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王小鲁今天我想讲一下我们去年做的一个研究项目，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问题。这个报告的初稿实际上在去年就已经完成了，我也在几个不同的场合讲过。但是因为这里头涉及到大量的数据计算和模型分析，所以数据还需要进一步地核对，模型还需要进一步地调整，因此现在这个报告还不是最后的定稿。我先把初步的成果个大家介绍一下，正式的报告可能很快就会出来了，但目前还有些调整的工作要作。我们这个研究项目主要是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大约二十年改革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是什么。这个研究项目实际上包括了十一篇分报告。大部分分报告已经陆陆续续的在一些公开刊物上发表了，现在我要讲的这个总报告是在这些分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主要是比较概括的描述一下中国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动因。改革从1979年算起，到1998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这2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是9.7%，而改革以前从1953年到1978年这26年中平均增长率是6.1%，所以根据这两个数字，改革期间平均经济增长率提高了三个多百分点。关于改革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究竟有没有那么高，国内国外有不少讨论。比如世界银行在前几年的一个报告里认为，从1978年到1995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统计局的数字偏高。他们提供的数字是8.2%。还有一位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专家叫安格斯.麦迪森，他对同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估计是7.5%，比世界银行的估计更低一些。我们对改革以前和改革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做了一个估计，主要是根据几种不同的方法。一个是根据工业产品中1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实物量的增长对工业增长的数据做了核算，另外根据电力和交通运输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对经济增长也做了核算，还有就是运用模型分析的方法把可以解释经济增长的因素一项项剔除，剩下的就是数据偏高的部分。做了这样几个分析以后，我们大概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改革期间从1979年1998二十年间的平均增长率，我们的初步估计是8.5%。这个数字低于统计局的数字，比我刚才提到的国外的两个数字稍微高一些。偏高的部分实际上主要集中在90年代，80年代经济增长率的数字有一些偏高，但偏差不是很大，到90年代偏差就到了两个百分点。统计局的数据偏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国外一些研究人员提到的我们GDP计算方法有缺陷、对不变价格的计算有缺陷等等，但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各级地方政府虚报产值造成的。实际上统计局对此是了解的，所以它每年对从地方上汇总起来的经济增长率要进行调整，他们叫做“压水份”。所以每年公布的数字都是统计局压缩了水份后的数字。比如1998年，当时目标是增长8%，统计局的数字最后是7.8%，但实际上如果你看各地方的数字，除了新疆以外，各省市的数据都超过了8%，如果简单汇总的话可能是9%还多，所以统计局从9%调整到7.8%已经做了很大的压缩。但是我们这个分析认为尽管统计局做了必要的调整，但是调整还不够，实际增长率可能还要低一些。但是不管怎么讲，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率起码提高了三个多百分点，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而且即便是8%的增长率，在世界上也仍然是名列前茅的。所以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显著加速？前几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有一篇文章影响很大，题目叫“亚洲经济增长的神话”。他这篇文章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发表的，主要观点是东亚这些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入带动的，有短期效应，所以这类增长很快就会过去。他把亚洲这几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苏联50年代的经济增长做了对比，认为两者有相近的地方。苏联50年代也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当时大家都很害怕，说苏联这样的增长速度不得了，但苏联的经济增长很快就不行了。所以克鲁格曼说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没什么了不起，基本上也是这么一个投入增长带来的短期效应。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他的观点是说起码有一部分是投入增长带来的短期效应，同时不排除有生产率提高的成分。但生产率提高的成分，他认为主要是因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恢复。实际上我们这个分析也是针对这样一种看法做的，就是说要回答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是不是由投入增长带来的短期效应造成的；换句话说，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究竟能够持续多长时间。现在大家已经看到的事实是从1978年改革以来的二十年中间，基本上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了，因为如果假定把经济增长率规定在7%的话，二十年期间经济规模就会扩大4倍；而中国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7%，所以中国的经济规模与1978年相比已经超过了原来的4倍。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下一步会怎样？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会怎样？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看这二十年是怎么过来的，经济增长是怎么形成的。这对分析下一步的经济增长会很有帮助。我们大概从几个方面对此做了一些分析。一个方面是投入要素。首先我们把生产要素分解成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几个方面。大家关注最多的是改革期间投资增加和储蓄提高，到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多大。我们做了一些计算，计算的结果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改革期间储蓄率有明显的提高。平均储蓄率在改革以前大约是30%，1978-98年期间大约是37%，所以储蓄率在改革期间大体上提高了7个百分点。投资方面，如果以GDP为100的话，那么固定资产占GDP的比重在改革以前平均是18.5%，改革期间提高到了26.8%。再看资本形成。资本形成就是把投资中没有形成固定资产的部分去掉，最后计算净的资本。按这个数字算，1961-77年期间平均是12.6%，1978-98年提高到22.2%。这三组数字在改革期间都明显提高了。这里头还说明一个问题。改革以前储蓄率是30%，就是每100块钱GDP中有30块钱拿出来作为储蓄，那么这30块钱有多少形成了固定资产？只有12块6。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投资效率，就是说有大量储蓄或者变成了积压的存货，或者在投资过程中有很大的浪费，所以最后净的固定资本形成率相当低。改革以后储蓄率提高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存货的相对减少和投资浪费的相对减少。我不是说现在投资没有浪费，仍然有很大的浪费；我是说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很多项目是由行政命令、主观意志定下来的，有的项目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所以投资中的浪费非常大，很多项目还没有建成就已经报废了。改革期间市场导向的结果，在这方面可以显著看到投资效率提高了。算下来最后是每100块钱储蓄中改革以前有42.1块形成了固定资本，改革期间是59.4块。这个数字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后来的计算，我们又对它做了一些调整，所以最后的结果可能与这个数字有些出入。但基本方向是一致的。这就说明改革期间投资增长，一部分是由于储蓄的提高，另一部分是投资效率的提高。大体算来，投资效率提高对投资增长的贡献，要超过储蓄提高的部分。总的来看，由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提高导致经济增长加速，这一贡献大约是1个多百分点，不到2个百分点。这1个多百分点中间，储蓄提高的部分占不到一半，其余的很大一块是投资效率的提高、加上90年代以后外资投入的大量增加这两个因素导致的。关于劳动力的增长分析，改革以前和以后基本差不多。劳动力的年增长率大约在2.6-2.8%之间，改革之前和改革以后没有太大的变化。可以认为，经济高速增长与劳动力的变化没有太大的关系。人力资本的增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对人力资本的增长做了很长时间的计算，得出的结果是我国改革期间与改革以前相比，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是放慢了。这里头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改革以前，特别在解放初期，全国人口很大一部分是文盲，50年代普及中小学教育大大提高了中小学的入学率和升学率，这是促使人力资本增长加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改革期间由于中小学入学率在基础上就已经比较高了，所以要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速度相对就要慢一些，这是正常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我们认为改革期间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还很不够，教育体制也亟待改革。所以，在改革期间人力资本增长没有加速的倾向，反而比改革以前更低一些。我们在初步的报告里曾经有一个判断，就是人力资本增长的减速整个抵消了物质资本增长的加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后来又重新对几个数字做了核对以后，发现这个结论需要做一点更正，就是说人力资本增长放慢的幅度没有那么大，所以整体上不能抵消物质资本加速增长的因素。整体概括一下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这几个要素来看，唯一对经济增长的加速起主导作用的，是资本投入的增长。它的贡献就是我刚才说的1个多百分点，这1个多百分点又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储蓄提高带来的，克鲁格曼说的投入带动型的增长如果单指这一部分是可以的，它确实有一种短期效应；但是另外一部分是投资效率的提高带来的，这一块就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是投入增长的带动。第二个方面我想讲一讲制度问题，就是改革期间的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改革期间非国有部门高速增长，它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在改革以前，如果讲非农业部分，就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块，国有经济是占绝对重要的地位的；在改革中间这一部分国有经济比重显著下降了。从GDP构成来看，国有部门产出约占GDP构成的54%，这其中还有很大一块是农业，非农业中非国有部门的贡献大约是20多个百分点。改革以后，在GDP构成中国有部门下降了。我们最初估计是29—30%，但后来重新修正了一下，应该是超过30%，但低于40%。国家统计局有一个内部的估算，认为国有部门1997年在GDP构成中的比重是42%，我们的估计比统计局的估计大约要低5个百分点。这是根据每个部门分别算下来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国有部门已从主导地位下降到了非主导地位，而非国有部门迅速增长。所以非国有部门在改革期间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增长率来看，特别是乡镇企业这块，在改革20年中平均增长率在20%以上，而国有部门增长我们算的结果大约不到7%，这个增长率是低于改革以前的。就是说改革期间国有部门的增长率是下降的，而高速增长的这块完全是由非国有部门带动的，在其中乡镇企业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整个非国有经济中，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都可以认为，非国有部门中间是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城市非国有经济在改革初期和中期都发展得比较慢，而农村乡镇企业这块增长速度特别高。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在1978年是2800多万人，到了1997年增加到1亿3千5百万人，就是说在改革期间乡镇企业多吸收了1亿多农村劳动力。我们算了一下，这块产出在GDP中的比重，改革以前大约在4—5%之间，到1998年占到了28%。所以在这20年中乡镇企业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常主要的经济部门了。90年代以来其他非国有经济，比如个体、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增长也都很快，对经济增长也有很大贡献。所以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非国有经济的增长。这实际上与刚才说的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高不矛盾，因为那里是从投入角度看的，我现在讲的则是部门构成。在非国有部门增长中，实际上包含着相当一部分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资源从非常低效甚至无效的部门转移到了更加有效的部门。比如说在农业中，大部分农业劳动力在改革以前的边际生产力是非常低的，平均产出也只是刚刚够糊口的水平。这主要是受制度方面的制约，人民公社制度、粮食统购统销、固定价格等等一系列东西把农民捆得非常死，农民一般只能留在农业领域，能够进入非农业领域的非常有限。改革期间这个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公社被取消、实行包产到户等政策调整，使得出现了非常大量的资源转移，就是说1亿多劳动力从原来产出非常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了非农业部门来了。这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因素。这个表算的是1981-1992年农村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首先，按社会总产值算，全国的增长率是11.7%，农村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个百分点；其次，按GDP算，全国经济增长是9.7%，农村经济的贡献是5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要素的自然增长的贡献是2.4%，制度变革带来的要素重新配置导致的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大约是1.4%，剩下的生产率贡献部分是1.2%，这两个因素加起来就是2.6%的贡献。因此，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要素增长。所以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