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春明笔下的卑微小人物形象

第1页（共17页）论黄春明笔下的卑微小人物形象摘要：迥异于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上多数乡土作家们的创作，黄春明塑造的恒河沙数般的“小人物”形象，具有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灵动运转的思维智慧和没有失却的丰满人性。在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进行历史性补充的努力下，黄春明在其小人物卑微的生活与丰富的灵魂之间设置了一种张力，迫使人们去关注荒草一般生生灭灭而不为人知的弱小者群体。关键词：黄春明；小人物形象；人性尊严；历史性补充黄春明的写作是与土地、生活、人民密切相关的，他的写作道路展现了台湾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文学境况，并成为那个特定时代文学变迁的镜子，其乡土创作中，以独特的创作支点和情感价值取向塑造的一系列小人物形象卑微却又灵魂丰满，显示出了特有的时代精神、文学意义与个人才情。一、“小人物代言”的缘起黄春明，宜兰罗东人，1939年出生。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百货行，母亲在他八岁的时候过世，于是接由祖母照顾，读中学的时候他因打架而退学，又加上不堪忍受继母的虐待，就偷偷地搭上了一班货车离家出走。到台北后，几经周折，他在一家电器行做学徒，后来又一边刻苦自修，继而以同等学历考上了台北师范，但是因桀骜不驯的性格他仍屡次闯祸，后来被迫转学到台南师范，最后是在屏东师范毕业的。步入社会后他曾做过小学教员、遵从政府要求当过兵，然后在广播电台当主持人兼制作人，还曾经在广告公司工作过，他搜集过民谣，搞过电视，拍过电影，丰富的职业经历使他得以见证各种人的生活，进而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黄春明1962年开始踏入文坛，从1967年到1977年，处于小说创作的第2页（共17页）黄金阶段，创作初中期，他经历了从狭小的自我天地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历程，于是以转型期的台湾社会为背景，黄春明描写生存于社会底层被压迫、被侮辱的小人物，形象地反映了乡村破产给农民身心造成的严重打击，“小人物代言人”的称呼由此而起。在其创作中凭借对乡土的热爱、社会的关心，人民生活的关爱，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其笔下人物身上的历史伤痕，又获得了“标准乡土作家”的美誉，在他的笔下，有故乡宜兰的人、事、景，也有同一方台湾土地上负载的都市生活。乡村和都市的乡土，一同进入黄春明的创作视野。正如他在《莎哟娜拉，再见》的再版序中所说，“在小说创作上，我是绝对的赞成以真挚的人生态度为基础的关心人、关心社会的文学”[1]（P2）。黄春明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关心人”与“关心社会”两类，其感情态度也由此定位为“怜悯”和“嘲讽”。“对于故乡宜兰的乡土社会与底层人物，黄春明充分体现了‘关心人’的创作指向。无论是描写与土地相依的世代农民的传统美德与淳朴情感，还是反映陈旧的生产生活方式下台湾农村的贫穷与悲哀，或是揭示台湾社会转型时期传统农村面临解体的困惑与挣扎，黄春明的作品始终萦绕着强烈的故乡情结和人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对于台湾都市的工商社会和各色人等，黄春明又特别显示出“关心社会”的批判指向。他一反以往怀旧、温馨又略带浪漫的创作基调，勇敢直面病态的社会现实与崇洋媚外的事态人心，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嘲讽批判尽显锋芒，从而形成了他彰显社会批判意识的另一种小说风貌。”[2](P25)以“关心人”与“关心社会”为文学理想的两个层面，黄春明创作重点由乡土关怀到都市批判的转变是意料之中的。它是作者的文学理想面对生活环境的转变而进行转变的具体实现，也是其个性生活阅历与文学视野发生变化后出现的创作自然流程，从某种角度而言，也可以说是其“乡下人”与“城市人”双重身份的结果，更与作者蕴含在人格、理性中的两重因素和内在潜质有关系。其实就作者自身角度而言，“怜悯”与“批判”的艺术特质在其性格深层都有最初的种子----生于土地、长于土地，其具有桀骜不驯的个性，也有敏感多情的心灵，这仿佛是对立的两个元素，却恰恰有机的统一在了他的身上，这样，当他走进都市、融于都市开始提笔写作时，童年的记忆便构了他创作的情感底色和心理定式，且顽强的显示在日后的文学创作中。而这，其实也是黄春明作品同时能够同时拥有“温柔第3页（共17页）敦厚与激情义愤，悲悯情怀和嘲讽批判两种笔墨”[3](P8)的性格潜质。不同的创作风格带来黄春明前后期小说的转变，同时也并存于其乡土写实和都市批判的小说中，只是色彩、浓度、情调有所区别而已。黄春明小说中的小人物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坚决抵制变革，恪守乡村传统的老一代农民。如《溺死一只老猫》里的阿盛伯,他因城里人修建游泳池“有伤风水”而不安，并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感组织了针对修建游泳池的破坏活动，最终牺牲自己生命以自溺抗争。在故事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在特定的背景下他的勇气和抗争也都带着几分滑稽的意味，他正是王一川所说的向原始文化认同的那一类人群的象征。(二)向往现代文明，竭力向之靠拢的本土“精英”。这类人物如《小寡妇》中的马善行、《我爱玛丽》中的陈顺德等,为了巴结洋上司,陈顺德把一条杂种狼狗当作贵宾迎回家中,百般呵护，弄得家里人皆战战兢兢,而同时他也像一条狗似得巴结美国上司,对妻子，他视其低贱,在妻子逼问他到底是爱人还是爱狗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说爱狗。在黄春明的笔下，陈顺德自以为的成功实际却是一种莫大的失败，在他双重尺度的衡量中，他把自己摆在非常孤立的地位，卑微而令人鄙视，通过这一形象，黄春明志在呼吁人们向深层的人文性回归。(三)向往西方，又眷顾传统的青年。最典型的莫过于《两个油漆匠》中的猴子和阿力,两个人来到都市谋生，即便生活艰辛、枯燥,他们也不愿意回到生长的家乡,而另一方面，他们的灵魂对家乡又有着深沉的眷恋,他们唱着家乡的歌谣来抵抗都市的孤寂，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城市虽然好,却不是他们的家,他们于这个城市，永远只是个流浪者、陌生人,也不管他们怎么努力,他们始终会散发出其他的地方——在本地人建立的家园之外的地方的气息。以上所概括的黄春明笔下的三类形象在所处的社会语境中都显得很不合时宜,甚至有些是格格不入的,而这也就是黄春明要展现的生存境况，在展现中，也透露出了作家作品独特的时代精神、文学意义与个人才情。二、对小人物生存困境的理解书写到故乡宜兰时,黄春明仿佛在吟颂一支朴素、温馨而带着忧伤的乡第4页（共17页）土之歌,仿佛在描绘一幅优美与严峻、希望与失望相交织的田园风光画。在故乡宜兰----那片历史悠久、生活气息浓重的土地上,黄春明全力关注的,也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描述了做广告人的坤树的喜怒哀乐,书写了勤劳的青番公那美好的想象,还有跟木匠当徒弟的阿仓,进城务工的油漆。在展示台湾社会转型的现实时，黄春明拥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小镇。小镇起着一座桥梁的作用，它的一头连接着乡土气息凝重、传统观念盛行的农村，另一头则是经济快速发展，充满着半殖民地色彩的都市，走在这座桥上，可以清晰的看到西方资本的大量输入对传统的农业经济和道德观念的冲击，也可以说，城市资本主义的入侵就是通过小镇渗透到农村的各个角落的。六十年代，台湾的小镇上出现了代表工商业文明的“广告人”。作为最早担任这一职业的坤树就成了广告异化下的“大玩偶”：他“一身从头到脚都是很怪异的，仿十九世纪欧洲军官模样”,“脸上的粉墨，叫汗水给冲的像一尊逐渐融化的蜡像。塞在鼻孔的小胡子，吸满了汗水，逼得他不得不张着嘴呼吸。头顶上圆筒高帽的羽毛，但是显得凉快地飘颤着。”[4]（P25）坤树浓墨重彩地装扮自己来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达到广告的目的。最初，他的奇异装扮起到了挺好的作用，但也正因为这荒诞的装扮，使他受到了各方的嘲弄，乡邻、孩童，甚至妓女也在戏弄他，而从事着这样一种受人嘲弄的工作，他自己也在嘲弄着自己“对这种活儿他愈想愈觉得可笑，如果别人不笑话他，他也要笑的。”[4]（P25）无奈的坤树将自己所有的情感悲欢都裹藏在滑稽的广告牌中，他希望人们注意到他身前身后的广告牌，而疏离他作为坤树这个人，但事实上，这两者本身便是无法分开的。所以，对别人而言，坤树不只是一个流动的广告，更是一个隐形的“人”，而坤树本身也自觉或不自觉的将自己看成了“广告牌”，社会对他的看法已经内化为了他自身的要求，这也正标志着工商业文明的广告牌已将他异化，使他成为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大玩偶”了，或更进一步的说，将其异化为了金钱的工具和奴隶。而这种坚持或者说是忍耐，并没有给坤树带来幸福：以大伯为代表的族人指责他“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要和他“切断”关系；他的至爱---儿子阿龙因为看到的都是他打扮好的样子，一直把他视为“玩偶”而喜欢他；妻子虽然在一直默默的关注他，却无法深入到他的内心。坤树内心的第5页（共17页）孤独与苦涩，痛苦与挣扎，不为妻儿、世人、社会所理解，即使在努力，他却依旧陷入了一种孤立的境遇之中，愈加承受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被广告异化了的坤树，同自身失去了联系，又同他人失去了联系，他感到自己只是“物”样的活着。他也想以自己的真面目示人，像“人”一样有尊严的活着----“找这活儿之前，坤树亦曾到纸厂、锯木厂、肥料厂去应征过，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被拒绝。”[4]（P25）在黄春明的视野中，坤树的生存状态本来就是被异化了的----他这个出卖自己尊严的工作初衷便是为了阿珠免于打胎，他的劳动是为了养家活命，这样，原本的“自由劳动”变成了“强制劳动”，“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了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3]在这样一种被异化了的生存状态中，“广告的”坤树脱离了土地却无路可走，为了获取生活的资本，他只能出卖自己的尊严，成为了社会的“大玩偶”。坤树是朴实的，他严守着职业道德和伦理操守，关心妻子，爱护儿子，辛劳坚韧，可这样一个好人，却始终不能坦然地生活，这里包含了作者对这个社会的控诉。如果以“广告人“的出现作为一个分水岭来划分黄春明小说人物所生活的不同环境及相关的价值观，那么，以广告人坤树为标志的消费社会在台湾乡土社会正式登场之前，就是青番公那充满宁静、满足与喜悦的世界了。“青番公的喜悦漂浮在六月金黄的穗浪中,七十多岁的年纪也给冲走了”[4](P105)，黄春明用轻快的语句,叙述了一位经过辛勤劳动然后获得土地回报的老农的想像:听着像西北雨的沙沙声似的稻粒的声音,他看透了“鬼灵精”麻雀的心思,他把稻草人称作“兄弟”来对付也许会抢夺他果实的小麻雀们,他怀念着那些曾经给村里人预报洪水的芦啼鸟等。在想像的背后，是他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他告诫孙子“做一个好农夫经验最要紧”[4](P105)，他正是凭着这些经验,与土地融为一体。入睡时,他摸到了孙子小鸡子的地方,不由笑了,“此刻,内心的那种喜悦是经过多么长远的酿造啊!”[4](P105)这也是他战胜了洪水浩劫,重建家园之后的自豪和喜悦。而现在，他又面临新的矛盾：时而断流的河水没有了再闹洪水的可能，但是也失去了那令人惊叹的气势；堵车、混乱、嘈杂也和便捷交通也因为修桥修路而同时改变了他的生活；土地成了良田，水稻有了良种，他种的第6页（共17页）稻子也尤其好，可是儿子们不再对田地充满兴趣。那令青番公一想起就激动、自豪并希望再现的人生精神，那“和洪水抢土地”的“坚强得能够化开石头的意志和劳力”[4](P108)也无人想要去继承。青番公希望有人接续他们，因为那些勇敢、坚定、牺牲和耐劳的精神，不仅是精神的荣耀，更是现在和未来社会的人生精髓！正式的危机出现在《溺死一只老猫》(1967)里。一部在《青番公的故事》(1967)发表三个月后问世的作品，它讲述了阿盛伯---与青番公具有共同想像的老农，如何面对异质社会“入侵”的故事。似乎黄春明很快就意识到青番公那种愿望最终要落空，他用那悄悄然却坚定地伸到农村来的消费社会的诱人陷阱—“游泳池”为缘头，讲述消费社会如何开始用它的方式来骚扰阿盛伯们的心灵，威胁他们恪守不渝的价值观念。他写了阿盛伯们的奋斗，但更理性的是在他的笔下，阿盛们终因权力、财力的绝对弱势而一败涂地，最终选择了自溺抗议。在故事的结尾，黄春明用了似乎“暖昧”的春秋笔法来表现这一“喜剧”----当阿盛伯的棺材“经允许”经过游泳池前时,“四周的铁丝网还是关不住清泉村的小孩子偷进去戏水的那份愉快如银铃的笑声”[4](P204)，阿盛伯为维护乡土纯洁，为维护至死不渝的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