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1第一章亚、欧大陆民族大迁徙参考文献：1．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2．《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3．杨邦兴《日耳曼人大迁徙》，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4．林悟殊《古代日耳曼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5．马世力主编《世界史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6．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前工业文明与地域性历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7．朱寰、马克垚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思考问题（6个）：1．简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往的形式及其后果。2．试析古代社会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融合。3．简述匈奴西迁的经过及影响。4．简述公元前后亚、欧大陆民族大迁徙的原因。5．试析民族大迁徙对亚洲文明的影响。6．试析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历史意义。2第一节文明的冲突与交往农耕文化1农耕文化23一农耕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文明自产生之日起，就在纵向和横向两个不同维度上发展，它们不是彼此割裂、分别进行的，而是彼此联系、相互制约的。“所谓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所谓横向发展，是指生活在各地区的人类的活动，由相互闭塞到逐步联系，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最终走向整体、统一的历史进程。”[1]人类自使用新石器引发农业革命起，开始了由食物采集者和猎取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的过程。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不同，人类或由采集进而种植谷物，开始农业耕作；或由狩猎进而驯养动物，开始游牧生活。一般看来，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大河流域率先出现农业文明。大约从8000～7000BC起，形成一个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文明区域即农耕世界。其中，在西亚、东亚和东南亚、中美、南美等地先后形成了几个各具特色的农业文明的中心。如在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类通过栽培野生的麦类，使当地成为培育、种植小麦、大麦的农耕中心；在东亚黄河流域出现了以培植谷类为主的原始农耕，而长江流域和东南亚及印度恒河一带的原始农耕，则以培植水稻为特色。此外，在中美洲的墨西哥和南美洲的秘鲁，也分别发展起以种植玉米为特色的农业中心。考古学证明，在原始的农耕中心形成之后，农业生产技术就开始缓慢地向其他适宜农耕的地区扩展。如西亚美索不达米亚的麦类种植，就向东西两翼分别扩展：东北到伊朗北部、阿富汗一带；东南到俾路支及印度河流域；向西进入爱琴海诸岛和希腊，再深入中欧、南欧和东欧地区。中国和东南亚培育的小米、水稻，中美、南美培育的玉米，也逐步向各自周围地区扩散。在经历了数千年的缓慢发展后，到了上古时代晚期，亚欧大陆的文明区域由最初围绕大河流域出现的一些孤立据点，已经发展为一个东起亚洲的日本、朝鲜，经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到东南亚、南亚及西亚和小亚细亚，再接东南欧、东欧、中欧、西欧，直到不列颠的广阔的农耕世界。由于作物培植对土壤质地的特殊要求，农耕世界的人类逐渐定居下来。定居农业的出现，使得生产的增长率有了较大提高，也使人类自身的生产能力有了较大增长。物质资料生产的增长和人类自身生产即人口生产的增长，使农业文明区域的人类社会纵向发展的能力和速度大大提高。丰饶的食物、众多的人口，使更多的人民可以从事农耕以外的活动，如手工制造、金属开采和冶炼、开凿河渠、土木建筑、社会管理、宗教祭祀等等。但是，定居农业客观上存在着一个不可否认的缺陷，就是农耕世界各个部分彼此之间缺乏经常的联系，处于一种相对闭塞的状态。二游牧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1]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总序言；马世力主编《世界史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4游牧世界1游牧世界2在农耕世界的北方，存在着另一种适宜于人类游牧、半游牧的广大区域。这里雨水较少，地域广阔。到了春季，皑皑的冬雪融化之后，滋润着丘陵、平原和草地。一到夏天，花草茂盛，游牧地区就成为动物的生存与繁衍的理想之地。于是，在东起西伯利亚、蒙古草原，经中亚细亚、黑海、咸海和高加索，直至黑海北岸的喀尔巴阡山麓，水草丰美、适于畜牧的草原地带，形成了一个大体与农耕世界南北平行的游牧世界。北方的游牧世界，由于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民族众多，发展程度也不尽相同。有5的是在大漠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纯游牧部落，有的则已开始半牧半农，并逐步转向定居生活的部族。从总体而论，游牧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农耕世界。他们的主要经济活动是畜牧业生产，零星散布的农业尚不占重要地位。以金属冶炼和制造技艺为主要内容的手工业生产虽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但其总体水平仍无法与南方的农耕地区相比。由于物质资料生产水平相对低下，游牧民族的人口增长速度相对缓慢，而且经常依靠对农耕世界的掳掠以补充其匮乏的物质资料来源。为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游牧世界，其社会分工和社会阶级分化也相对滞缓，原始的社会组织牢固地存在。至公元前夕，游牧世界各族社会发展还大都处于部落联盟时代，基本上还没有形成文明更高阶段的国家。有的民族虽因斗争的需要组成了国家，但它们仍带有浓厚的氏族残余。在世界历史发展上，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影响比较大的游牧民族主要有喜克索斯人、匈奴人、日耳曼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土耳其人、月氏人等。经营粗放是游牧世界各民族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在大漠草原放牧畜群，各游牧民族随季节变化逐水草迁徙。而作为生产资料的天然牧场，其资源相当有限，只能承载一定数量的牲畜和人口，如遇人口过量增长，或自然灾害的侵袭，某些游牧部落便难以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除了尚武好战外，这也是导致游牧世界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三两个世界人类文明的交融南方农耕，北方游牧，是人类早期自发形成的最主要的社会生产大分工形式。南北两个世界虽然都有各自的主要生产形式和主导产品，可以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但无法满足生产与生活的全部需求。一方面，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农耕世界为例，生息繁衍在这里的各农业民族，经常在牲畜、皮革、毛类、乳肉制品及战马等方面要仰赖游牧世界。另一方面，游牧世界虽然有的地区也兼事农业，但其主要生产部门为畜牧业，手工业更是微乎其微，这样，游牧民族在生产、生活中所需要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主要就得靠从农耕世界输入。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这种因自发分工而形成的经济的互补性，随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需要而更加凸显，彼此之间的交换与交往通过多种手段逐渐发展起来。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关系，首先表现为经济文化的交流”，[2]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成为农耕、游牧两个世界关系的主流。农耕世界先进的农产品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输往游牧世界，随之南方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也传到北方，这不仅使游牧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而且促进了北方民族游牧文明的全方位发展。游牧世界的牲畜、皮革、毛类、乳肉制品以及战马、乐舞等也经常输入农耕世界，同样丰富了农耕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南方农业文明的发展。长期以来，在双方接壤之地，来自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个世界的广大民众，以日常交换、商队贸易等方式进行着广泛的民间交流。有时，双方的国家政权也会介入其中，甚至成为彼此交流的主角。无论是民间自发的还是官方组织的，物质交换和人员交往对于两个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丰富，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与和平友好并存，也时常发生两个世界之间的互相敌对、彼此侵略和征服。北方游牧民族或因人口过量增长，或遇自然灾害严重侵袭，在其内部斗争加剧的情况下，为寻找新的生活资源，便向外侵袭扩张。尤其是当这些游牧民族强大之时，便不断向富庶的南部进攻，屠杀人民，劫掠财物，虏获工匠。游牧世界具有一个农耕世界无法与之比拟的特点，这就是它的流动性较高的机动能力。在军事上，这个特点非常重要。有了这个特点，机动性强的少数就能制胜安土重迁的农耕世界的多数。自从战车和马匹进入历史之后，游牧世界的各部族本来就已具有的机动性，更成倍地得到增强。由此而形成的冲击力量，往[2]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上卷第195页。6往使农耕世界的文明先进的国家处于难以防御的地位。为了应付这种威胁，农耕国家不得不付出巨大的国力进行防御建设。秦汉中国在北方兴建的长城，罗马帝国在多瑙河、莱茵河之间，及不列颠中部所修筑的边墙，都是出自于这种战略的考虑。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关系，不仅表现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入侵和征服，同时也有农耕世界对游牧世界的入侵和征服。农耕世界的国家和民族，则往往以上国或优秀民族自居，蔑视周边的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称其为“蛮夷”。文明大国一旦富强，就以绥靖边疆为由，以武力掠取、征服游牧民族的土地，或置“藩属”，或抚其民为“同盟者”，征收贡赋，实行长期统治。公元前后，东方的秦汉帝国就曾对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地区进行广泛的经略，西方的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对亚、非、欧广大地区也进行过大规模的征服战争。这类劫掠与反劫掠、征服与反征服，往往在两个世界各民族间引发广泛的、经久不衰的战争。但这些暴力冲撞也是人类接触与交往的一种方式。两个世界以和平的，或暴力的方式不断交往的结果，打破了彼此间的闭塞状态，扩大了人类的文明区域。先进的农耕民族对落后的游牧地区的经略和征服，使文明区域的周边地带逐步地被纳入到文明社会体系之中；在条件具备时，落后的游牧民族则以暴力手段冲入农耕世界，而后以定居或建立新王朝统治的方式，融入文明体系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人类全球化过程是从古代社会两个世界的交融开始的。公元前后数百年间，这种情形在东西方都曾多次出现。例如，秦汉时期中国对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经略，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对亚、欧、非广大地区的征服，都使这些地区逐步进入文明社会。再如，AD1世纪中叶，中亚的大月氏贵霜部攻灭大夏王国，联合吐火罗人，形成庞大的、具有高度经济文化水准的贵霜帝国。这个帝国的版图北起花剌子模，南抵印度半岛的文迪亚山，是游牧民族在入侵农耕世界并定居以后建立的具有高度经济文化的文明古国。4世纪东亚北方的诸多游牧部落，在与两汉帝国的反复冲突之后，利用汉末、魏晋之际的内乱，攻入中原，建立起诸多国家政权，即“五胡十六国”也是游牧民族在农耕世界建立的国家。总之，亚欧大陆上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既相互交往，又彼此渗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打破了闭塞的局面，促进了不同民族和文明的汇合，开始了人类全球化过程。第二节亚、欧民族大迁徙一、亚洲东部的游牧民族3BC世纪末～AD3世纪初，亚洲东部大部地区隶属中国的秦、汉帝国的版图。中国的中、南部为汉族和其他农业民族的聚居地，北部草原、沙漠地带则是各游牧民族生息活动之地。在北方游牧世界，包括许多民族在内的鞑靼族称霸一方，他们被称为“胡人”或“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1]，其中的匈奴人（Huns）影响最大。正是这个游牧民族的发展和游动，导致了几个世纪之久的亚欧大陆民族大迁徙。在公元前后数世纪内，亚洲东部的民族大迁徙几乎都与匈奴民族的活动有关。东胡在匈奴东部，中国春秋时期称其为山戎，战国后统称东胡，语言为蒙古语族的一支，即后来的鲜卑语。东胡原驻牧于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汉初为匈奴冒顿单于击败，其中一支退居大兴安岭的乌桓山，故称乌桓；另一支退居大兴安岭北段的鲜卑山，故称鲜卑。北走的鲜卑，初因乌桓阻隔，未能与汉朝联系；后来势力日渐强盛，匈奴西迁后，其尽占匈奴之地。匈奴的西部是月氏和乌孙。月氏人和乌孙人居于“敦煌、祁连间”[2]，乌孙人大体上分布于肃州（酒泉）以西至敦煌之间；月氏人大体上分布于肃州以东至张掖之间。[1]古代中原民族称西方异族为“胡”，北方异族为“狄”、东方异族为“夷”、南方异族为“蛮”。葱岭一带即是“胡”地，葱就原产于此。葱以、胡瓜、胡椒、胡萝卜、胡琴等都是从葱岭东传来的。[2]参见《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7在月氏人的南部为另一游牧民族羌人，在乌孙的西北为塞人。在匈奴北部为丁令和坚昆。丁令又作丁零或丁灵，春秋战国时分布在贝加尔湖地区西至阿尔泰山以北。公元前后，东部丁令曾游牧于贝加尔湖以南，西部丁令则游牧于额尔齐斯河至巴尔喀什湖之间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