多种，可惜大部分均已散失。至于当时投身于剧本创作的作家，现在已无法准确统计。仅据《录鬼簿》和《续录鬼簿》所载，有名有姓者二百二十多人，而“无闻者不及录”，估计还有许多遗漏。剧作家们有很高的创作热情，有人专门为伶工写作演出的底本，有人“躬践排场”参加演出，一些名色才人还在大都组成“玉京书会”、相互切磋。许多剧作家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像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人，既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又擅长戏曲的写作。且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驾驭了世俗喜闻乐见的叙事体裁，便腕挟风雷，笔底生花，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为文坛揭开了新的一页。当时，剧作家们适应观众的需要，或擅文采，或重本色，争妍斗艳，使剧坛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元代“说话”盛行，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话本，以讲史为多。像〈全相平话五种》，《新编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薛仁贵征辽事略》等。当然，和明清两代的小说相比，宋元话本还显粗糙，但作者已注意到情节安排以及人物的心理描写。至于元代一些文言小说，像《娇红纪》，描写娇娘和申纯的爱情悲剧，反映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热切追求，深刻细腻，其成就也不可忽视。二、元代叙事文学繁盛的原因1、元代政治对叙事文学繁盛的影响在政治上，元朝统治者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政府中军政大权，由蒙古人独揽。元朝的法律还规定：“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知有违犯之人，严行断罪。”《元史·刑法志四》终元之世，民族对立的情绪未见缓和，加上吏治腐败，阶级压迫深重，因此，社会一直激烈动荡。元杂剧有不少作品写了贪官污吏，权豪势要对人民的压迫，不少作品透露出愤激昂扬的情绪，这正是在火与血交并的时代人民反抗精神的反映。2、经济发展对叙事文学繁盛的推动城市经济的繁荣是元代说话艺术和戏曲艺术繁盛的必要条件。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出现了一些专供市民娱乐的勾栏、瓦肆，给说书、杂耍等演员提供了演出场所。元代商业经济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城市人口集中，而一般侧重于表现作者个人意趣胸襟的诗词，已不适合市民的需要。为了满足市民群众，特别是戏曲艺术，在勾栏瓦肆中迅速发展起来，演述故事的说话、说唱便得到进一步的繁荣。特别是戏曲艺术，它以急管繁弦和曲折跌宕的情节再现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更能吸引市民观赏。元代商业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推动了叙事文学的发展。3、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背景因素元代的最高统治者懂得汉族文化的优越性，又懂得要保持蒙古祖制，保证民族特权的重要性。忽必烈制定的纲领是：“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元史·世祖本纪》）他要求继承蒙古族的祖宗成法，采取中原王朝的仪文制度，力图把两者融合起来。近人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载：元军兵锋西指，西域归附，驿路畅通，方便了商贾往来，回回纷来沓至。据至元初年统计，在中都路的回回人数，近三千户之多。民族杂处，加深了彼此的友谊和交流，对促进社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文化的融合，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有些人接受了汉族文化熏陶，还擅长以汉语进行文学创作。诸如贯云石（回纥人）萨都刺（回族人）擅长诗词散曲。杨景贤（蒙古人）、李直夫（蒙古人）等擅长戏曲创作，其中李直夫所著杂剧，有《虎头牌》等11种。这一批来自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生活背景的作家，笔端流露出各式各样的风情格调。各民族文化交流，也给汉族文化在固有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成分。如元杂剧中常提到“烧埋”，这说明一向习惯土葬的汉族人袭用了蒙族火葬的风尚‘《西厢记》提到“赤腾腾点着袄庙火”，《争报恩》和《倩女离魂》，也有“我今夜着他个火烧袄庙”，“则待教袄庙火刮刮匝匝烈焰生”的说法，可见从波斯传入的拜火教已深入到民间生活中，成为元杂剧新的内容成份。杂剧本来就是多种文学样式交融的产物，元代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元杂剧题材内容的交融，从这种特定的意义来说，元代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叙事文学的繁盛。4、叙事文学的繁盛与元代思想相对自由有关著名戏曲评论家王国维先生曾说过“科举中断，杂剧大兴”。科举“中断”不仅是元杂剧繁盛的原因，也是说话艺术繁盛的原因。科举是左右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科举的关系，诗文一直奉为文学正统，蒙族入主中原时科举曾一度被废除，直至延祐，才重新恢复，这期间，叙事文学如巨石重压下的树苗，迅猛地成长起来，成为繁盛的态势，而成为参天大树。5、叙事文学的繁盛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元杂剧之前有金之诸官周和宋院本以及唐之参军戏等，这些文学样式恰到元代社会特殊条件下融合起来，发展成为元杂剧，话本亦然，这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性所致。6、元代统治者的喜爱和重视元代统治者喜爱叙事文学杂剧和说话这两种文学，甚至在战争中也带着戏班子。前面是炮火连天的战场，后面设置戏剧舞台，战斗一结束，演出就开始，且不要说“说话”了。元统治者对叙事文学的喜爱，促进了它们的发展。7、受北方音乐的刺激在文艺创作方面，杂剧作家们更是大量吸取少数民族的乐曲，像[唐歹合]、[拙音速]、[风流体]、[阿忽合]等曲牌，已为汉族群众喜闻乐见。徐渭说：“北曲盖辽金北鄙杂度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南词叙录》）北曲包括蒙族女真族人的乐曲。它们流入中原，为民间接受，也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和胸襟。第二节元代的抒情文学元代的抒情文学包括两种主要文学样式，一是散曲，二是传统诗词。元代散曲是一种新的诗歌种类，可以说就是元人的流行歌曲。元代的传统诗词具有兼融唐，宋的特点。并具有上承唐宋开启明清的作用。一、元代的散曲散曲是诗歌发展到元代形成的一种新的种类，就形式而言，可分为套数（也称大令），小令和带过曲三种。套数是相对小令而言的成套的散曲，且有内容有尾声；小令，是独立的支曲，带过曲是介于套数（大令）和小令之间的两参支曲子。散曲的表现方式特点为雅俗交融，既有传统诗词的雅致，又有民间曲词表现的俗情；在语言方面既有一定的格律，又可以增加衬字（即格律以外适合演唱的字）；既有近乎传统诗词和赋体的铺陈叙述的表现方式，又有口语化，俚俗化的特点。散曲就风格而言，可分为本色派和文采派两种类型，一为本色豪放，一为斑斓婉丽；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兼融状态。二、元代诗歌元诗之前有唐诗和宋诗两座高峰，唐诗的自然真情为世人所推崇，宋诗以议论论诗，另辟蹊径，元诗在唐宋诗面前采英撷宝，兼融唐，宋诗之优长，具有情理交融的特点；元代诗歌的创新，还在于回溯源头，追寻诗三百的自然而然的表现方式，元末诗歌受散曲和古代歌谣的影响，具有雅俗交融的特点，杨维桢的乐府诗为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元代诗人理学家居多，受理学的影响，元诗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表现方式还具情理相融的特点，很少艳体诗出现。此外，就题材来讲，元诗多故国之痛，家园之念，其哀伤的情感一直延续到元末。元代绘画发达，受绘画影响，题画诗多，受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表现为逸诗多酬唱诗多的特点。很多诗人，大雅之堂去作诗，构栏瓦肆，去赋散曲，因而艳情诗少，为表现胸中块垒，怀古诗多，咏史诗少。更有一种传统诗词与古代歌谣交融的新体乐府出现。如上所述，元末杨维桢的“铁崖体”为其中代表。元诗的这些特点表现了元代的时代精神，唐诗偏情，宋诗重于理；元诗则情理兼融。元诗的性灵表现影响了明诗，元诗的多元兼融的表现方式影响了清诗；元诗具有上承唐、宋、下启明清的中介作用。第一章话本小说与说唱文学第一节话本小说一、说话的范畴1、说话的本义是口传故事，口传故事的传统，可远溯到上古神话传说，那时间未产生文字，神话及传说的方式是口口相传。2、说话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人们以“话”指口传故事。《史记》就有“优孟衣冠”之说，隋代笑话集《启颜录》载，杨素手下散官侯白，以“能剧谈”而得到杨素的器重，杨素的儿子玄威管对杨素说“侯秀才”可以玄感提及说话，“每日上皇与高公亲扫除庭院，芟冀草木，或讲经，论议，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3、说话活动，很久以前，就是宫庭中取悦皇帝的一种文学艺术活动。宋代的说话，上承唐代说话而来，又因城市经济的繁荣，瓦舍勾栏的设立，说话内容和形式都有适应市井听众的特点，于是，民间说话呈现出职业化和商业化的特点。4、当时的“说话”，有“四家”之说，据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记载，是指小说，说经，讲史，合声（生）而言的。小说讲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为主；说经，即演说佛书；讲史，则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可见，所谓“四家”是以故事题材为标准划分说话家数的。话本的称谓，自唐代《敦煌变文》已经出现，今存宋元敲竹杠本经常有“话本既彻，且做散场”之类套话，可见“话本”具有故事文本之义。二、话本的题材与形成话本以题材为标准可分为小说话本，讲史话本，说经话本等三种形式，这三种话本除了题材的区别之外，还有相互区别的各种不同的情况。1、小说话本小说话本的题材内容，如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言：“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但就市井口味而论，往往以爱情故事为主题，突出女性对爱情的主动追求，具有泼辣大胆的特点，与“诗礼传家”的大家闺秀的爱情故事大相径庭。表现了市井平民对封建礼教的轻蔑。小说话本题材的公案故事。其代表作为《〈错斩崔宁〉、《合民文字记》，《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简帖和尚》等篇这些公案题材，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了宋代官府昏庸，吏治腐败的社会现实。2、讲史话本宋元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现存宋编元刊或元人新编的讲史话本，大多标名“平话”如，《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平话》等。“平话”的含义，盖指以平常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作品间或穿插诗词，也只用于念诵，不施于歌唱。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