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的真问题

1城中村的真问题——城中村改造的根本内容提要：空间上的“脏乱差”，不过是城中村冰山之一角。中国可能有一夜之城，却不可能有一天内完成的城市化。在城市化中还农民以发展的权力，他们自己就会因应市场，成为城市化中积极行动的主体。世界城市史上我们从未看到，上千万的流动人口在一个城市里找到了他们可以暂住的出租屋，这里没有花政府财政的钱来建设，甚至没有花财政的钱的管理。深圳农民在征地返还的自住用地上所建设出的廉租屋区，面积总计达1亿平米，那些被叫做“城中村”的地方，本来是本地农民的安置区，现在成了由农民建设的本应由政府负提供之责的城市廉租屋区。这样的创举，世所罕见！它完全有资格和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三来一补一样，成为改革开放史上中国农民冲破僵化观念、解放生产力的又一伟大创举！就象是只有联产承包带来中国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持续高涨、就象乡镇企业赢得中国工业三分天下有其一、就象三来一补在中国沿海制造了一个世界工厂，城中村，也以其对城市的效益与和谐所贡献的巨大价值，表明了农民敏锐的市场感觉和巨大的创造力。冲击着现行法规体系后面人们传统观念中“无知的狂妄”（哈耶克语），警告我们：世上可能真有“一夜之城”，却不可能有一天内完成的城市化。在城市化中还农民以发展的权力，他们自己就会因应市场，成为城市化中积极行动的主体。2一、有三个不同的城中村（一）城中村的由来1、城市出现之前本地农民的聚落。2、城市建设中本地失去耕地农民的就地集中安置区。（见1982年市政府颁布《深圳市经济特区农村社员建房用地的暂行规定》）。3、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进入城市，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收入一时不足以在城市购买商品房，于是出现了廉租屋的需求。城中村逐渐成为原住居民面向外来中低收入阶层提供的廉租屋区。（二）城中村的性质1、从经济上说，它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来自全国各地在深圳打工的人们住进了城中村，他们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决定了城中村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需要注意的是，深圳的廉租屋区既不同于香港新加坡的廉租屋区，也不是通常所说的“贫民区”。本地农民在村中并不贫困，而进入城中村的人们处在生活、就业、社会关系不断改善的过程之中。并且由于大量抱着城市生活希望的年轻人的进入，城中村表现出香港廉租屋区和国外贫民区所没有勃勃生机。2、从社会形态来看，它最初是本地村民的传统农业社会，然后逐渐演变成本地原村民社会和外来务工者暂住型移民社会，这两种社会在空间上的叠加。由于这两种人两个社会都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3可以称之为“二元转型社会”。两个社会中的经济水准相差巨大，但都在不断改善和变化，但是其社会结构却具有相当大的惯性。一方面，原住居民的传统社会关系没有根本改变，乡村精英在基层治理和分配中都有与内地农村同样的表现。他们是政府基层治理依靠的对象；而名义上的“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按户分配的同时，其剩余部分在向着有钱有权的集体成员集中，原村民之间拉开了几倍乃至十数倍的差距；这是一个被动城市化的转型社会；另一方面，外来人员的生活状况总体在逐步改善，一部分人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完成原始积累，走出了城中村。这是一个主动城市化的转型社会。这个二元社会的管理，最初是本地原村民的乡村自治，在叠加了廉租屋区功能之后，可以看做是政府对原村民集体的委托管理。管理的内容包括了从村内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到日常的社会治安、卫生保洁、计划生育等全方位的内容。由于这种委托管理不具统一的标准，而外来人口数量十倍甚至数十倍于原村民，便造成了城中村的治理难题，两个社会之间出现隔阂，消防、环保、治安、卫生等等问题接踵而至。但这种管理又是低成本的，政府没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建起了上亿平米的廉租屋区，并且由原村民集体以集体经济支出将其管理起来。城中村里外来人口满意度并不低，而象下沙村文化广场这样的城中村公共空间，更是得到4了美国城市学家弗里德曼的高度议价，认为是深圳“最有魅力”、“最真实”的场所。3、从空间形态看，城中村在城市出现之前，最初是由小巷瓦房构成的旧村。当城市出现之后，并且以罕见的速度包围了城中村之后，出现了按每户150平米宅基地、建筑的基底面积为80平米、每户面积不超过240平米建设的“小洋楼”，和将这样的小洋楼做棋盘式规划的“新村”，这就是1984年小平同志视察时的渔民村形态。随着城市廉租屋市场需求的迅速扩张，农民小洋楼的围墙不见了，距离缩小了、外墙装饰简约化了、楼层长高了，终于形成了“握手楼”、“接吻楼”、“一线天”这样的城中村典型景观。在这种空间形态下，原来的农民新村中由村集体投资建设的、标准本来就不够高的基础设施，如雨污合流，由于几十倍于原村民的外来人口入住，就变得空前严峻，表现出“脏乱差”，例如造成了河流流经城中村即变成臭水沟的状况。（三）空间问题只是城中村问题的“冰山一角”由上面的分析可见，事实上存在着至少三个不同意义上的城中村：1、空间形态上表现为“脏乱差”的城中村；2、城市低成本生活区的城中村；3、处于城市化过程中、村民集体受托治理的二元转型社会的城5中村。可以看出，空间上的“脏乱差”，不过是后面两种城中村的物质表现，犹如冰山之一角。而在海平面下还有着巨大的经济社会存在。比起空间问题来说，经济社会问题要复杂、深刻得多。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了“城市化1与城市化2”，他的意思是，比起产业使人在城市中间的聚集过程，人的心理、行为方式的城市化要经历更为漫长的过程。以深圳这样全新的城市，在短短二十年的发展中便已积累下如此巨大的经济、社会、空间难题，说明：当代中国可能有一夜之城，却不可能有一天内完成的城市化。二、城中村的巨大价值如果要面对城中村，就应全面地评价城中村：1、有助于控制深圳的营商成本“效益深圳”，意味着投入产出比高。城市的投入与营商成本分不开。城市的营商成本跟工资有关系、更与地价有关系。假如“效益深圳”跟这两个东西有关系的话，作为低成本生活区的城中村，实际上起到了维护深圳低营商成本的重要作用。世界上所有大都市都离不开低成本生活区，而深圳尤其离不开。这是因为，住在深圳城中村中的人们，多数所就业的产业承担着城市的基本功能。我们调查了深圳一些电子加工厂的企业家们，每投资1个亿的固定资产，就要在流水线上引进1000个工人。正是这些工人的廉价工资支撑着电子加工业的竞争力。而低工资的工人们都住在哪里？6深圳现在的餐饮零售业因为有大量的港澳消费者而变为具有一定“出口”比重的服务业。深圳目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是1000亿，需要配套94万餐饮和零售业的一线员工。这些人又住在哪里呢？把城中村改造成花园洋房，上述低收入的工人住到哪里去呢？如果依然住在城市中，就要增加租金：“渔民村的环境好，管理好，这里可出租的1213套房子中，出租率达到了85％，其中，单身公寓更是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喜人场面，“我们有信心，在今年让出租率达到90％以上。”据介绍，这里的单身公寓月租可达800元，一房一厅月租1200元，两房的可高达1800元，这可比改造前高多了。‘现在房子好租了，租金又高，而且整个出租的事根本不用我们操心，我们能不开心吗’？”（见渔民村改造的相关报导）。增加租金有利于原住村民，却不利于租户，直接影响到城市的营商成本。2、创新产业和人才进入深圳的低门槛制造业有一个规律叫做微笑曲线，就是高端产出很高、中端产出很低、末端产出又很高，像微笑时翘起嘴角的一条线。这个高端是高新技术产业，研发。中段是劳动密集型，就是1亿固定资产要配1千个工人的地方。末端是工业设计、市场营销，叫创意产业。这两种产业都具有高投资风险。而风险投资产业都在低成本区产生。加州硅谷、当年的北京中关村、上海苏州河仓库、广州PARK19，都是从低成本区培养出来的高端产业。从深圳的出租屋里走出了深圳的创新人群。高新园区的创业者7们，很多住在“粤海门”。深圳最著名的歌曲的词曲作者、深圳最有成果的平面设计大师，深圳最著名的琴童成名之前、深圳最著名的话剧剧本作者、甚至主持城中村规划的专业人士们，当年住在哪？城中村是创新精神重要的载体。城中村告诉我们什么？它以巨大的存在证明了人类社会的重力法则：每一个城市都必须有低成本区，每个人生活都希望降低自己的成本，这就是人类社会的重力法则。作为低成本生活区的城中村在可见的未来不可能消失。3、城中村为构建和谐社会搭建了基本前提有人测算，取消农业税，农民得到的实惠是300多个亿。可是进城打工的农民收入是5000个亿。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就是减少农民，让农民进城。中国城乡差别之大是城里人难以想象的。据调查，进城中村租房的30岁以下的将近70%，40岁以下的就是95%以上。这是非常年轻的一群人。不同阶层的人在城中村居住，共有一个社区，使各种社会关系的交流更充分。他们中70%来自于乡村和小镇。他们仅仅是未来8.5亿农村进城人口中的先头部队。可以说，他们能否在城市中受到公平正义的对待，是和谐社会的根本判据。显然，能够有地方住下来，才谈得上打工做生意等等一系列的其他问题。而城中村至少能使他们得到这个最起码的起跑点。三、检讨城中村的政策8（一）城市化之初，三个“估计不足”1、最初的制度设计对农民城市化难度估计不足宅基地只考虑农民自住，未考虑农民生活来源，对于本地农民城市化的难度估计不足。1982年市政府颁布《深圳市经济特区农村社员建房用地的暂行规定》，规定村民建房每户用地150平米，住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80平米。显然，这是给农民仅仅留出了自住用房。耕地征用了，宅基地只能自用，农民的生活来源呢？可以想见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农民将通过参与城市分工，也就是通过打工和做生意，来获得劳务性和经营性的收入。但是，二十年来，深圳农民是怎样地参与城市分工的呢？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于土地。当城市化进程非常迅速、农村社会生态变化剧烈时，农民的素质难以迅速提升到通过劳务参与城市经济分工，现实的路径，都是通过出租住房。出租屋经济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农民收入的主要的、单一的来源。是农民脱贫的途径也是可能的致富的途径。对于农民参与城市分工的难度估计不足，还表现在对村民集体参与城市经济的难度估计不足。返还集体经济用地，无论是建厂房还是给农民统建公寓，最终都是通过出租物业取得收入，极少股份公司有其他经营性收入。我们调查，农民收入分两块：出租屋收入（占到总收入的70%以上）和股份分红，实际上这两大块全部来自土地的出租。9今天40岁以上的原村民，除了在居委会和股份公司中就业的以外，很难进入城市的劳务市场。而今天40岁的人，在深圳特区建立的时候，仅仅是15岁的孩子。25年过去了，他们除了出租屋收入之外，除了极少数人加入到城市劳务市场的竞争、经商做生意、一部分人通过进入居委会、股份公司来就业之外，大多数人因为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的不足，都难于直接进入城市劳务市场。他们参与城市分工的方式只有出租物业。这种现实，除了出租屋经济的路径依赖以外，有没有城市化初期对他们培训不足的因素呢？值得警惕的是，目前原村民的新生代中，除了一部分年轻人通过上学当兵走出传统社会之外，仍然以强大的惯性复制着上一代人的生活方式。2、对低收入群体的巨大数量估计不足20多年来，深圳低收入岗位表现出“无限供给”的特点。我们要GDP增长、要招商引资量的增长，就必然带来低收入群体数量的增长。深圳市招商引资进程迅速，工业用地迅速扩张，工业企业吸引了大量外来的劳动力。以电子加工业而言，每引进一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应地就要引进上千名流水线上的工人。加工业利润率低，大量的流水线上的工人月工资收入，按每天工作12小时计，在1000元至1500元间。以他们的工资收入不可能买商品房。10随着城市产业的多样化、城市服务业不断地完善，更多的服务业岗位在深圳出现了。但是在当前工业化的阶段，服务业岗位依然是低工资岗位占大头。据我们的调查：深圳的保安员月工资1000元、清洁工800元、送水工每送一桶矿泉水收入一元，邮递员每送一封特快专递挣5毛钱，洗车工包吃住每月300元，发廊服务员每为客人洗一次头收入三元钱，加油站工人月工资900元，洗车工包吃住每月工资三百元，家用电器维修工每安装一台热水器可以挣7元钱，餐馆大排档服务员、保洁员月工资600元至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