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伽经考

《楞伽经》考---兼议印顺的《〈楞伽经〉编集时地考》刘正平《楞伽经》是中国佛教禅宗和唯识宗共同宗奉的一部经典，但禅宗和唯识宗对于《楞伽经》如来藏思想的解读却存在很多不同。禅宗传承是南方系如来藏思想，而唯识宗继承的是北方系的阿赖耶识思想。自二十世纪以来，围绕如来藏思想是否为纯正佛法这一问题，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一直影响至今。在这场争论中，对于《楞伽经》的成立时间以及思想流派的判定存在很多问题。印顺在其《〈楞伽经〉编集时地考》（1957）中认为，《楞伽经》是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编辑的，代表的是后期大乘佛梵化的思想，其编集者可能即是达摩的师傅。在《〈楞伽阿跋多罗宝经〉释题》中，印顺认为《楞伽经》是后期大乘经，其思想与无著、世亲体系不太相同，是为了贯通如来藏与阿赖耶二大思想系而集成的。在《如来藏之研究》（1981）一文中，印顺评判如来藏为梵化的、不了义的真常唯心大乘思想。印顺对于《楞伽经》的考察存在许多问题，这影响了近代对于《楞伽经》义理的理解，因而有必要对《楞伽经》成立的时间以及思想流派进行再考察。一、《楞伽经》成立的时间关于《楞伽经》成立的地点，印顺认为本经是成立于南印度的一部典籍。这种判断可以从经题和魏译本中直接找到根据。魏译本《请佛品第一》中说：“尔时婆伽婆于大海龙王宫说法，满七日已，度至南岸。时有无量那由他释梵天王诸龙王等，无边大众悉皆随从向海南岸。尔时婆伽婆，遥望观察摩罗耶山楞伽城。”文中说明本经是在楞伽城说的。卷十偈颂品中说：“如来灭世后，谁持为我说？如来灭度后，未来当有人。大慧汝谛听，有人持我法，于南大国中，有大德比丘，名龙树菩萨，能破有无见，为人说我法，大乘无上法，证得欢喜地，往生安乐国。”文中授记有南印度的龙树菩萨在未来弘扬此大乘法门。根据文中的这些线索，一般认为《楞伽经》是成立于南印度的。此外，根据《高僧传》卷三、《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四卷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的翻译者求那拔陀罗在刘宋元嘉十二年(435)经过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地泛海到达广州。《洛阳伽蓝记》卷一记载，中国禅宗的初祖菩提达摩，生于南印度，婆罗门族，出家后倾心大乘佛法。梁普通年中（520～526，一说南朝宋末），他自印度航海来到广州。菩提达摩传播的是南天竺一乘宗，并付嘱四卷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与慧可印心。从译经者和早期传播者的来源来看，《楞伽经》应是成立于南印度。关于本经成立的时间，则是难于判断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判教都认为本经是佛陀时期传出的，只是对于中期传出还是末后传出说法不同。根据智者大师的判教，本经出现于五时之中的生酥时，即第三时方等会，如来宣说《楞伽》、《楞严》等诸大乘经，赞叹大法，呵责小教，令诸小乘耻小慕大，故以生酥味譬之，认为本经成立早于《般若经》。按照后魏光统法师立顿、渐、圆三教的判法，本经则出现于佛陀说法第三期。贤首的判教则认为此经是大乘圆顿教，出现于佛陀说法后期。近代则比较注重从历史和文本考据资料来判定《楞伽经》成立的时间。铃木大拙在1930年出版的《楞伽经研究》和1932年根据南条文雄校订的梵文本进行翻译的英译本《楞伽经》中注意到，梵文本的每一章都有一句结束语，第一章末有“第一章为罗婆那劝请”，第二章末有“第二章结束，为36000颂楞伽经法本选集”，第三章末有“第三章结束，关于入楞伽的无常性，一部大乘经”，第四章末有“第四章结束，关于觉悟”，第五章末有“第五章结束，关于如来的常、无常性”，第六章末有“第六章结束，关于刹那”，第七章末有“第七章结束，关于无我”，第八章末有“第八章结束，关于楞伽经的吃肉，此为一切佛陀教导的根本”，第九章末有“第九章结束，为楞伽经的陀罗尼”。从这些结束语可以推论，《楞伽经》似乎是从一部36000颂的大本中选编而成的。梵文本偈颂品前有一段话，“倾听此楞伽经宣扬的，以偈颂编辑的完美的大乘教导，摧灭一系哲学论点”。此段话似乎也说明偈颂品是整部大《楞伽经》的总结。从内容上来看，偈颂品中的一些内容是经本中所没有的，这些内容可能即存在于大本之中。大本《楞伽经》中可能包含有一品名为“一切佛陀教导的根本”，而求那拔陀罗翻译为“一切佛语心品”，并以此副标题命名各章。铃木大拙注意到了偈颂品关于八识和九识一句，“由虚妄分别，是则有识生，八九识种种，如海众波浪。”以及末后一系列关于历史的授记说明，“我灭百年后，毘耶娑所说，婆罗多等论，次有半择娑，憍拉婆啰摩，次有冐狸王，难陀及毱多，次篾利车王。”铃木认为偈颂品可能后来不断被添加过，而经文本身可能出现较早。在写这本书时，铃木认为《大乘起信论》为马鸣的作品，而《大乘起信论》的主体思想非常接近《楞伽经》，故此他推断《楞伽经》应早于马鸣，约成立于公元一世纪。吕澂则是从佛教经论的引用资料上来分析《楞伽经》成立的时间。吕澂认为，大乘佛教早期的龙树、提婆的作品中并未引用《楞伽经》的内容，直到清辨时期（大约公元490～570年）才开始引用，故认为《楞伽经》是在提婆菩萨之后出现的。印顺认为此经成立于笈多王朝时期，这和他对于《楞伽经》的判教是直接相关的。印顺认为《楞伽经》是佛梵化的著作，笈多王朝时期正是大乘佛教兴盛的时期，同时又是婆罗门教复兴的时期。王朝的帝王们大部分信奉婆罗门教，佛教始终与婆罗门教派处与相互竞争之中，婆罗门教吸收了佛教的教理、制度以及造像艺术，形成了佛梵混合的新婆罗门教。其次，印顺主要依据唐译本《楞伽经》偈颂品中的一些历史资料作出判断，这里我们把相关的一些重要偈颂抄列如下：我释迦灭后，当有毘耶娑，迦那梨沙婆，劫比罗等出。我灭百年后，毘耶娑所说，婆罗多等论，次有半择娑，憍拉婆啰摩；次有冐狸王，难陀及毱多；次篾利车王，于后刀兵起；次有极恶时，彼时诸世间，不修行正法。如是等过后，世间如轮转，日火共和合，焚烧于欲界。复立于诸天，世间还成就，诸王及四姓，诸仙垂法化，韦陀祠施等，当有此法兴，谈论戏笑法，长行与解释，我闻如是等，迷惑于世间，……余佛出善时，释迦出恶世。于我涅槃后，释种悉达多，毘纽大自生，外道等俱出。如是我闻等，释师子所说；谈古及笑语，毘夜娑仙说；于我涅槃后，毘纽大自在，彼说如是言，我能作世间。我名离尘佛，姓迦多衍那，父名世间主，母号为具财，我生瞻婆国，我之先祖父，从于月种生，故号为月藏。出家修苦行，演说千法门，与大慧授记，然后当灭度。大慧付达摩，次付弥佉梨，弥佉梨恶时，劫尽法当灭。迦叶拘留孙，拘那含牟尼，及我离尘垢，皆出纯善时。纯善渐减时，有导师名慧，成就大勇猛，觉悟于五法，非二时三时，亦非极恶时，于彼纯善时，现成等正觉。……释子悉达多，步多五髻者，口力及聪慧，亦于未来出。印顺认为，这些偈颂是在说明《楞伽经》的流传法系。本经的作者仰推迦旃延佛，迦旃延法付大慧，大慧传达摩，达摩付弥佉梨。大慧即《楞伽经》的问法者，本经也说他成佛。印顺又推测，此达摩可能即是刘宋的时期（公元407年）从狮子国来到中国，唱“南天竺一乘宗”，以“四卷楞伽印心”的达摩。而达摩的师傅，即是南天竺的大慧，也即是本经的编辑者。迦旃延佛时期是印度各学派未分裂以前，为吠陀时代。迦旃延佛灭后，有释迦等五家杂出，这五家即本段中说的“释子悉达多、步多、五髻者，口力、及聪慧”。释子即释迦牟尼；步多，魏译浮单多，即吠檀多；五髻者，即胜论派的般遮尸弃；口力，即虚空论师；聪慧即数论派。中间一段，说明的是印度的历史，“次有半择婆，憍拉婆啰摩；次有冒狸王，难陀及毱多；次蔑利车王，于后刀兵起，次有极恶时，彼时诸世间，不修行正法”。印顺认为，半择婆Pandava即般遮罗，拉婆Kaurava即拘卢，这是梵书时代中国地方的主要国家。啰摩Rama即憍萨罗王子，冒狸Maurya即孔雀王朝，难陀Nanda指难陀王，毱多Gupta指旃陀罗笈多，蔑利车王Mleccha即边地王，也泛指无道的恶王。所说的次而刀兵大乱，即指摩竭陀的王统中绝，为南方案达罗国王所灭。此后笈多王朝统一五印度，法化既兴，释迦等三家（声闻佛教，吠檀多，弥曼差派）又出来迷惑于世间。在梵文复兴的时代中，编集者不满于初期佛教的释迦、数论、胜论、尼犍子、吠檀多、弥曼萨诸家的分流，于是仰推迦旃延佛，高标真常唯心论的自宗。印顺从这些历史记录推断，本经为笈多王朝的产物。第二点，根据佛教史，印度瑜伽行派正是发展于笈多王朝统治期间。无著、世亲等诸大论师皆以阿踰阇为中心，振兴大乘阿毗达磨之学风。《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等大乘经论相继出世。无著、世亲时代，并无引用《楞伽经》，直到清辨时代才开始引用《楞伽经》。笈多王朝鸠摩罗笈Kumaragupta（415-455）以后，即因外有敌人，内部分立而逐渐衰落。因此印顺认为本经的编集，即在这一时期中。第三点，《楞伽经》中有偈颂云，“由种种心分别诸法，非诸法有自性，此但妄计耳。”印顺认为这与世亲的唯识三十颂中“由彼彼遍计，遍计种种物，彼遍计所执，自性无所有”，文义次第，非常一致。所以判定本经实为唯识兴盛以后的作品。基于以上原因，印顺认为菩提流支翻译的题为天亲菩萨造的《楞伽经唯识论》一卷，题为提婆菩萨造的《提婆菩萨破楞伽经中外道小乘四宗论》一卷，《提婆菩萨释楞伽经中外道小乘涅槃论》二卷，这三本论的作者是菩提流支自己加上去的。关于天亲（世亲）生活的年代有多种说法，J.Takakusu认为是公元420～500年间（“AStudyofParamartha'sLifeofVasubandhu”，JRAS，1905），吕澂即采用这种说法。U.Wogihara认为是公元390～470年（“Asanga'sBodhsiattvabhumi”，1908）。宇井伯寿认为是320～400年（《印度哲学史》，1932）。印顺在其《印度之佛教》中是认同宇井伯寿这一说法的，后又在《佛教史地考论》中推断世亲为公元360～440年。印顺根据魏译的偈颂品得出《楞伽经》成立于公元五世纪笈多王朝，这种分析首先从时间上来说论证是不清晰的。求那拔陀罗翻译《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是在公元443年，至少在此之前，也即是说即使按照印顺推定的世亲生活年代，印度就已经存在本经了。印顺似乎认为本经由大慧造好后直接由达摩带来中国，而后求那拔陀罗翻译的，这种说法缺乏史料根据，主观性臆断性强。其次，印顺忽略了梵文本每一章之后的结束语以及历史上对于《楞伽经》传说的记载。我们先来看一下唐译本的参与者法藏在其《入楞伽经玄义》中的记载：第八部类传译者，先明部类依所见闻有其三部：一、大本有十万颂，如开皇三宝录说。在于阗南遮俱盘国山中，具有楞伽等十本大经各十万颂。二、次本有三万六千颂，如此所翻诸梵本中，皆云三万六千偈，经中某品即备答一百八问。如吐火罗三藏弥陀山，亲于天竺受持此本。复云西国现有龙树菩萨所造释论，解此一部。三、小本千颂有余，名楞伽纥伐耶，此云楞伽心。根据法藏的记载，当时翻译唐译本是根据五种梵本，这些梵本中都记载有“三万六千偈”。而我们目前留存下来的三种译本中却都没有看见“三万六千偈”的文字出现，因此推断法藏所看见的“三万六千偈”的文字也是梵本第二章的结束语，而结束语在经中并没有翻译。参与译经的吐火罗三藏弥陀山自称是亲自学习过“三万六千偈”中本《楞伽经》的，并说经中某品回答了经文中一开始大慧所提的一百零八问，当时印度有龙树菩萨所造释论，解释此“三万六千偈”的中本《楞伽经》。此外，根据西藏布顿（1290～1364）《佛教史大宝藏论》记载，《楞伽经》本来有三万六千颂，现存仅有三千六百颂。多罗那他（1575～1634）《印度佛教史》则记载，大乘经多来自于圣观世音、秘密主、文殊、慈氏等，《入楞伽经》原来有二万五千颂，经过两次法难之后，《入楞伽经》只剩下单独的《如来藏品》（似指佛语心品）等少数的几品。本书第十五章记载了龙树时期就有奉行瑜伽行唯识的大乘师难陀、三藐萨底耶、波罗摩斯那，三人造有若干阿毗达磨论典，解释阿赖耶识问题。三位论师被称为前瑜伽师，以区别于无著世亲后瑜伽师。和提婆同时期有一位龙召或龙叫，也是龙树弟子，著作有《三身赞》和《如来藏赞》的论典，宣扬唯识中道义。龙树的梵文为Nagarjuna，龙召的梵文为Nagahvaya，梵文《入楞伽经》中的授记文为Nagahvaya，龙树和龙召是否为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