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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重用汉人之谜皇太极先后扳倒了实力雄厚的两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最后迫使大贝勒代善主动请求废除三大贝勒与皇太极并坐议政制度。那么，皇太极是拿什么与满洲军功集团抗衡的呢？历史给出的答案是——汉人。人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边是靠不住的亲兄弟，一边是与之对抗的汉人朝廷——大明，皇太极干嘛偏偏挑中表面上看比兄弟还靠不住的汉人做帮手呢？这要从汉人最吸引皇太极的一个东西说起。士为知己者死汉人这个最吸引皇太极的东西就是——“士”。“士”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士大夫，正是知识分子和官僚两者的胶着体。关于“士”的理论标准，孔子给出这样的定义：“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就是说，光有知识的人不是士，只有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才能称为士。比如一直被当作“士”之楷模的荆轲，“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豪迈气概和高洁品质被视为一种精神典范。对汉文化有深刻体会的皇太极，于是将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士”作为他的选择：通过扶植以文馆诸人为代表的儒臣势力以抑制骄横的军功集团，从而削弱满洲贵族军功集团对其统治的威胁。皇太极继位之初，来自下层的是汉民的激烈反抗，来自上层的是各大贝勒拥兵自重，无视汗权，汗权虚设。皇太极为父汗烧头七大祭，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都未参加，用现在的话说，当时就给了皇太极一个难看。皇太极每次正式上朝时，都要先叩拜三大贝勒，然后才能坐到汗位上去。三位大贝勒与皇太极分庭抗礼，对汗权形成威胁。皇太极要想将父汗的大业发扬光大，要想实现统一东北，直至入主中原的理想，就必须解决汗权虚设的问题。怎么办呢？皇太极不愧是皇太极，他要让以三大贝勒为首的满洲贵族军功集团最终淹没在广大人民群众忠君思想的汪洋大海之中。皇太极看上的实际正是汉人的忠君思想，他利用汉人悄悄地进行了一场思想革命。重用汉官的丰厚回报皇太极对汉官的重用和礼遇在满洲贵族眼中实在有点儿过分。一些汉官富得很，家中有奴上千，比一些亲王还富有，这引起了满洲贵族的强烈不满。而皇太极却清醒得很，得罪了某些狭隘的小团体，他获得的将是丰厚的回报。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农历四月，皇太极设立文馆。皇太极将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选入文馆，并予以充分的信任。继位不久，皇太极就起用了汉官范文程，几乎啥事都要问问这位高参，后来范为清军入关出谋划策，起了很大作用。文馆诸人作为围绕在皇太极身边的新生亲信儒臣势力，渐渐显示出其不容忽视的力量。因为皇太极的信任和使用，他们逐渐呈现出与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军功集团相抗衡的态势。汉人讲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三纲五常，他们从思想上是绝对抵制和反对三大贝勒与汗王并坐的。皇太极大批吸收汉人进入女真统治集团的上层，积极学习先进的汉文化。此举，对整个国家王公臣民的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不管是后来的设六院，还是将莽古尔泰从并坐的位置上请下来，都是汉官谋士群的主意。天聪五年，围大凌河得明降将数十人，皇太极如获珍宝，他设盛宴招待，并下令各贝勒转流招待宴请，在待遇上，原来是什么官在大金照样当什么官。明将张春战败被俘，宁死不降，他不但不杀，还以礼待之。祖大寿先降后叛，皇太极并未歧视他在金国的子侄们，相反委之以重任。十年后祖大寿再次投降，皇太极照样接纳了他，祖大寿后来立下汗马功劳。洪承畴被俘后，皇太极下了很大的气力进行劝降，洪承畴后来成为一张满洲征服中原的活地图。皇太极的大手笔依靠几个士大夫就能稳固大权了吗？别小瞧了皇太极，他大手笔干了一件事。在汉人儒臣集团的建议之下，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农历八月，皇太极下令召集后金境内的所有儒生进行考试，并对此下诏解释说：自古以来，国家建设都是文武并用，以武功平祸乱，以文治佐太平。现在我想振兴文化教育事业，在生员中选拔才华出众的人。诸贝勒府中及满、汉、蒙官员家中为奴的生员，都要来考试，各家主人不得阻挠。通过此次考试，在汗王府、各贝勒府以及满、蒙官员家中为奴的读书人有二百人被选拔了出来。此次大规模的录取生员的举措，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满足了新兴政权对知识分子的需要。随后，在攻陷永平、滦州、遵化等城后，皇太极同样下令征集各处明朝生员，量才录用。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农历闰十一月初一，皇太极下了一道特殊的诏令：诸贝勒、大臣家的子弟，凡是年龄在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的，都必须要读书。满洲向来崇尚武功而少有文治。此道诏令的下达无疑于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之间国人议论纷纷。皇太极不为所动，要求贝勒大臣们无条件执行这个命令。对于阿敏尽屠关外三镇的事件，皇太极认为就是对汉人和汉族文化缺乏了解造成的，因此他认为满族人需要进一步学习文化之邦的基本义理。他乐观地认为满族子弟都去读书，二三年内后金将成礼仪之邦。皇太极可谓抓住了加强君主专制的制胜法宝：从控制思想入手。对于一向支持汉化的儒臣知识分子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意味着从此以后，学习汉族文化和典章制度被纳入了国家发展的基本规划之中，从而开启满洲走向汉化的历史进程。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农历三月，皇太极第二次开科取士，分三个等级一次录取生员二百二十八人。并兴之所至，赐其中十六名“通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后金第三次开科取士是在崇德三年，其后基本上形成了三年一考的模式。大量儒家知识分子重新得到了通过科举考试以进入仕途的正常化途径，减轻了他们对后金政权的排斥心理。后金通过定期的科举考试，获取了源源不断的文化人才充实到各级政权之中，提高了政权的整体文化素质，为其后入主中原统治天下奠定了初步基础。书中自有黄金屋在皇太极时期，一类人被当成了宝贝——翻译。其中一位杰出代表就是曾参加圈点改造老满文工作的达海，他不仅是文馆满人职员中的佼佼者，也是善于团结汉官的典范，因此受到皇太极的青睐。达海九岁开始学习汉文典籍，精通满、汉文。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与明王朝及朝鲜的往来书信都出自他手。达海同汉官们的关系相处融洽，汉官们也很佩服他的文章道德。满文诞生后，在实际运用中暴露出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十二个字头原无圈点，人名地名容易混淆，出现错误。皇太极命令达海等将满文加以圈点，以做区别。天聪六年，缮写十二字头完毕，并颁布使用。后世将这种改造之后的文字称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就在新满文颁布七个月后，达海因病去世。死时家无余财，连一双完好的靴子都没有。这种清廉的作风，深深打动了汉官和汉族生员们。皇太极对于达海的英年早逝十分痛惜。不仅在经济上照顾达海留下的三个儿子，还不忘鼓励相比之下更加聪明的次子陈德勤习汉文，以继承父志。新满文的创制，对翻译汉文书籍大有促进。对于翻译工作的内容，皇太极作出具体指示：主要是在辽、宋、金、元四史中，选择其中治国的良策、亡国的教训、用兵行师之方略等翻译成书，用备观览。其后，在皇太极的指示下，大量汉文典籍源源不断地被翻译为满文，并在辽东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其主要目的，是在只知崇尚武功的满洲贵族和部众中传播儒家思想和君臣之道。雄才伟略的皇太极就这样利用汉人进行了一场思想革命，为其政权的巩固和扩张做足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