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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务员伦理自主性建设的思考库珀在他的著作《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第七章中谈到：在面对不道德的上级和不道德的组织时，要保持伦理自主性才能真正履行行政人员对公民的责任，进而维护公民的基本利益。而伦理自主性对于中国公务员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公务员承担道德责任，有效抵制行政腐败的内在动力。十八大以来，中国如今的反腐败成果显著，但是一般来说，被举报的腐败案件大多是以网络举报、民众举报或者媒体的举报为主，真正从政府机关内部人员的行政检举是少之又少。这也反映了我国公务员伦理自主性建设的方面的欠缺和问题。阻碍公务员检举这些不道德的上级和不道德的组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这些方面：其一是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之间产生的冲突，即到底是对上级和组织负责，还是对人民负责；其二，是公务员对检举风险的担忧。不过这些是库珀基于美国历史和欧美社会现实的分析，美国行政伦理基础主要是民主与自由，和公民身份的认同感，对于中国的公务员行政理论建设具有有限的借鉴意义。而在中国的现实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伦理自主性的建设更是难上加难。一方面，对于公务员这个职业本身的认识，人们选择考公务员的原因。大多是为了体制内稳定的工作环境、优越的福利待遇和不凡的社会地位。这些都是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真正在意和信奉公务员是“人民公仆”，最终要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的人事实上不是很多。加上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现在仍然严重影响着公务员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官本位思想的存在使一些公务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享受着本不该属于自身的物质待遇和社会荣誉，做大官更成为许多公务员主要的人生价值追求。很多公务员都以父母官、上级或者是领导自居，在人民面前呈现出一幅居高临下的救民姿态，与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的形象相去甚远。另一方面，由于官员的晋升完全掌握在上级领导的手中，一个举报了领导的公务员就算下一任领导也会忌惮，疏远。甚至同事们也会觉得你是一个“不省油的灯”，对你敬而远之。更令人担忧的是组织的打击报复，由于组织要维护自身的权威，对于检举自身贪腐行为的公务员，多数组织会实行打击报复，这也是公务员检举人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因检举上级或组织的不法行为而受到打击报复的案例屡见不鲜，比如太原交警夏坤因举报太原公安局局长李亚力之子醉酒驾驶并殴打民警一事，而被组织要求“暂时休息”，并被技侦部门监控他及家人的电话。组织对公务员检举人实施打击报复，一方面可以对举报人起到威吓作用，维护组织的权威；另一方面也能对组织中其他成员起到杀鸡儆猴的震慑作用。如此一来，公务员由于担心自身及家人安全，其进行行政检举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对防治贪污腐败的工作造成严重阻碍。就像库珀在书中提到的例子，那位有希望被提升的年轻警察，他向地方检察官检举了自己所在的警察局的局长的违法行为，结果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仅在经济上损失惨重，而且自己和家人被笼罩在恐惧和担忧中长达两年之久。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农业部的一名主管科普林，他揭发了腐败活动，并且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承认，但他所在部门的上级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虽然没有被解雇，但已有26年没有得到提升。也就是说，如果你想举报你领导的不道德行为，就要做好永远离开公务员队伍和有可能遭遇报复和恐吓的准备了。所以，通常情况下，行政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仅会遵循一般性准则，即纵容组织中出现伦理失范行为或间接参与，很少行政人员会遵循个人伦理的自主性，跳出等级制度的限制，在个人能力及职责范围之内去阻止不道德行为的发生，或去减轻该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范围。对此，库珀提出在未来发展之中组织应加大行政人员三大基本要素的培养，以此提升他们对于组织的忠诚度。其一，培养行政人员的超越职位身份的意识，当然此项工作的开展要建立在行政人员已经对组织具有高度的限定的基础之上；其二，通过法律法规的宣传来唤起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其三，培养行政人员的职责、义务、权利及独立价值观等自我意识，为个人伦理自主性作用的发挥打下基础。库珀的行政伦理理论对正处在改革深水区的中国政府也颇有帮助，它可以促进中国政府逐渐由现在的“管理型”的政府往具体来说，在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实践中，首先，要将行政伦理的履行和考察纳入到公务员录用选拔机制中来，比如在录用时考察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如要求其在就职前宣誓履行行政伦理职责；另外，在公务员的培训方面，要改变以往学习理论及技术为主的培训，摒弃开会、说教这些无效的培训方式，对整个组织部门进行系统化、全方位的行政伦理道德培训；最后，还可以将公务员的伦理作为公务员绩效评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如此，才能将公务员的伦理自主性变为现实，才能提高我国政府的行政水平，才能促进服务型政府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