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视野中的孟子诗学

1接受视野中的孟子诗学[日期：2009-04-27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作者：梁道礼]一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古代文论现代研究者魂牵梦绕的学术理想。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既不是躁动一时的理论狂热,也不是一厢情愿的学术梦想,而是文学思想自身的自觉:坚持在“接受”的视野中审视古代文论。假如不嫌对“现代”这个概念作宽泛的理解,则完全可以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文学思想史上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进行着的事业。只不过古人以其素有的从容态度,今人难掩其“现代”人习见的“焦躁”之气罢了。“转换”自有其可以转换的学理基础。从现代转换操作人一边说,现代转换的理论激情,来源于克服现实理论难题困扰的决心。决心越大,旁搜远绍的愿望越强烈。正如科林伍德所言:“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历史地在思想。但我们很少去反思那些我们很容易就完成的活动。唯有我们遇到困难,才把一种我们自己要努力克服困难的意识强加给我们。所以,哲学———作为自我意识的有组织的和科学的发展———的题材,就往往取决于在某个特定时期里人们在其中发现了特殊困难的那些特殊问题。”[1](P4)从被转换的古代文论一边来说,现代转换的理论可能性,取决于古代文论是否留存有可供转换人致思的解释空间。留存的解释空间越宽阔,现代转换的可能性就越大。正如海德格尔说的:“愈是有创造活力的思想,思想中未被思想的东西就愈丰富。未被思想者是思想所能赉与的最大礼物。”[2](P23)粗放一点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就是带着现代的问题,沿着古人的思路,把古人思想过的问题重新思想一遍。在重新思想中,把古人思想时心智未及的方面、思之未透的方面、明而未融的方面思想出来,让它和现代问题接榫。如是“问题意识”的培养，“解释空间”的发现,就密切关联着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成败。缺乏问题意2识,现代转换将失去理论激情。失去理论激情的现代转换,会蜕变成琐屑的知识考索。缺少解释空间,现代转换将失去思想根基。失去思想根基的现代转换,会蜕变成观念病态地顾影自怜。在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实践中，“问题意识的培养”和“解释空间的发现”经常是纠结在一起的。缺乏问题意识,古代文论留存的解释空间再宽阔,也会熟视无睹;在古代文论中开不出新的解释空间,自然很难培养起问题意识。但两相比较,转换对象留存的解释空间的发现,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作用似乎更直接、同时也显得更重要一些。而迟钝,经常是转换空间寻觅与开拓中的大敌。举一个先秦文学批评史上的例子。在先秦诸子中(孔子另作别论),可能赉与后世乃至现代文学批评最多思想馈赠者,恐怕非庄子、孟子莫属。孟子的承上启下(特别是“启下”)、继往开来(尤其是“开来”)之功,至少不是荀子可以比肩的。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孟子和荀子却有不同的思想命运。荀子以其对儒道的恪守,对儒经的宗崇,对儒圣的膜拜,为思想树范立则的热切,加之他所浸润的近乎“刻薄”的法家习气,常以急风暴雨的方式,把话说得斩钉截铁①。可以想见,他的文学识见,很难给后人留下多少再思考的余裕。孟子尽管也以思想立场坚定、攻乎异端凶猛著称②,但在文学问题上,立场和荀子迥异,态度和庄子趋同。他们并不急于给文学树范立则,而是以一种近乎“大而化之”的姿态,敞开思想智慧,任文学自由采撷。按孟子、庄子的理解,引而不发,启人自悟,才是思想魅力的“圣”境。③在孟子思想中,留存有相当宽阔的解释空间。其对文学思想的影响,如“微风潜入夜”的春雨,“润物细无声”。正因为其思想影响取“无声”的“润物”方式,不似“急风暴雨”方式那样喧嚣,迟钝一些的人才视若无睹,以致坐孟子于“层雾”之中,“但可细书,不辩寻丈”。这真令人气闷!其实,3就思想浸润而言“,飘风不崇朝”。“急风骤雨”虽有声势,思想浸润之功,却远不如“微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深且久。然而,其奈“迟钝”何!迟钝,可以有多种滋生土壤。太生,太熟;刻意求深,浅尝辄止;漫不经心,专心致志;强调关联,就事论事,都有可能滋生迟钝。对孟子的迟钝,不是由于“太生”,因而就“漫不经心”、“就事论事”、“浅尝辄止”。而是由于“太熟”:“太熟悉”孔孟间的思想关联、“太熟悉”孟子在后来儒家“道统”中的位置、“太熟悉”所谓儒家的文学观、“太熟悉”儒门的文学理想与批评模式,因而安于“耳食”、局于“常识”，“专心致志”、“刻意”要在孟子诗学观念中寻觅儒门风范。寻觅不到,便轻描淡写。由于“太熟”,对“耳食”可详的“常识”的敏感,恰好造成对孟子思想中留存的宽阔的解释空间的盲点。正如黑格尔说的,“常识”越“健全”,越不可靠。[3](P33)手边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并不是如“健全的常识”想象得那样,孔孟在诗学问题上,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联。事实真相是:孔、孟诗学主题之间,存在着一种惹人注目的断裂。按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说法,意义正是在“断裂”处源源涌出。二孟子的诗学主题和孔子诗学的主题迥然有别。简洁地说,孔子论诗主“致用”,孟子论诗主“求是”。孔、孟之间诗学主题的变迁,本原于生活在两个迥然不同时代的孔、孟,有各自必须认真面对、致力征服、专心解决的特殊问题。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后期。春秋时代的时代特征是“逐于智谋”④。在“逐于智谋”的春秋时期,诗是外交活动的特殊语言,处理内政的权威依据,切磋道德的诱发因子,谏讽国政的有效工具。[4]生活在“逐于智谋”时代的孔子,必然地要把全部诗学理论注意力,凝聚在对诗在“达政”、“专对”政治实践中工具价4值的发掘上,以适应“逐于智谋”的时代政治格局,更自觉、更积极、更有效地用诗去“事君”、“事父”。既无理由,也无可能去关心诗学领域里的其他问题。孔子这种“致用”的理论姿态,用《论语·阳货》篇里的话语正面表达,是“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夫草木鸟兽之名。”用《论语·子路》篇里的话语反面陈述,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阳货》篇中的“兴、观”,实即《论语·子路》篇中的“专对”之能。《论语·阳货》篇中的“群”、“怨”,则是《论语·子路》篇中的“达政”之功。话有反、正,意旨无别。孟子生活在战国中叶。战国时代的时代特征是“争于气力”。生活在战国中叶的孟子,面对蹬是“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合纵连横,转相征伐,代为雌雄。齐悯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的政治局面。[5](《汉书·刑法志》)按牟宗三《历史哲学》里的说法,孟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惟“气力”是崇的“军国主义”时代,是一个放纵“原始物质生命粗狂与发扬”的惟功利时代。在这个“争于气力”的时代,以攻坚野战、掠地屠城为宗旨的孙、吴学说,成为一代显学。人的文化生命、文化理想,在现实功利的挤压下不绝如缕。诗永远失去了其在“逐于智谋”时代的荣耀与辉煌。外交活动中再也见不到“赋诗言志”的气象与风采,代之而起的是仗一时之“气”去劫掠与要挟;处理内政时再也见不到“称诗喻志”的博雅与凝重,代之而起的是借匹夫之“力”去谋杀与行刺⑤。一切诉求,都以牟宗三所谓的“爽利脆快”的方式,毫无掩饰地凭借“气力”恣意挥洒。当诗被剥夺去“专对”的特殊语言、“达政”的权威依据、“进德”的诱发因子之后,剩下来的就只有“多识夫草木鸟兽之名”之类的知识性了。诗在战国,已经从“达政”、“专对”、“进德”的有效工具,下降为相对独立的知识系统,并以此来维系其文化生命。诗的这重5价值转换,在春秋战国之交,就已经初见端倪。据《礼记·乐记·魏文侯》篇记载,子夏在向魏文侯强调“古乐”(诗乐)与“今乐”(器乐)的本质不同时,罗列了两条理由:一条是古乐(诗乐)“可以语”;一条是古乐(诗乐)“可以道古”。“可以语”之“语”,宜如《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导)、讽、诵、言、语”之“语”。这个“语”字的确切意义,按贾公彦《周礼注疏》引郑玄注的理解,是以诗为特殊的“语言”,用“以古今”的方式去“发端”、“述答”。或如《国语·周语下》“晋羊舌聘周”中“语说《昊天有成命》”之“语”。这个“语”字的确切意义,韦昭注云:“语,宴语所及也”。从《左传·昭公十二年传》鲁昭公对宋华定的评论中可以知道“,宴语”应该是《汉书·艺文志》“古者诸侯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其揖让之际,必称诗以喻志”中的“称诗喻志”，“微言相感”。“可以语”,诉说着诗在昔日的旧荣耀和旧辉煌。“可以道古”,则强调着诗在新时代的新价值:诗中存储着无比丰富的社会信息,这笔知识财富,应该而且能够以“鉴古知今”的“道古”方式,在当今乃至未来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可以道古”,乍看似乎是对《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章“多识夫草木鸟兽之名”的引申。其实不然,引申具有鲜明的“转义性”:其一，“道古”的知识范围,远远不是“多识夫草木鸟兽之名”可以比拟的;其二“,多识夫草木鸟兽之名”,在孔子那里处于边缘地带。“多识”与否,对“达政”、“专对”并无实质性的影响。而在子夏那里，“可以道古”却和“可以语”一样,被置于核心位置,它直接决定着“古乐”即诗的本质及其存在的命脉与依据。春秋时期并非绝对没有以诗“道古”的实践。《左传·宣公二年传》所载晋士季成功地利用《诗·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大雅·丞民》“兖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中蕴含的知识信息,用“以古今”的方式,向晋灵公申说君义臣节,就是例证。但这些零星的以诗“道古”的实践,6被大量的丰富多彩、有声有色的“称诗喻志”的实践所遮掩,丝毫未引起当时人的注意,至少从未进入过孔子的反省意识。我们从《论语》中能够看到的孔子对“诗三百”知识性的强调,仅止于“多识夫草木鸟兽之名”这狭窄的一隅。社会从“逐于智谋”向“争于气力”的急剧变化,导致了“称诗喻志”活动的止息。“称诗喻志”活动的止息,水落石出一般,把一直被遮掩的诗“可以道古”这部分价值突出地彰显出来。“可以道古”,规划出了诗在新时代的新前景。到战国中叶,这层变化彻底明朗。“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6](《孟子·离娄下》)在孟子的观念中,诗不仅在知识性上与“史”等值,而且《春秋》之类的史,本身就是诗的无奈的替代和忠诚的子嗣!孟子本人,就是一位充分利用诗的知识性,用诗去“道古”的模范。从《孟子》中经常能够读到,孟子游说诸侯的时候,常振振有词,用“道古”的方式,从诗中寻找“权威”证据,以证明其所陈政见的可行性。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孟子·梁惠王》篇“孟子见齐宣王”章。孟子在“以诗道古”时,或许有春秋人“断章取义”用诗作风的残余,但差别却是实质性的:“断章取义”者仅仅把诗当作工具,而孟子却把诗中所述看做是可信的事实,如同《春秋》所载的一样坚实可靠。在孟子看来,诗就像“社会化石”,是“王者之迹”的历史沉淀。“诗三百”每一首诗里面,都存储着有关“王者”辉煌业绩的丰富信息。他给自己制定的任务是,想方设法透穿历史的沉积,恢复“化石”活泼的原生状态,让丰富的信息释放出来,并用它去兴导人君实行“仁政”。春秋、战国对诗迥然有别的定位,决定了孔、孟之间诗学主题的变迁。比较孔、孟师弟子间谈诗的情况,孔、孟诗学主题之间的巨大变迁立即呈现出来。孔子师弟子之间谈诗,专注于诗在“达政”、“专对”、“进德”实践中触类旁通的媒介作用,谁能横生别解,便许谁“可以言诗矣”⑥。孟子师弟子之间谈诗,留7心于对诗篇本意的深味细察,谁有出位之思,立即会遭到孟子“固哉”的严厉批评⑦。转变之后孟子诗学的主题是:以“求是”的认知态度,去探求诗篇之意,诗人之志。诗学主题的变迁,必然引发诗学理论的拓展。三孟子对中国诗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莫过于他为文学阅读树立的“以意逆志”的接受原则⑧。“以意逆志”是诗学主题转换的直接产物。孟子的诗学主题,是以“求是”的认知态度对诗歌文本进行深味细察,以准确把握诗篇之意、诗人之志。为了落实这一诗学主题,首要任务便是彻底消解春秋人“断章取义”用诗传统的影响。“断章取义”影响不除，“求是”诗学主题难立。因而,在对“以意逆志”说进行现代审视的时候,首先应该关注的重心是其表现出的理论视野转换。因为,“以意逆志”的问题,只有在对诗“独特的批评标准”和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