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第七章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一、文化保守主义的界定。余英时：“保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只能同激进比较而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再论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学术界关于激进与保守的论争，收录在李世涛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有学者把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分为封建的文化保守主义和近代文化保守主义。认为19世纪末以前为封建文化保守主义居主流时期，此后则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形成发展时期。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包括国粹主义、学衡派、东方文化派以及现代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义是一个民族在受到其他民族的文化影响时，由于异域文化的强烈渗透而在知识阶层中本能地发生的、以维持本土文化的主体地位和在伦理道德、思想学术、文学艺术诸方面坚持传统化的价值心态和文化追求。二、产生原因1、西方列强侵华程度的加深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民族文化危机感。2、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暴露的种种弊端引发的文化回归情绪。尤其是一战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使人们对西方文明产生信仰危机，“西方的没落”，是物质文明的破产，企图以东方文化救助西方文化的偏失。3、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三、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演进东方文化派，是人们对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站在维护东方传统文化价值一边的学者的总称，其代表人物有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等。这些人其实并不属于同一个学术圈子，但他们都比较关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在论战中提出的主张有不少都涉及到重要的文化理论问题，因而在社会思想界影响也最大，其后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意识正是从这一派中直接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学衡派是以欧美留学归国知识分子为主而形成的一个学术群体，其核心人物有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等。他们以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为学术阵地，打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号，一方面继承晚清国粹派的某些论学宗旨，一方面引入西方学者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以一种特有的中西合璧式保守情怀，看待并从事现代学术文化的构建。此派因主要精力在于比较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因此在社会整体文化的理论建设方面未能留下更多的东西。这两派在五四时期都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出现的。现代新儒学是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五四时期，梁漱溟首先在思想界公开打出现代“新孔学”的旗号，鼓吹复兴儒学，将全世界都引导到“孔子的路上”。在随后发生的“科玄论战”中，张君劢极力倡导以宋明理学的道德精神涵养现代人性，以救时弊。此派学者的重要学术著作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和《读经示要》、冯友兰的《新理学》等“贞元六书”、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和《文化与人生》、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等。50年代以后，现代新儒学在港台地区得到了新的发展，并达到其鼎盛阶段。此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是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1958年元旦，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和张君劢联名在香港《民主评论》上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又名《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宣言”。宣言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提出了当代新儒家“返本开新”（“返本”即返传统儒学之本，“开新”即开科学民主之新）的思想纲领。他们强调中国历史文化为一活的精神生命存在，儒家的道德理想和宗教精神对人类社会具有普遍的意义。它与现代科学、民主并不矛盾。主张由“内圣”（儒家心性之学）开出新“外王”（科学、民主）。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1，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2，中体西用的基本态度；3，道德形上的哲学追求；4，推重直觉的思维方式。80年代以后，现代新儒学发展到第三阶段，代表人物有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教授……徒然赞美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是无用的；徒然诅咒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也一样无用；必需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我们的文化建设应是：不守旧；不盲从。四、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论战（1915－1927）杜亚泉与陈独秀之争由陈独秀首先挑起。1918年9月，针对《东方杂志》上发表的《中西文化之评判》（平佚译自日本《东亚之光》杂志）、《功利主义与学术》（钱智修）和《迷乱之现代人心》（杜亚泉）三篇文章，陈独秀写了《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时隔三个月，杜以“伧父”笔名发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以为答复。次年2月，陈又以一篇长文《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对杜的答文逐条予以驳斥，杜没有下文，主动偃旗息鼓。杜亚泉说：“吾人今日在迷途中之救济，决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己国固……盖产生西洋文明之西洋人，方自陷于混乱矛盾之中，而亟亟有待于救济。吾人乃希望藉西洋文明以救济吾人，斯真问道于盲矣。”因此，救济之道，“在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如果统整能成，那么不仅可以救济中国，也可以救济全世界。他认为我国固有文明的基础就是君道臣节名教纲常，应当“发挥而光大之”。陈独秀主要从两个方面批驳杜亚泉的观点。第一，从逻辑上揭示杜亚泉思想中互相矛盾之处。如杜亚泉一方面把西方文明当作是“战争与屠杀”之文明，“自陷于混乱矛盾”之文明，“破坏以后之断片”之文明，致“精神上烦闷”之文明，明知其不足为“吾人今日在迷途中之救济”，一方面又尽力输入而欢迎之。陈独秀对此挖苦道：“明知‘此等主义主张之输入，直与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何苦又主张尽力输入而欢迎之，不更使吾思想界混乱矛盾不能统一，使吾精神界破产，使吾国是丧失耶？”第二，从内容上指出杜亚泉的错误。如杜亚泉认为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是以民主主义为基础，因此，以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为基础之固有文化与现时的国体并非不相容，而是可以融合而会通的。陈指出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是以君主的社稷为本位，这种仁民爱民为民的民本主义，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bypeople）主义的民主政治，“绝非一物”。因此，“以今日名共和而实不至之国体而论，亦与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绝无融合会通之余地。盖国体既改共和，无君矣，何谓君道？无臣矣，何谓臣节？无君臣矣，何谓君为臣纲？”五、三个代表人物：杜亚泉、梁漱溟、梁启超1．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笔名伧父、高劳，浙江山阴县(今上虞市)人。1900年在上海创办亚泉学馆，所发行《亚泉杂志》为我国最早提倡科学的期刊之一。1904－1932年任职商务印书馆。1911年起任《东方杂志》主编达9年之久。杜亚泉从五个方面列举了中西文明的差异：（一）西方重人为，中国重自然。西洋人“以自然为恶，一切以人力营治之”，中国人“以自然为善，一切皆以体天意，遵天命，循天理为主”。（二）西洋人的生活是向外的，中国人的生活是向内的。因此，西洋人往来不绝，而中国人“勤俭克己，安心守分”。（三）西洋社会多团体，中国社会无团体。（四）西洋社会重竞争，轻道德；中国社会重道德，轻竞争。所以，西洋的道德是竞争的工具，而中国的道德在于消灭竞争，“拘束身心，清心寡欲”。（五）西洋社会以战争为常态，和平为变态；中国社会以和平为常态，战争为变态。最后，他得出结论：“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动的社会，个人生活日益丰裕，静的社会，个人生活日益贫啬。但并不能由此说明动的社会比静的社会好，因生活丰裕是由身心忙碌为代价的，而生活贫啬却由身心安闲得到补偿，因而，二者“孰优孰劣，殊未易定”，而“常具一平衡调剂之理”。杜亚泉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内调和东西文化。他指出文明具有民族性：“一国有一国之特性，则一国亦自有一国之文明，取他人所长，以补吾之所短，可也；乞他人所余，而弃吾之所有，不可也。”一味效仿，只能被西方文明所同化。因此，救正的方法是“裁除其弱点，养助其优点”，“利用此输入之文明，以形成吾国独立之文明”。2．梁漱溟梁漱溟（1893－1988），哲学家、教育家。1893年10月18日生于北京，原名焕鼎，字寿铭。后以笔名漱溟行世。1916年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蔡元培因此文聘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1917年到北京大学哲学门讲授印度哲学概论。1917年梁漱溟到北大后，受当时文化论战的影响，开始对东西文化作比较研究。1920年秋，在北大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北京大学日刊》自10月起连载了演讲记录。1921年8月又就此题在济南作了四十天的讲演。10月讲演稿整理出版。这是梁漱溟的重要代表作，出版后，立即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一年之内连续再版五次。梁漱溟也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因此，文化的根源就是意欲。文化包括三方面：一是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二是社会生活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等。三是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器物。梁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进行了对比，指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最后，梁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因此，我们中国人现在应持的态度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实际上，梁所强调的文化模式是“中国儒家的人生态度”加上“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他一方面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西文化调和论调，一方面自己所主张的仍是中西文化调和，反映了其文化理论的矛盾性，仍然未能摆脱“中体西用”思想的窠臼。梁启超早年对于西方文明是热烈欢迎的，对中国文化有较多批评。但在欧游之后，他的文化取向发生了明显变化，成了一名保守主义者。突出反映在《欧游心影录》中。一战后，梁启超和丁文江、张君劢、蒋百里等人，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游览了英、法、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此行对他影响很大。其一，由崇拜西方科学转向批评科学万能论。其二，宣扬“东方文化救世论”，倡导东西文化的调和或互补。他说，我们的责任“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再把这种新文明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最后，他号召青年：“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六、五四文化保守主义的意义1．批评了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和盲目崇洋思想。2．文化保守主义坚持以我为主，反对激烈的根本变革，主张融合新旧，循序渐进的态度，对于文化激进主义的过度震荡，对于外来文化的消化不良，是一种有力的制约和补正。一定意义上，这种制衡又是培植近代文化自我完善机制所不可缺少的条件。3．文化保守主义包含着不少合理的成份，比如新旧调和论；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具有一种稳健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