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运怪胎

煤运怪胎日《财经》杂志【作者：《财经》记者李红兵翁仕友】1992年后，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顺利进行了十余年，市场经济框架基本确立，但从2004年开始，行政主导经济的做法开始回潮，这在煤电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导致今年春夏时节发生了七年来最严重的电荒。煤炭行业本是能源领域最早尝试市场化改革的行业，到2006年电煤的价格管制差不多也要放开了。但是，多发的矿难和电荒，却让煤炭行业走了回头路。把产权和安全画等号，用国有企业取代民营企业来解决矿难，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十分荒诞。美国、澳大利亚、南非等煤炭大国，都经历过从矿难频发到安全运营的历程，但没有一国采用过“国进民退”的办法。《财经》记者的调查亦表明，矿难、环境污染、资源破坏，这些在山西等地发生的惨痛事实，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的结果。中国并不缺行业准入标准、也不缺环保标准，事实上中国的环保法规是全世界最多的。但是作为监管者，政府不仅失职，而且违法——当监管者同时是黑煤窑的干股股东时，一切标准与法规便成为一纸笑谈。有讽刺意味的是，分明是政府失灵，板子却打在了市场的屁股上。短短一两年间，山西煤炭产供销便又被行政手段全面控制，仿佛回到了20年前。荒诞的实践必然导致荒诞的结果。中国有丰富的煤炭储量、充裕的煤炭产能、足够的发电机组，却在2011年出现了七年来最严重的电荒。电荒背后，则是寄生在行政管制权上的一个个食利群体。和煤炭一样，中国也经历了长期的电力短缺，而市场化改革曾一举解决了短缺问题。遗憾的是，这一改革在2002年达到高潮后便停滞不前，2008年后甚至开始倒退。这不仅制约了煤炭行业的进一步市场化，还让中国的电网公司成为世界上最舒服的电网公司。而相当一部分电力用户，却要支付高出政府目录电价百分之几十的电费。铁路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则从来都没有真正启动过，铁道部至今是一个政企合一的怪胎，身为中央政府内阁组成单位，却每年四次发布“财报”。而这一政企合一的模式也终于在2011年7月23日酿成大祸，号称世界领先的高铁技术，却发生了匪夷所思的撞车事故。动车事故发生之前，《财经》记者正在河南、山西、内蒙古采访，我们忠实记录了耳闻目睹到的“煤—运—电”产业的一幕幕怪现状，并相信这些记录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曲折历史中的重要资料。今年早些时候，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指出：市场经济是一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所谓市场起作用就是自由价格起作用。本来，中国的商品价格已经差不多全放开了，但是近来连消费品价格也管得愈来愈多了，市场怎么起基础性作用呢？他问道，如果市场不能起基础性作用，是不是要回到政府的行政命令起基础性作用呢？中央怎么办，地方会跟着来。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说到底，是我们到底要搞什么样的经济。不是口号是怎么样的，而是实际上搞的是哪一种经济。这一大是大非问题，决策者宜三思而行。——编者一证难求中小煤矿和大多数用煤企业只能和拥有官方牌照的煤炭贸易公司做生意，煤炭经营资格证因此成为摇钱树每到煤炭需求旺季，呼和浩特通往托克托县的公路就开始繁忙，入夏以来，尘土飞扬的呼托公路就没有恢复过平静。这条总长不过60公里的公路，路边聚集了大大小小数十家露天煤场和煤炭贸易公司，每天都有各路买家千里迢迢上门洽谈生意。50多岁的老曹每天在这家名为“鑫禾煤场”简陋空旷的办公室一坐就是一整天。一张桌椅，一个电水壶，一个茶水杯，一部手机，一盒名片，偌大的办公室除此别无他物。6月16日下午，就在这个简陋的办公室，他又谈成了一笔大买卖。5200大卡的原煤，在陕蒙交界的大柳塔矿区坑口价每吨350元，经过煤场洗选后对客户的结算价每吨550元，扣除每吨约100元的运费，老曹差不多还能赚100元。这次总数30万吨的煤炭交易，毛利是3000万元。“坑口每吨350元是原煤价格，拉到煤场后还得经过洗选，把原煤洗选成精煤，卡数提升到5800后再交给客户(平台公司)，这也是煤场的成本。”老曹说。“鑫禾煤场”能做成这笔大买卖，靠的不是洗选和提升煤炭热值卡数的本领。而是其具有煤炭经营资质和“协调”铁路运力的能力。无论在内蒙古还是在山西，当地政府都有明文规定，除了少数重点用煤企业能直接同大煤矿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外，其他用煤企业和中小煤矿只能跟具有煤炭经营资质的煤场或者煤炭贸易公司做生意，煤炭经营资格证因此成为摇钱树。2004年12月27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煤炭经营监管办法》(发改委第25号令，下称《办法》)，规定国家对煤炭经营资格实行分级审查、分级管理，对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的企业，其煤炭经营资格证由国家发改委负责审核和颁发，在地方工商部门注册的企业，由地方政府指定的部门负责审核和颁发煤炭经营资格证。《办法》还首次要求对煤炭经营企业的注册资本金、储煤场地面积、环保条件设置门槛，并明示：《办法》在发布之日起30日后实施。这立即在地方引起恐慌，精明的煤贩子们意识到煤炭经营资质即将收紧。一时间，在一些产煤大省，大批由省市区(县)各级政府审批的煤炭经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2005年6月，国家发改委再次发布关于《认真贯彻煤炭经营监管办法严格规范煤炭经营资格审查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不得随意降低审核门槛发放煤炭经营资格证，并明确规定：地方煤炭经营企业的煤炭经营资格证的终审颁发，一律由省级煤炭经营资格审查监管部门负责，各地对市县(区)擅自颁发的煤炭经营资格证立即予以清理。自此，煤炭经营资格证在全国各地尤其是产煤大省开始一证难求。根据内蒙古出台的《煤炭经营监管办法》细则，在煤炭主产区和主要煤炭集散地成立煤炭批发经营企业，注册资本金必须在1000万元以上，储煤场地面积必须在5000平方米以上。在老曹看来，1000万元的注册资金并不难，难在5000平方米的场地。“政府不批地，你再有钱也没用。”实际上，2005年以后全国就基本停止了煤炭经营资格证的审批，这意味着只要一证在手，就不愁没有钱赚。除了极少数国家重点保障的大用户外，其他用户不通过持证中介，就无煤可买。老曹一脸神气地说，他所在的这家“鑫禾煤场”，是2004年以前就注册成立的煤炭贸易公司，“年头长，关系深，客户多”。无处不打点“表面看1吨煤我们挣了100元的差价，实际上扣除中间环节的费用后，能挣10块钱我们就知足了，有时候甚至就挣几块钱。”下一步，老曹的工作重点是协调铁路运力计划。如果说煤炭经营资格证是煤贩子在内蒙古挣到钱的基本条件的话，能协调铁路运力才是保证他们能挣到大钱的真正杀手锏，“请车皮这可是技术活，环节多，一般人根本干不了。”混迹煤炭市场多年的老曹一语中的。由于市场煤是不带车皮计划的，需要临时向铁路部门申请，而“自上而下”打通铁道部的难度极大，但也有例外。最近被公开宣布“双规”的铁道部运输局原副局长苏顺虎，据称就是因为收受房产替煤老板运作车皮而落马。在多数时候，运作车皮计划是通过打通地方铁路局主管车皮调度的领导来实现的，这也是花钱最多的部分。具体“打点”多少，要看运作难度的大小和双方熟识的程度。通常，在国家规定的运费之外，每吨送出20元甚至50元的好处费都是正常的。老曹这笔30万吨的买卖，这个环节送出的好处费就在600万元至1500万元之间。但这还只是开始。“千万别以为搞定了铁路局高层就算万事大吉。从去矿上拉煤开始，没有一处不打点的。”老曹说，“矿上负责装车调度的你得打点，否则让你的车排上三天队那是常事。每天来矿上拉煤的车那么多，凭什么先装你的？拉煤的司机也得给小费，否则半路给你调包，明明装车是5200大卡的煤，私下给你换成5000大卡甚至更低的，那也是常事。煤到了站台，站台的小头目得给点装费，否则一堆煤在站台存放几天，少个十吨几吨也是常事，三更半夜煤被人偷了，谁给你看着？就是最后运到了客户那里，也得继续打点，否则，负责验收的技术员一铲子对着煤矸石下去，化验出的结果，卡数掉个300卡也是常事在老曹看来，煤炭贸易绝对是个高风险的行当。客户对交货数量、品质、时间、地点都有严格要求，但煤炭从地下挖出后，数量、热量就开始自然损耗，杂质增多、发热量下降，任何一个环节周转不畅，都有可能因延长堆放时间而造成掉卡或者自燃，最后的损失都得贸易公司担。因此，所有的周转环节都得“快”，而要快，就得“打点”。“表面看1吨煤我们挣了100元的差价，实际上扣除所有环节的费用后，能挣10块钱我们就知足了，有时候甚至就挣几块钱。”老曹说。而负责给地方电厂找煤的平台公司更是不易。最近几年，由于煤电价格倒挂，电厂持续亏损，多数电厂都无力及时支付数额巨大的购煤款，一些资金实力雄厚，有能力为电厂垫付煤款的民间倒煤公司便应运而生，它们在业内被称为“平台公司”。跟“鑫禾”之类的煤炭经营公司一样，平台公司也要按国家发改委《煤炭经营监管办法》的要求取得煤炭经营资格。不同之处在于，平台公司多数分布在煤炭消费地区，主要靠为电厂找煤，赚取其中的差价而生存。在和电厂签订委托购煤协议或者联营协议前，平台公司必须给电厂支付一笔数额不菲的保证金，以保证自己能及时履约，避免电厂因缺煤而无法发电。在实际运作中，平台公司多以同电厂签订的委托购煤协议或者联营协议为担保，通过短期银行融资获得资金，然后同样凭着委托购煤协议或者联营协议到煤炭主产区找“鑫禾”之类的煤炭经营公司采购煤炭。一般情况下，平台公司赚取的差价，根据合同执行的难度会有不同。煤炭越紧张，电厂要求的采购量越大，交货时间越紧，平台公司挣的钱也会越多。一般而言，煤拉到了电厂之后，每吨的价格比市场价再高出50元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在业内人士看来，电厂基本都是国企，对电厂领导而言，因为缺煤不能正常发电带来的政治责任要比因为亏损增加带来的经济责任大得多。因此多数时候，电厂领导最怕的是缺煤停电，并不害怕煤价走高。而这正是平台公司能挣到钱的基础，也是煤价畸形走高的原因之一。在整个过程中，平台公司同上游的煤炭经营公司基本上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电厂不能及时保质保量地接收到煤炭，造成的经济损失和违约责任由平台公司赔付，平台公司会再找上游的煤炭经营公司赔付。除此之外，平台公司还有一个额外的风险，就是电厂必须及时足额给平台公司结算煤款，否则，平台公司就要背负银行超期还款的罚息。正常情况下，电厂应该能正常结算。但电厂位居甲方，处于强势地位，“有时候三个月给你结一次账，有时候三年都不给你结账，平台公司也没办法。避免这种潜在的风险，拼的就是平台公司跟电厂领导的关系。很多时候，电厂领导都参与平台公司的赢利分成，而平台公司也乐意实现这样的利益捆绑。”一家北京的平台公司老板对《财经》记者说，“刨掉打通电厂、银行和其他各方面关系的费用，多数时候平台公司每吨煤也就挣10块钱左右。”“神奇”的煤票政府通过这张票，把煤炭在生产、加工、销售、运输所有环节的数量、流向全部控制了跟内蒙古不同，煤贩子在山西已经难有“活动”的空间。经过历时几年的“国有化”运动，山西政府已经牢牢控制了煤炭产运销的全部环节。根据山西省政府制定的《煤炭经营监管细则》，有资格申请铁路运力的，首先是各级煤炭国有企业，其次是省政府特批的系统外企业。煤炭生产和洗选加工企业必须要拥有铁路专用线，煤炭经销贸易企业必须拥有不少于30个货位的铁路装车条件。“30个货位，就这一个条件，就把民营企业卡死了。”在山西汾渭能源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常毅军看来，山西出台的这个规定，在源头上限制了民间煤炭贸易企业的生存空间。他告诉《财经》记者：“山西煤炭出省，大多数都是通过铁路运输，能将山西的煤拉到外地的，除了国企，私人老板很难办到。如果有煤贩子私下跟你说能在山西贩煤，十有八九是骗子。”山西煤炭运销环节的“国有化”运动甚至早于生产环节。2007年1月，山西省政府首次提出要进一步增强煤炭销售的集中度和统一性(统一价格、统一销售、联合竞争)，为配合此项工作，山西省政府决定对原有的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实施改制重组。2007年7月，重组后的山西省煤炭运销集团公司正式成立。一年后，山西省经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煤炭运销宏观调控的通知》，决定在山西全省范围内，对除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和中外合资煤矿以外的其他煤矿，凡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