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国民经济的前进和徘徊

第九章国民经济的前进和徘徊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三、经济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二、经济领域“左”倾错误的持续和急于求成的冒进（一）恢复国民经济的主要措施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揭批江青集团的罪行，恢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977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揭批江青集团罪行的运动。围绕这一运动，着重解决领导班子中存在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在组织上，清除江青集团的势力，重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指挥系统和领导系统；在思想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初步澄清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是非。全面清理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1977年11月和1978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和四川省委分别制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和《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提出急需清理落实的各项经济政策：恢复和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坚持按劳分配，保证社员分配兑现；开展多种经营；积极而又慎重地对待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条件下，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其中，重点是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1978年6月，中央指出农民负担过重是一个在全国相当多的地方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各地都要根据当地的情况认真加以解决，并做出维护社员和生产队正当权益的规定。7月，针对农村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要求各地要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切实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提高城镇职工的工资和生活福利待遇1977年8月，调整部分职工工资，使占全国职工总数60%的3000多万人的工资都得到了提高。1978年2月，为节假日加班的工人发给两倍的标准工资。5月，实行奖金和计件工资制度。针对文革时期对人民生活欠帐过多的现象，中央开始要求各地关心人民的福利生活，各地粮食和副食品不能自给的，要做出规划，在几年内做到自给。对工业、交通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整顿1977年2-5月，连续召开几个以整顿为中心内容的会议。2月2-15日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4月初全国冶金工作会议，4月20日-5月13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978年4月，《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企业必须以生产为中心，恢复试行中共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总工程师和总会计师的责任制、职工代表大会制，恢复和建立企业基金制度，工业管理要从上到下建立起强有力的各级工业指挥系统，有秩序地组织生产和建设活动。（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77年1978年产值增长率产值增长率工农业总产值497810.7%563412.3%工业总产值372814.3%423113.5%农业总产值13391.7%14599%经济总量的增长单位：亿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长1978年产量比1976年增长1978年产量比1976年增长钢3178万吨55.3%化纤28.46万吨94.8%煤炭6.18亿吨20%粮食6095.3亿斤6.4%原油1.04亿吨19.4%棉花4334万担5.5%发电量2566亿度26.3%油料10435.8万担30%布110.3亿米24.8%二、经济领域“左”倾错误的持续和急于求成的冒进（一）经济领域一些“左”倾方针的继续实施“文革”时期的一些“左”的政策和手段仍然沿用，“文革”制定的一些经济目标继续推行，毛泽东在世时的一些带有“左”的色彩的经济制度和理论继续得到贯彻执行，如认为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在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意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仍然继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唯生产力论”。在经济建设上，继续用“抓革命”来“促生产”，大搞“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左”错误的持续（1）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思想、理论上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2）当时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三个要职于一身的华国锋在全党全国工作的指导思想上继续犯着“左”的错误。原因（二）超越综合国力的经济建设高指标1977年4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一个新的跃进形式正在形成”。4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提出达到和赶超“三个水平”的口号，即“首先达到和超过本单位历史最高水平；再赶超全国同行业的最高水平；进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977年9月11日，华国锋召集国务院负责人会议，研究加快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他批评国家计委提出的工业增长幅度太保守，要求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明年的积累要加快。不能满足今年工业增长10%，要争取更高速度，12%的速度也不满足，要争取更高的速度。假如工业只增长10%，你们就不要来向政治局汇报。1977年11月的全国计划会议提出《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从1978年到2000年的23年中，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到本世纪末使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第一阶段1978-1980年，重点抓农业、动力、原材料工业，使农业每年以4-5%、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大步前进；第二阶段1981-1985年，展开基本建设的大计划，工业方面要建成120个大项目，粮食产量要达到8000亿斤，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第三阶段，在2000年以前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具体描述了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的农业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产国家，许多省的工业水平要赶上和超过欧洲某些工业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的主要部分要自动化，交通运输要大量高速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三）经济建设的“新跃进”继续提高积累率，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规模1976年积累率为30.9%，1977年提高到32.3%，1978年猛增到36.5%，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次于1959（43.8%）、1960（39.6%）年的第三高度。1976年基本建设投资为376.44亿元，1977年提高到382.37亿元，1978年竟剧增为500.99亿元，比上年增长31%（4月份追加投资52亿元，9月份又追加48亿元）。扩大引进外国资金和设备1977年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的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本来是此后8年的任务，所需外汇为65亿美元，国内配套工程的基建投资为400亿元。而1978年就确定从日本、美国和联邦德国等国家引进以钢铁、石油化工、化纤、化肥等为主要内容的22个大中型项目，引进总额为78亿美元，当年用汇需11.7亿美元。盲目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度1974年国家计委设想的十年远景规划中，提出了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要求。1976年12月的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1978年1月，中共中央将国务院《关于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转发各地区、各部门执行。《报告》坚持毛泽东过去的号召，要求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使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70%左右。（四）“新跃进”的后果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由于积累率一再提高，1977-1978年两年间新增国民收入使用额，用于消费的部分只占38%；在积累中间，用于和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非生产性积累的比重也下降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造成物资的不平衡，财政的不平衡，进一步挤了市场和人民生活。农、轻、重的比例严重失调1977-1978年重工业脱离农业和轻工业而片面发展。1976-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30.4%→27.8%，工业69.6%→72.2%；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44.2%→43.1%，重工业55.8%→56.9%。轻工业产品的数量、质量和花色品种，远远不能适应市场。市场商品可供量与购买力的差额高达100多亿元。农业所提供的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也远远不能满足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1978年，粮食净进口695万吨，棉花净进口950万担。在工业交通内部，能源工业、动力工业、原材料工业和交通运输比例失调。经济效益的下降到1978年底，全国重点企业主要工业产品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中，还有13项低于历史最好水平；38项消耗指标中有21项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国营工业企业每100元工业产值提供的利润比历史最好水平还低1/3。独立核算的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面达24.3%，亏损额高达37.5亿元。流通领域中紧缺与积压并存，许多物资特别是钢材和机电产品，严重积压，资金周转缓慢。基本战线长，投产慢，投入多，产出少。（一）经济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3月的全国计划会议提出十个“要不要”：（1）要不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2）要不要党的领导；（3）要不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4）要不要搞好生产；（5）要不要规章制度；（6）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7）要不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8）要不要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9）要不要引进技术；（10）要不要坚持计划。三、经济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为“唯生产力论”正名在江青集团看来，如果积极地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而不是搞阶级斗争，就是搞“唯生产力论”，这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江青集团攻击所谓“唯生产力论”，借以打倒从中央到地方担负经济工作领导责任的各级干部，甚至打击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工农群众，造成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中共十一大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虽未能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的理论、政策和口号，但却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重申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表明坚持发展生产力是正确的，有利于澄清一些糊涂观念。许多经济学家发表演讲、文章和著作，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第一性的，如果按照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观点称之为“唯物论”，那么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也可以称之为“唯生产力论”。这样，“唯生产力论”就是一种正确的观点，它是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对它的“批判”是根本错误的。为发展商品经济正名尽管社会主义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看法由来已久，但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1975年，“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掀起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运动，把商品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大加鞑伐。经济学界对有关论点的批判和讨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是否具有客观必然性；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经济能否划等号；三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制度是不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有本质的区别。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要大大发展。”（1977年12月5日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寨会议的通知》）197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针对“四人帮”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差别，把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根据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论断，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它的发展不会产生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为自己服务。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是经济理论界拨乱反正过程中发动早、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一场大讨论。1977年2月，由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劳动总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和北京市委党校共同发起全国性的经济理论讨论会，分别于2、4、6月召开了北京地区讨论会和第一、二次按劳分配讨论会。10月底到11月初，举行第三次按劳分配讨论会。1978年8、11月，经济理论界又分别召开了关于农村贯彻按劳分配讨论会和第四次按劳分配讨论会。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由胡乔木组织撰写、以特约评论员名义署名的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