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政治发展的逻辑

俞可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政治发展的逻辑2010年03月05日[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政治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延续过程,以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为界,前后经历了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比较这两个阶段的政治生活,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中国政治变迁的趋势,即从革命到改革,从斗争到和谐,从专政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集权到分权,从国家到社会。作者分析了新中国60年政治变迁的内在逻辑,总结了60年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并对中国的政治模式和未来中国的政治改革作了简要的评论。新中国、政治发展、政治改革、政治模式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大会上指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有三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是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第三次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改革开放。①从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来看,这一历史判断非常正确。这三次革命是中国现当代最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王权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的代议民主体制。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的状态,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体制。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虽然没有像前两次革命那样更改国体,但就其社会政治变革所带来的后果来看,它对中国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并不亚于前两次革命。本文试图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观察改革开放前后30年的政治变迁进程,分析产生这些政治变迁的内在动因,并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做一简要的评论。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含义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最终来源于人民,国家领导人由人民通过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产生,并接受人民的监督。就其本来的意义而言,人民共和国是最彻底的民主体制,它为人民民主的发展创造了无限广阔的空间。我们说,改革开放前后30年是两个极其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它们之间既是一脉相承的延续,又是革命性的变革。这样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革开放并没有动摇人民共和国的制度框架,没有改变政权的性质,但社会政治生活的内容却发生了实质性变迁。比较改革开放前后30年两个阶段的中国政治生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这样一些明显的发展趋势:从革命到改革,从斗争到和谐,从专政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集权到分权,从国家到社会。一、从革命到改革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手段,是中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法宝。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革命的基本意义就是开展武装斗争,以暴力手段推翻旧的统治秩序,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恩格斯说:“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一个基本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彻底的革命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来说,革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③。一切反动阶级都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建立新社会。“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④“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⑤历史上的一切革命,不过是一个统治阶级代替另一个统治阶级,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只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其最终目的是要消灭一切阶级以及产生阶级的私有制,最终实现没有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广泛发动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群众,开展坚决的武装斗争,最终夺取了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胜利。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新生的人民政权来说,是极其神圣的。革命是新中国前30年最耀眼的政治术语、最高的政治价值和最大的政治权威。一切好的事、好的人、好的政策,都被冠以“革命”的名义;只要是出于“革命”的需要,无论做什么都是合法的。革命不仅是党夺取政权的法宝,也是其巩固新生政权的法宝;不仅是其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源泉,也是其全部行为的合法性源泉。于是,革命成为新中国评判是非的根本政治标准。一切党和政府所认可的思想、言论、行为、制度、政策、方针,便是“革命的”;反之,凡是党和政府所反对的或不认可的,便是“反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按照新中国的政治逻辑,对于反革命,必须实行坚决镇压。1949年9月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⑥据此,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规模政治运动,这一运动直至1953年上半年才结束,共关押“反革命分子”129万人,管制123万人,处决71万人。⑦不仅如此,毛泽东等领导人还要通过“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来改造社会的一切,包括人们的思想和文化,直至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说:“我主张不断革命论……革命就是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⑧按照这种“继续革命”的思路,毛泽东接连发起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从反右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它不仅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且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首先,它极大地释放了社会生产力,经济在短期内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到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三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21·1%。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从574·8亿元上升到6619·0亿元,30年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8·5%。○10在政治上,它使绝大多数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工人翻身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大大提升了劳动群众的社会政治地位,广大工人农民拥有了过去不曾拥有的民主权利。文化上,国民识字率迅速提高,普通群众开始掌握文化知识。自由、平等、文明等新的价值开始成为中国新文化的重要内容。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日益提高,自近代以来第一次真正摆脱了半殖民的状态。然而,革命的根本作用毕竟在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当革命者通过武装革命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后,如果继续不断地进行政治革命,革命对于历史的进步作用就会逐渐减弱,乃至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革命是一种政治行为,它对历史进步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打碎旧制度、解放社会生产力来实现的。但它本身并不是生产力,它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绝不能替代经济发展。此外,革命是历史进程的非常态,它不受任何法制的束缚。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建立民主,但民主与法治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法治,就不可能有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与民主很难兼容。新中国30年不断革命的实践无情地证明了上述的革命逻辑。在经济上,革命带来的经济增长很快就缓慢下来。新中国成立不到10年的时间,便出现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11从现在来看,所谓的“自然困难”,其实就是经济匮乏和脆弱的代名词。到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物品极其匮乏,普通民众买一盒火柴、一块肥皂、一斤肉、一尺布,都要凭限量供应的特种票证。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危机”。○12政治生活丝毫不比经济生活乐观,在1957年至1958年的反右派运动中,约55万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们的正当政治权利遭受严重的剥夺。○13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巨大的政治浩劫:一般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1亿人以上,迫害致死的人数至少在数百万。仅“赵健民特务案”连累致死14000多人,“内蒙古人民党案”致死11622人,“冀东冤案”迫害84000人,致死2955人。○14许多革命的领导人,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开国元帅彭德怀、贺龙,都被迫害致死,更多的革命老干部则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或资产阶级当权派。革命终于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革命开始吞噬革命者自己。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在1976年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为了挽救中国的命运,采取非常手段,逮捕了依然坚决执行“继续革命”理论的“四人帮”,从而在实际上结束了持续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接着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重新踏上了现代化之路。革命的时代宣告结束,改革的时代从此开始。从1979年到2009年的30年间,“改革”取代了前30年中“革命”的地位,成为最耀眼的政治术语,成了时代的主旋律。与革命不同,改革的主要目标不是打碎现存的秩序和制度,而是对现存制度的完善。革命的主要功能是“破”,即摧毁旧秩序;改革的主要功能则是“立”,即建设新制度。革命者在夺取政权之前,通常是改革和改良的坚决反对者。改革者与改良主义者对于革命者来说都是反动的。因为,革命者要打碎旧制度,而改革或改良却是对旧制度的修补和完善。但在革命者自己掌握政权的情况下,继续强调革命,则最后势必将矛头对准自己建立的政权。及时地将革命转为改革,并且制造改革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是革命的后继者的历史责任。因此,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后继者,或者说毛泽东革命事业的真正后继者,恰恰不是那些坚持“继续革命”的人,而是真正的改革者,其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就是当年追随毛泽东的老一代革命者邓小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确立了邓小平在中国的最高领导地位。邓小平发动改革首先遇到的障碍来自正统的思想和理论,即“继续革命”的理论。不解决思想理论问题,就不能为改革奠定合法性基础。作为改革的先声,邓小平领导了作为思想解放运动标志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并且亲自倡导解放思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报告。他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5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原来毛泽东的不断革命理论还是社会现实?经过激烈的争论和讨论,中共党内多数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的最终结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已经清楚地证明,在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失败的实践,对国家和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破除“继续革命”的合法性,也就意味着确立改革的合法性。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这个合法性,它就是社会实践。在1992年初,邓小平更具体地把它概括成“三个有利于”:“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6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是一场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社会变革运动,改革的前提是不从根本上触动毛泽东时代确立的基本社会政治制度。对此,邓小平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