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唐初书法，历来称“欧、虞、褚、薛”四家，实际上欧、虞皆旧人，入唐时都已是６０以上的老者，风格基本定型，欧虽稍稍吸收南朝风气以博时君之好，但仍主要是北朝形意；虞则固守智永家法，纯然东晋（尤其是小王）风流。因而两位代表书家都可以说是隋代书风的延伸。但相对于隋代来看，这时期也有一些新的动向，例如贞观年间太宗倡导王羲之、提拔褚遂良、以行书入碑等，虽然没有立即在实践上形成变化，但无疑已经开始建立属于唐代的书风追求。欧阳询（５５７～６４１），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貌甚寝丑，而聪悟绝伦，博览经史。武德五年（６２２），奉诏撰修《艺文类聚》一百卷，历时三年完成。贞观初，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世称“欧阳率更”。卒于贞观十五年，年八十五。欧阳询书法，文献称八体尽能，而以楷书为最工，影响最大，被后世称为“欧体”。用笔险劲，结体严密，于端庄安雅中寓险绝峻峭之势。唐张怀瓘评其书谓：“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真、行之书，虽于大令亦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楷书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自羊、薄以后，略无勍敌。唯永公特以训兵精练，议欲旗鼓相当。欧以猛锐长驱，永乃闭壁固守。”传说他早年学习书法极其勤奋，途中访见索靖所书石碑，观之入迷，竟坐于碑旁，细心揣摩观赏，逗留三日，曲尽其妙而后离去。他的书法，兼有南朝书法的婉润和北朝碑刻的遒劲，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面貌。欧阳询的楷书作品主要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等。《九成宫醴泉铭》建于唐贞观六年（６３２），魏徵撰文，欧阳询书丹，记载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涌泉之事。此碑受皇帝之命而作，风格相对平和中正，一丝不苟，与世传他所作的《八法》中所谓“四面停均，八面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等可相印证，原石现存西安碑林，有宋拓本可以视作楷书产生以来在结构上传世。最为严密有序的作品。《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亦称《化度寺塔铭》，李百药撰文，唐贞观五年（６３１）立石。清人刘熙载谓此碑：“笔短意长，雄健弥复深雅。评者但谓是直木曲铁，法如介胄，有不可犯之色，未尽也。”赵孟頫称“唐贞观间能书者，欧阳率更为最善，而《邕禅师塔铭》又其善者也”。（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可见前人对此碑的看重。关于欧阳询楷书的审美特点，包世臣强调其“实”，说：“指法沉实，力贯毫端，八方充实，更无假于外力。”而梁巘《评书帖》则重其“险”，说“人不能到而我到之，其力险；人不敢放而我放之，其笔险。”其实，“实”指的是周到严谨，“险”指的是丰富多变，两者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因而梁氏接着又说：“欧书凡险笔必力破余地，而又通体严重，安顿照应，不偏不支，故其险也，劲而稳。”这表明，欧阳询对于楷书形式规律的掌握运用，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欧阳询亦精行书，有《卜商帖》、《张翰帖》、《梦奠帖》等。《卜商帖》６行，５２字，无款，现藏故宫博物院。《梦奠帖》９行，７８字。现藏辽宁历史故宫博馆。用笔特点与其楷书相似，行笔少提按，比较沉稳厚实，而结构方面，却多取侧险之势，不像其楷书那么善于调整照应，因而微嫌单调，风格刚健有余而灵动不足。这与其学书根基本朝、对南朝行草相对淡漠有一定关系。虞世南（５５８～６３８）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幼年过继叔父，博学多才，２３岁出仕，历经陈朝、隋代，并曾为窦建德所用，武德四年（６２１）入唐，为秦王李世民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太宗朝，历任中舍人、弘文馆学士、秘书监等职，封永兴县公，人称“虞永兴”。唐太宗极其欣赏他的德才，曰：“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实，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有一于此，足为名臣，世南兼之。”是太宗学习书法的指导教师，《宣和书谱》记载：“太宗乃以书师世南。然常患‘戈’脚不工。偶作戬字，遂空其落戈，令世南足之，以示魏徵。徵曰：‘今窥圣作，惟戬字戈法逼真。’”虞世南长于楷书、行书，师法智永，继承王献之书风。楷书作品有《孔子庙堂碑》、《破邪论序》，行书《汝南公主墓志》。《孔子庙堂碑》，唐武德九年立，虞世南撰并书。书风雍容典雅，气秀色润。用笔圆转而不失刚健，结构舒展而又清雅，有从容大度的君子气质。张绅评谓：“字画之妙，独能与钟、王并驾于数千载之间，使人则之重之，又莫能及之矣。”褚遂良（５９６～６５９），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父与虞世南并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他是欧、虞的晚辈。贞观初年出仕为秘书郎，史载贞观十二年（６３８）太宗感叹虞世南去世、无人可与论书，魏徵举荐他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诏遂良侍书。以后备受重视，历任起居郞、谏议大夫、黄门侍郎、中书令，并成为辅佐太子的顾命大臣之一。高宗即位，曾经担任右仆射（宰相），并受封河南县公、郡公，所以后世称“褚河南”。高宗欲废无子的王皇后而立武则天，褚遂良冒死抗争，获罪贬为潭州都督、桂州都督，再贬为爱州刺史，死于贬所。褚遂良现存楷书作品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后期则以《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为代表。此外有传为他所书的墨迹《大字阴符经》等作品。《伊阕佛龛碑》与《孟法师碑》先后书于贞观十五年和贞观十六年，正是其艺术成长的时期。技巧大体来源于北朝楷法，存有隶意，字势端正宽博，用笔劲健多力。清梁巘《评书帖》谓《伊阙佛龛碑》“平正刚健”。李宗瀚谓《孟法师碑》“遒丽处似虞，端劲处似欧，而运以分隶遗法”。这时的褚氏，显然还没有脱出六朝书法和欧阳询的影响。《雁塔圣教序》，或称为《大唐三藏圣教序》、《慈恩寺圣教序》。实际上有两块碑石。一为《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文，内容述三藏去西域取经及回长安后翻译佛教经典的情况。两石相对而立在西安大雁塔下，为褚遂良晚年杰作，标志着唐代楷书新风格的形成，对后世影响极大。此碑一出，褚书成为一时风尚。其点画丰富多彩，结体生动多姿，是楷书的字形，而有行书的流动与婀娜。唐张怀瓘《书断》对褚书评曰：“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真书甚得其媚趣，若瑶台青锁，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不任罗绮。增华绰约，欧、虞谢之。”草书领域，孙过庭《书谱》作为书法史上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在审美上提出“本乎天地之心”、“取会风骚之意”的理想；在实践上，他虽然规抚大王，米芾评以为“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但实际上又有很大的开创，尤其表现在用笔和用墨上。《书谱》的许多笔墨处理，在形式上已经与后来张旭的某些作品有相通之处。固然还不能说他直接影响了张旭等人，但至少可以说他已开风气之先。孙过庭（６４８～７０３），字虔礼，吴郡（今苏州）人。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而且仕途坎坷、英年早逝，但在后世享有很高声誉。米芾《书史》评价说：“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书谱》墨迹，纸本，三千五百余字。行书领域，受到李世民宗王的影响，陆柬之在学王上极其努力，深入羲之堂奥，只是稍嫌平淡。陆柬之（５８５～６３８），是虞世南的外甥。自幼随舅父学习书法，研习“二王”之法。张怀瓘《评书药石论》说：“昔文武皇帝好书，有诏特赏虞世南，时又有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等，或逸气遒拔，或雅度温良，柔和则绰约成姿，刚节则鉴绝执操，扬声腾气，四子而已。”有作品《文赋》传世，主要学习王羲之，风格平和安雅，但稍乏创造性。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作品，是宗王与行书入碑两者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怀仁《集王圣教序》，是怀仁和尚历经多年，摹集补缀王羲之的字汇集而成的作品，刻于咸亨三年（６７２）。前人评价这件作品“纤微克肖”，“逸少真迹咸萃其中”，是王羲之作品的最完备的保存，“备极八法之妙，真墨池之龙象，兰亭之羽翼也”。而实际上，在摹集补缀、上石刊刻的过程中，怀仁对原作进行了许多处理，原作用笔的灵活多变、结构的欹侧跌宕、章法的流动起伏等等，都被简化、楷化和规范化了，王世贞解释说“盖集书不得不尔”。从风格上说，这件作品比王羲之原作显得更加端庄、遒劲，但在风流妍妙、灵动跳荡方面，则有所不足。因而从技巧和审美内含来说，它与王羲之本身特点已经有所不同。它的出现，可能带来两种结果：其一，它可能提供一种学王的新思路，其二，它可能使学王陷于僵化、肤浅。在盛唐时代，这两种可能性都有显现，从积极的一面看，应该肯定，它使唐代行书找到了一条新路，其代表人物是李邕。篆隶领域不像其他那样有显著的转折，但是也可以看到，沉寂已久的篆隶终于有了复兴的迹象，《美原神泉诗碑》等作品及一些篆隶书家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篆隶的理解、喜好程度有了提高。李阳冰（７２１或７２２～７８５或７８７），字少温，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历官上元县尉、缙云县令、当涂县令、国子监丞、集贤院学士、将作少监、秘书少监等，世称“李监”。工书，尤喜篆书，曾退居缙云，穷研篆法，达１０年之久。自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得篆籀之宗旨”，以此闻名于世。曾作《说文刊正》三十卷，后世不传。李阳冰与颜真卿交好，常为颜真卿所书碑刻篆额。当时书坛，对他的篆书成就即已给了极高的赞誉，甚至推尊为“有唐字宝”，他也自诩为“（李）斯翁之后，直至小生”；宋人同样服膺他的篆书，朱长文将他与张旭、颜真卿并列归于神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