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去“行政化”

高等教育的行政化是全社会官本位思想的产物。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准,一切为了做官的思想倾向仍长期存在。受这种思潮的引导,不少人都把做官、做高官作为人生信条和行为取向。高校去行政化是指高校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是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之一。高校去行政化就意味着教授治校、学术至上，承认教学、科研第一线的老师、教授代表着学校学术发展方向。在高校形成崇尚知识和作为，而不是崇尚权力和地位。可以最大限度的整合资源，可以真正做到让教师发挥所长，让学生的潜能得到发挥，培养更多的创造型人才！提高学术水平，提高科研水平，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前进！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高等学校行政化问题反映了我国当前政府与高等学校之间的一种不正常关系状态。以行政化为主要特征的高等学校办学体制，其特征大致可以归结如下：(1)比照行政系统建立科层化高等学校内部管理机构，并通过为高等学校及其校长、书记确定行政级别来强化这一机构的官本位性质，官场习气侵蚀大学校园。(2)在组织形式上，通过行政化的学校管理集团控制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高度行政化，其学术创新的功能受到极大的抑制。(3)受行政因素的影响，对高等学校教师的使用和管理都纳入到以权力为基本要素的行政框架之中，教师的学术工作不受重视，弃教从政风气在教师队伍中蔓延。(4)在这种体制下，高等学校成为事实上的政府下属机构，其办学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政府的行政管理，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得不到落实。(5)高等学校的行政化还导致高等学校成为安置行政官员的重要场所，教育家办学难以实现。从以上特征看，高等学校的行政化问题其实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在我国，高等学校与政府一直存在着一种过于密切的联系，甚至就是政府的附属物。我国30余年的教育体制改革一直把“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改革由政府垄断的科层化的高等教育体制。然而30年来这一问题不仅未能解决，而且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高等学校的行政化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我认为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原因是政府的功能未能得到彻底的转变，未能把传统的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的而且有效的政府，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政府的教育职能，除了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拨款制度，向社会提供基本的教育机会之外，主要的应致力于营造学校间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促进受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通过教育采购制度和校产的公益信托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实现公共教育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整合，保障教育资源利用的公共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权力过于集中，造成高等学校的行政化问题。第二个原因是高等学校自主办学的主体地位未能得到真正的落实，高等学校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色彩，还是一个政府举办、计划调控、封闭办学、集中统一的体制。在这样一种国家与教育高度一体化的教育体制下，高等学校基本上表现为一种封闭的，与社会相对隔绝的领域，也很难发挥高等学校的学术功能，形成科学创新机制。怎样去“行政化”：1、更新思想观点。要把高校当作育人基地、学术机构，而不是行政部门、工厂企业。追根溯源，现行等级森严的高校行政机构、行政化管理模式是计划经济甚至是革命战争时代的产物，是适应于计划经济体制并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与现行的市场经济、知识经济、改革开放已不相适应。不能认为社会上仍分行政等级，仍按行政化管理，而大学行政化管理永远取消不了。应该看到，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机构，必须按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运行和管理，不能按行政手段、更不能划成不同等级进行管理。大学具有不同于社会其他部门的特殊地位和性质。探究学问、追求真理、培育人才、崇尚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本质特征。只有在民主、平等、自由的氛围里，才能充分发挥大学人的聪明才智。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化时代”，就是行政化管理，靠“红头文件”、行政权力指挥农业生产，导致农民积极性不高，产量不高；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公社解散了，“去行政化了”，以农民主导农业生产，广大农民的聪敏才智得到充分发挥，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同样，我国髙校也必质去“去行政化”，建立学术主导、教授主导的运行机制。社会上存在的行政化的管理、等级制的模式，并不适应于大学这块圣洁的沃土。因此，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副部级的高校领导，要从全局、从有利于教育发展、有利于调动全国两千多所高校的积极性、调动多数教师积极性的视角看问题，不能仅从好安排干部、好与地方政府对话的视角看问题。2、取消高校等级制。建设“985”大学和“211”大学生是必要的，可以将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多投入一点到这些学校，确保我国有一批高水平、创新型大学，以承担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重任，承担国家重点项目、科技攻关的任务，但没有必要划分为副部级、厅级、副厅级。行政级别高低与高水平大学建设没有直接关系，反而助长了官本位思想，助长了其它高校为了升等升级而在“高、大、全”上下功夫。全国高校只有类型、层次不同，没有等级高低之别，每所高校应是平等的，决不能在政策上、制度上歧视一般高校。现行的高考规定考生按一本、二本、三本、大专顺序填报志愿，用人单位只招聘“985”大学和“211”大学的毕业生。都是将高校分成等级的表现，歧视一般高校和高职高专的表现，应予取消。3、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去行政化不是不要政府行政部门和行政管理。政府对公办学校理所当然要承担办学者和管理者的责任。但政府应改变直接管理高校的模式，实施宏观管理，如制订相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规划，监督学校的办学质量等。政府拨款是大学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但不应由教育主管部门直接下达，应建立多方组成的拨款委员会。对高校的考核、评估不可缺少，但政府可以委托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对各类高校进行考核、评估。应取消由政府任命大学校长的包办制，成立由教授为主体的多方代表参加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实行公开招聘、公平竞争，最后报上级审批。总之，要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政校分开、政事分开。应从微观管理型政府向宏观管理型政府转变，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要明确各级政府管理大学的权限和责任，明确各类高校办学的权力和责任。4、理顺学校内部的各种关系。高校内部去行政化，并不是去行政管理、去行政人员，而是要理顺党委、行政（校长）、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会四方面的关系。切实做到“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党委领导，是指政治领导，把握办学方向，主要负责干部选拔聘任、培养教育工作、党建工作。校长负责，是指以校长为首的行政领导，负责全校行政管理工作。党委要大胆放手、大力支持校长和行政的工作，确保他们独立自主地行施权力，开展工作。教授治学，是指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应以教授、学科带头人为主体，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中起领导和指导作用。高校要把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利相对分开，要扩大学术权力，使教授在学术委员会中拥有较高的地位，发挥更大的作用。民主管理，是指要充分发挥教代会的作用。教职工代表会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学校的规划、经费使用，与教职工利益相关的政策、制度等重大问题要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征得多数人同意。要健全民主集中制，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改变事事由一把手拍板、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履行一人一票制。民主管理，还包括要经常听取广大师生员工、各民主党派、离退休人员等各方面意见，吸收师生参与管理等。有人认为，高校去行政化就是教授治校，这是片面的。教授可以自荐、应聘到各级行政机构任职，以发挥他们的管理才能；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委员会可拥有较大的权限。但这与教授治校是两回事。我国公办高校必须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符合现阶段国情的。另外，学校具有大量的行政管理工作、事务工作、服务工作、保障工作，必须有一批专职管理人员来做，不可能都让教授们去做。应发挥教授在教学科研和学术方面的优势、在治学方面的作用，而不能让他们陷入具体的行政事务堆里。5、建立大学校长及管理人员职业化制度。大学管理是门科学，从业者应有专门的知识和能力，不是任何一个教授、院士都能胜任的。要构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学术机构的干部任用制度。各高校可成立“校长遴选委员会”，在校內外、国内外公开招聘。大学校长不一定必须在大学教授或院士中选拔。国外一些发达国家选大学校长，并非看重他们的专业知识，而是考察他们的管理能力，是职业化的管理专家。他们原来可能是银行家，也可能是企业家，总之要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任职后要全身心地投入到管理工作中去。高校可探索建立新的管理人员职称系列。目前大学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教学系列的职称，标志他们在某一学科领域有较高较深的造诣，并有较强的教学能力、育人能力，并取得了教师资格证书。大学里也有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等研究系列的职称，标志他们在某一学科领域有较深的造诣并有较强的科研能力，获得了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科研成果，并取得了相关的资格证书。但目前大学里没有相应的管理系列的职称，大部分高校管理人员，包括校长、书记、院长、所长等都是从教师、研究人员中挑选出来的，没有经过专门的培养和训练，往往凭个人经验从事管理工作。他们是某一学科专业方面的专家，而大学校长更应该是管理专家、教育专家，必须经过多年管理实践的磨炼，并获得相关的资格证书。我认为可以像教学、科研系列设教授、研究员等职称那样，设立新的职称系列即管理职称系列，包括管理员、副管理员、助理管理员、见习管理员四个等级，并有相关的证书。凡担任高校管理工作的人，需经培训、考核，取得相应管理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高校内部可按管理内容设置岗位，取消处、科行政机构的设置，挑选合适旳管理职员任职。高校应该建立一支专业化管理人员队伍。他们既不套用行政官员职级系列，也不要套用教师、研究人员职称系列，这样可以减少行政化色彩，又不挤占教师职称各额。专业化管理人员待遇与同级教师相当。如一级管理员与一级教授的待遇相等，甚至还可以略高于一级教授。这样既能确保管理队伍的质量，又能鼓励一部分人专门从事职业性的管理工作。高校外部行政化的弊端有如下几点：1、行政权力过大，容易滋长不正之风。由于政府拥有对高校的办学权、管理权、经济权和考评权，导致政府机构庞大、官员过多，既增加了政府负担，也增加了学校负担和麻烦。权力往往容易与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些高校为了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和“解决问题”，专门设立了“驻京办事处”，派人长住北京，搞公关工作、情报工作、联络感情工作。有些高校为了升格，为了申报学位点、专业点，申报专项等，向教育行政机关人员请客送礼。近些年来我国教育经费增加幅度很大，教育主管部门掌握的经费也越来越多，许多司（局）、处（室）都握有数百万、上千万元的各种专项费和课题费，吸引了高校领导只得“跑部钱进”，“不跑没有钱进”。有些教育行政部门的“实权”掌握在处长手中，因此有的高校领导专门派人去“搞定”这些处长。不正之风乃至腐败现象由此而生。高校领导把主要经历放在公关上，哪有精力和心思去抓质量。教育主管部门机构多、人员多，因此事情也多。各个部门不断地到高校检查工作、评估考核，高校只好穷以应付，整天围绕上面的指挥棒转，严重影响了学校工作的正常开展。2、行政权力治校，不利于教育家办学。大学校长以及大学党政领导应该是教育家，管理专家，他们应热爱教育、懂得教育，并全力投身于教育事业，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管理实践中磨炼出来的。時下我国高校主要领导是由上级机关任命的，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能够胜任工作。但也有些人不能胜任校长、书记职务，他们不懂教育，不善管理，更不是教育家，因种种原因也照常任命。有些高校领导班子不得力、不作为，党政领导矛盾很大、很不协调，严重影响了工作开展和学校发展，上级领导却视而不见、久拖不予解决。由于校级领导是上级任命的，导致有些领导对上唯命是从，对下发号施令，靠长官意志、行政权力治校。在这种环境下，很难造就教育家，教育家很难发挥作用。朱清时校长说：“我们的学校领导人都是上级任命的官员，靠行政权力治校，下级服从上级。教授没有话语权，只能去迎合权力，或者主动去做官。于是产生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