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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1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王小鲁樊纲刘鹏经济研究2009，123摘要：本文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的转换,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率(TFP)呈上升趋势,最近10年约在3.6%左右。TFP的来源在发生变化,外源性效率提高的因素在下降,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改善的因素在上升。在要素投入方面,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提高正在替代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的作用。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正在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不良影响,但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实证分析发现,行政管理成本的膨胀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内在因素。如果能够克服这些负面影响,中国经济在2008—2020年间仍然可能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一、引言4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呈现出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增长由大量资本、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劳动力投入推动,而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低。这种增长方式因此曾被某些国外学者描述为“不可持续的增长”。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在发生转变?影响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有哪些?中国在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里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要继续保持强劲增长需要进行哪些政策调整?5在第二节中,我们将简要讨论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和一系列影响因素对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趋势。未来的经济增长将取决于这些因素的变动趋势。在第三节中,我们使用一个扩展了的卢卡斯式增长模型对这些影响因素的增长贡献进行实证检验。在第四节中,我们通过增长核算对不同时期生产要素对增长的贡献进行分解,并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和结构变动等若干因素的影响,据此进一步预测2008—2020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率。第五节是本文的简要结论。二、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及其变动趋势6(一)资本形成中国在过去30年保持了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率(比GDP)在1980—1990年在35%上下波动,近年来进一步上升到42%左右。估计在2008—2020年期间的平均资本增长率仍然可以保持在13%左右。(二)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经济改革期间,廉价的非熟练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工业、服务业转移,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低素质劳动力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上升。我们使用卢卡斯(Lucas,1988)的概念,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其质量取决于教育程度的有效劳动力。因此人力资本存量就等于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力总量与他们受教育年限的乘积。在2008—2020年期间的增长率可能在1.5%到2%之间。7(三)市场化改革以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作为市场化程度的近似替代指标,并对其中统计口径不同(1998年以后不再统计500万元销售额以下小企业)或者某些年份存在问题的数据,依据经济普查等数据进行了推算和校正。1978年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22%,在2007年达到72%，预期到2020年可能达到82%。(四)城市化今后的城市化率可能由过去10年的年均上升1.3个百分点降到0.9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57%左右。8(五)外贸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方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出口导向。外贸依存度今后一个时期可能会有相当幅度的回落。我们假定到2020年降到56%左右。六)外资FDI(外国和港澳台直接投资)是中国资本形成的另一个源泉。在2008—2020年间,外资在全国固定资本存量中的份额可能以年均0.1个百分点的速度缓慢下降。9七、基础设施八、科技研发和创新九、最终消费十、政府行政管理成本三、实证分析10在卢卡斯(1988)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定义了一个包括人力资本贡献的生产函数:其中Y是总产出,K是物质资本存量,u是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比例,h是以教育水平衡量的劳动力平均质量,L是劳动力数量,uhL定义为人力资本,hψa反映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A是常数项,表示初始的技术水平。该生产函数具有资本K和人力资本uhL收益不变的特征;但当人力资本具有正的溢出效应时,该函数呈规模收益递增特征。我们的基础计量模型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其对数形式如下:11其中Y是GDP,K是固定资本存量,均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H是人力资本存量或有效劳动力,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扣除在校学生)乘以他们的受教育年限;Ha是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C是常数项;R是残差项;t是年份。卢卡斯模型的原型,做了几项小的改变。第一,使用了Ha来代替lnHa,以便于直接测度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对增长的溢出效应。第二,人力资本变量H取了三年滞后项。这是因为我们在初步研究中通过分布滞后模型的分析发现,lnH的三年滞后项系数估计值最大且显著程度最高。这是能够解释的,在现实中,从学校毕业后的劳动者通常在工作几年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之后,才会有更高的生产率。第三,卢卡斯模型中的u可近似看做常数,因此省略了。最后,如果a2=1-a1,a30,则函数符合卢卡斯函数的技术特征。但是,如果Ha不能解释全部的生产率变动,则残差项R就不符合随机分布的特征。12其中RK是科技资本存量,根据逐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计算得出。DlnRK是lnRK的一阶差分。我们在初步的研究中发现lnRK不显著,而DlnRK则非常显著。这看来是由于科技资本总量仍然太小,不足以显著影响经济增长,而只有当它加速增长时才显示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mkt用来代表市场化程度,以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代替;ub是城市化率;fk是外资在总资本存量中的比重;td是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ga是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rd是标准道路里程与人口的比值,用以反映基础设施条件;fc是最终消费率;ε是随机误差项。13关于最终消费,我们假定它在GDP中的比重过高和过低都会影响经济效率,其影响是非线性的。我们把fc及其平方项包括在模型中,以检验这一假设。为了检验资本和人力资本收益不变的假设(a2=1-a1),我们用lny和lnk替换lnY和lnK(y=Y/H,k=K/H)。如果等式右边lnH的系数为零,则(a2=1-a1)成立。这一附加了限制条件的模型用(3′)表示,不再单独列出。人力资本计算中不包括从未受过教育的劳动力。考虑到劳动者中还有少数文盲存在,为检验这部分劳动力是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我们将劳动力数量lnL加入模型,以(3″)表示。本研究采用从1952年到2007年的全国时间序列数据。14为校正自相关带来的偏差,使用了Prais-WinstenAR(1)回归方法。估计结果见表1。模型1和2,即卢卡斯模型原型和稍加修改的卢卡斯模型存在无法纠正的自相关,转型后的Durbin-Watson统计量仍通不过检验，扩展了模型3、3′和3″DW统计量有了明显改善,虽处于无结论区间但接近dU。后三者的估计结果非常接近,都显示了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增长的显著贡献(在1%水平上显著),而且估计值接近;也都证实人力资本对增长有正的溢出效应(在5%或1%水平上显著)。在模型3′中,由于零假设通过检验,故将lnH删除。这证实资本和人力资本收益不变,但由于人力资本额外的溢出效应,使整个经济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1516除了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外,还有若干变量得到正的估计值并具有统计显著性,因而证明它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贡献。这包括市场化、基础设施、科技资本的一阶差分(均为1%显著水平),以及外资比重(10%显著水平)。城市化率和外贸依存度得到了正的估计值,但t值很低,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相关分析发现,城市化率变量不显著,是因为它与基础设施等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corr=0.9475)。剔除rd后,城市化在5%水平上显著而且估计值变大。不过由于两者都很重要且不能互相替代,剔除其中一个在经济学意义上是不合理的。但目前估计的城市化对生产率的贡献有可能偏低。在本模型中唯一无法确认的是贸易依存度对生产率的贡献。17最终消费率及其二次项分别得到正、负估计值(分别接近10%显著水平和在5%水平显著)。这两个估计结果意味着最终消费率对生产率的影响是一条倒U型曲线。当它处在较高水平时,其下降对效率提高有积极意义。而当它越过一个临界点而进入较低水平时,其继续下降就会对效率产生负影响。模型3的三个不同版本都显示该临界点位于略低于50%的位置。由于2007年实际的最终消费率已降到49%,据此可以判断未来进一步下降不利于经济增长。另外,估计结果显示,政府行政管理成本的上升,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产生了十分显著的不良影响(显著水平1%)。最后,在回归分析过程中,我们曾在模型3、3′、3″中分别尝试添加了时间趋势变量、分时段的时间趋势变量、分时段的虚拟变量,用来检验未被解释的TFP。但这些变量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包括在模型中的9个影响变量已经基本全面地解释了TFP,这些添加的时间趋势和虚拟变量已不必要。四、增长核算与预测18在本节中,我们根据以上对模型3′的实证估计和统计数据,分不同时段对经济增长率按贡献因素进行分解。其中虽然外贸依存度的估计结果不显著,我们仍根据其他文献的研究承认其贡献,并接受该估计结果。增长核算的结果见表2。1920这一增长核算有几点有价值的发现:第一,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仍然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在1999—2007年间的贡献接近4个百分点,但人力资本对增长的贡献不可忽视。第二,生产率(TFP)进步的作用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在1999—2007年期间对增长贡献了3.6个百分点。比改革早期提高了一个百分点。其中,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贡献在近20年是上升的,在1999—2007年带来了超过一个百分点的TFP增长。与人力资本数量扩大的直接贡献合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三个百分点。21第三,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发展是过去30年改革时期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在大部分时期合计贡献超过一个百分点。第四,基础设施改善在近年来的作用至关重要,其对TFP的贡献1999—2007年间跃升至2.5个百分点。最后,在上述乐观因素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两个不容忽视的负面因素。其一是政府管理成本膨胀的趋势。它对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在改革初期不到0.2个百分点,而近期则上升到近1.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年减少4000亿元GDP的效率损失,而且增加了未来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其二是最终消费率下降带来的效率损失。在面临世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影响会更加严重。22基于以上的增长核算结果,使我们能够对未来的经济增长(2008—2020)进行预测。考虑两种不同的场景。第一场景是基于各贡献因素当前变动趋势的延伸,并根据最可能的情况做了适当改变,包括考虑到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可能带来的影响。第二场景做了三个乐观、但可能性很大的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影响因素的变动见表3。23假设一,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使政府管理成本膨胀的趋势得到抑制,不再上升。假设二,教育条件加速改善,特别是在农村9年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职业培训方面,使人力资本的未来增长率从1.5%提高到2.0%,人均教育水平在2020年比预计多提高0.6年。假设三，通过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以及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政策,使最终消费率下降的趋势得到抑制,从而使经济保持更平衡的增长。24基于以上数据以及前面的参数估计,我们对2008—2020年间的经济增长进行了预测。结果见表4。2526在第一个场景中,经济增长率将从近期的10%降低到2008—2020年的平均6.7%左右。考虑到科技进步的贡献可能低估,我们可以将其修订为7%左右。这个增长率下降趋势是考虑到效率提高的外源性因素将逐渐淡出、由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因素将随着逐渐释放而递减、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等等,而其他负面因素将继续对生产率产生冲减作用,使生产率的贡献降到2%以下的水平。由于增长处于递减程,2020年的增长率可能在5%以下。从1978年以来的快速增长可能会在2020年终结。27在第二个场景中,经济增长率在2008—2020年期间仍将继续保持9.3%左右的增长率,其中TFP的贡献接近4%。这有赖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