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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科学07年第六期研究背景道德判断研究的哲学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成为心理学的热门话题开始于皮亚杰对儿童道德发展实证研究。皮亚杰与追随其后的科尔伯格均相信儿童认知发展极大影响其道德水平的发展，使得道德判断研究领域中理性占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人们对情绪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却知之甚少。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发展起来后，研究者有了更可靠的工具和方法研究情绪，并首次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发现了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人们对道德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已有研究发现道德判断不是由某个特定脑区负责，而是分散在大脑各处的众多区域相互作用的结果，涉及到情绪功能系统、认知功能系统及心理理论系统。道德判断道德判断，对道德现象作出断定的逻辑思维形式。道德判断能力既可以指个体根据已有的道德知识对道德现象做出是非善恶判断的能力,又可以指个体的道德态度表现为特定的行为决策的能力。许多研究表明,个体的道德判断会受到推理的社会背景、道德判断任务的指向、道德两难问题的内容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在影响个体道德判断的主观因素上,道德心理学中长期存在的理性主义传统,非常强调认知的作用,而忽视情绪的作用。实验研究研究目的及方法采用中文版的道德判断测验。以300名大学生为被试,最后获得有效被试279人。考察情绪状态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实验设计研究为3(年级:大一、大二、大三)×3(情绪条件:快乐、悲伤和中性)×2(道德判断任务性质:他人相关、自我相关)被试间设计。实验材料1、情绪状态诱发材料本研究采用录象或电影片段作为情绪状态诱发材料。研究表明,电影或录象片段能有效引发被试的情绪状态。我们设计了3类情绪条件:(1)快乐条件,被试观看电视喜剧节目片段;(2)悲伤条件,被试观看悲情故事电影片段;(3)中性条件,被试观看风景片片段。道德判断测验(MoralJudgmentTest,简称MJT)为德国心理学家Lind所编制。我国已经有研究者对该测验进行了必要的跨文化效度验证。其重要效度指标,即偏好的顺序性、准简单结构以及认知-情感平行都符合修订标准。该测验由以下两个两难故事构成:工厂风波:某个工厂里的一些工人被解雇了,但是他们都觉着原因不明不白。工人们怀疑经理用摄像机非法监视他们的活动。但是经理坚决否认。只有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工会才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对付经理的不法行为。于是两个工人撬开经理的办公室,偷走了作为证据的录像带。医生的困境:一个妇女得了癌症,没有任何治愈的希望。她浑身疼痛。她已经非常虚弱,一剂大量的止痛药就可以致她死亡。当她稍微有点力气的时候,她恳求医生给她足够多的可以致命的止痛药。她说她再也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了,无论如何都会死的。于是医生就满足了她的要求。每个故事的后面有13个问题,要求被试在“-4”到“+4”的9级评定量表上做出相应的判断。最后,以计算出的C分数(道德判断能力得分)作为道德判断能力的指标,C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道德判断能力越高。就道德判断任务性质这一自变量而言,在他人相关条件下,被试完成的是MJT的中文版;在自我相关条件下,被试完成的是MJT中文版的自我相关版本。2、中文版的道德判断测验实验程序1、情绪诱发把被试随机分为三组,分别观看性质不同的电影或录象片段,并按照“0”到“4”的5级评定判断自己观看后的情绪状态。2、测验实施情绪诱发完成后,以研究大家的社会态度为名,让被试立即完成道德判断能力测验。每一组内,各有一半同学完成中文版的MJT,一半同学完成中文版MJT的自我相关版本。3、数据处理采用SPSS进行数据的统计和分析。结果与分析1、情绪状态诱发的效度分析各情绪条件下情绪状态的平均得分见表1。ANOVA分析表明,情绪条件对情绪状态具有显著的影响:快乐(F(2,276)=204.479,p=0.000),悲伤(F(2,276)=240.158,p=0.000),平静(F(2,276)=135.560,p=0.000)。进一步分析显示,快乐条件下,被试的快乐显著高于其他情绪,p=0.000;悲伤条件下,被试的悲伤显著高于其他情绪,p=0.000;中性条件下,被试的平静情绪显著高于快乐、悲伤,p=0.000。这表明情绪条件对被试情绪状态的诱发是较为成功的。实验过程中对被试行为的观察和实验后的随机访谈也验证了这一点。2、情绪状态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不同情绪状态和道德判断任务下各年级大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得分情况见表2。为了考察情绪状态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我们对大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得分(C分数)进行了3(年级)×3(情绪条件)×2(道德判断任务性质)MANOVA分析,结果见表3。为了进一步考察情绪状态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我们把快乐或悲伤条件下的被试分为低、中、高三个水平。统计分析显示,不同快乐水平被试的道德判断能力分数差异不显著,F(2,101)=1.755,p=0.178;不同悲伤水平被试的道德判断能力分数差异也不显著,F(2,89)=0.788,p=0.458。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中度快乐的被试的C分数最高,高度快乐的被试的C分数最低,而且二者的差异处于临界水平(p=0.059)。讨论1、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年级特点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呈现一定的“倒退”现象(大一到大三的道德判断能力分数越来越低,且大一分数显著高于大三)。这与国外的有关研究相一致。科尔伯格主要根据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混乱来进行解释,认为这种倒退仅仅是一种暂缓,是把心理能量服务于更为重要的自我的结果。实际上,高等教育对大学生道德发展的影响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促进认知发展,二是让学生有较多机会置身于可引起认知冲突和自我反省的不同道德观点之中。因此,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倒退”既可能是因为科尔伯格所说的认知上的暂缓,也有可能是大学生接触不同道德观点的机会较少,很少面临认知冲突和进行自我反省所致。这就启发高校德育工作者,要促进大学生的道德发展,应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道德讨论和实践锻炼的机会,或如Lind所说的角色承担的机会;并且应贯穿于大学四年,由大一入学开始,在大二和大三要不断增强。2、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情绪状态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情绪状态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显著,快乐状态下的道德判断能力明显高于悲伤状态下的道德判断能力。这与Fataneh等人的研究结论正好相反。Fataneh等认为,快乐情绪减弱了道德推理过程中的认知加工、使得个体易于采用简单的观念进行推理,因而快乐状态下的道德推理水平低于中性状态和悲伤状态;悲伤情绪使得道德推理过程中的认知加工更为系统、使得个体易于采用较为复杂的观念进行推理,因而悲伤状态下的道德推理水平高于中性状态和快乐状态。同时,本研究的结果与VandenBos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该研究表明,在信息不确定条件下,先前的情感状态对人们的公正判断具有重要影响:与负性情感状态相比,正性情感状态下人们的公正判断更为积极。其原因可能在于快乐的正性情绪状态促进了认知加工,有利于改善思维和决策的质量,因而提高了个体的道德判断水平。Isen的研发现了正性情绪尤其是中等强度正性情绪对思维和决策的积极影响。但是,考虑到道德情境和道德判断所涉及的认知加工的复杂性,以及可能存在的文化因素的影响,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深入分析情绪状态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对不同强度的情绪状态影响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分析(表4)显示,虽然没有发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但是快乐和悲伤情绪状态下大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都呈现中度情绪状态下水平最高、低度情绪状态下次之、高度情绪状态下水平最低的趋势。由此可见,在对情绪状态与道德判断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应当同时关注情绪的性质和强度的作用。本研究并没有发现道德判断任务的自我相关性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显著影响。Fataneh等和Greene曾经提出,在自我相关的道德任务中,自我卷入会导致更多的情绪活动,因此道德判断任务的自我相关性能够影响情绪状态与道德推理的关系。就本研究而言,由于大学生被试的移情能力大都已经相对发展成熟,他们在他人相关的道德判断任务中能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体验他人的认知冲突,尤其可能体验到与自我相关的道德判断任务下相类似的情绪活动,因此道德判断任务的自我相关性并不影响大学生的道德判断。结论本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年级差异显著。2、情绪状态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影响显著,快乐状态下的道德判断能力高于悲伤状态下的道德判断能力。3、道德判断任务的自我相关性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