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世界关注的中国农民工_论中国特色的深度城市化

《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2期被世界关注的中国农民工*——论中国特色的深度城市化蔡昉【内容提要】近年来以及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表现，进一步验证了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以这个转折点作为发展阶段的里程碑，从理论上认识中国二元经济的终结并揭示其相应的政策含义，有助于我们抓住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和保持社会和谐的关键领域，以应对一系列重大转变带来的挑战，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并未雨绸缪，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保持增长可持续性。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因而农民工进城的不可逆转性愈发确定。目前农民工“有来有去”的模式，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已经没有合理性，从社会发展方面看更存在风险。因此，恰当的政策选择应该是按照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推进城市化进程。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深度城市化人们通常在一般规律上了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份额下降和劳动力部门转换的现象及其必然性。但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人们对于这样的转变实际上是怎样表现的，每个阶段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哪些变化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哪些标识可以用来判断根本性的变化，却不是认识得十分清楚。首先，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解说和预测不尽相同，观点莫衷一是。例如，刘易斯从其作出转折点描述和判断的意义上，说明他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持续并且单向的过程；而托达罗则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看作可以是一个有来有去的双向流动过程。其次，先行国家和地区中不同的时期实际表现各异，似乎看不到完全相同的变化轨迹。最后，中国的变化十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人”被选为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年度人物，并被排在第三名位置上，表明中国农民工不仅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对于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40被世界关注的中国农民工——论中国特色的深度城市化分迅速，如果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往往使人在认识上应接不暇。此外，诸如中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等传统观念，也常常干扰人们从新的角度去认识新的情况。不过，中国长期以来的劳动力转移路径及其正在发生的新变化，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及其转折点的描述十分吻合，启发我们可以把相应的理论概念借鉴来比照中国的实践。虽然中国的人口转变因其受政策的影响及完成得较早，但是，其产生的人口结构改变后果，却恰好验证了刘易斯转折点的主要特征。[1]刘易斯在对日本转折点作出判断时，就把生育率的下降作为一个重要观察点。[2]由于人口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都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迅速增加且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中，通过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3]然而，目前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量全部来自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预计到2015年转为负增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也开始大幅度提高，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消失。目前出现的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和经常性的民工荒现象，就是这种人口结构变化与持续高速经济增长保持对劳动力强烈需求之间产生矛盾的体现。上述人口转变的趋势也表现为外出农民工的增量已经开始逐年减少。虽然一方面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人数从2000年的7849万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1.4亿，但是增长速度却已经显著地降低。另一方面，不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就业总量却继续增长，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表1）。如果我们把城镇就业增长趋势作为经济增长对于劳动力需求的显示性指标的话，则意味着不断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具有其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关系上的根源。对于二元经济发展来说，这种新趋势虽然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枯竭或者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不平衡，但却预示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即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4][1]我们把劳动力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而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阶段的到来，可以称作商业化点，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参见LewisArthur，“eflectionsonUnlimitedLabour”inDiMarco,L.(ed.)InternationalEconomicsandDevelopment,NewYork,AcademicPress,1972，75-96.；Ranis,GustavandFei,JohnC.H.，“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1，51,No.4,pp.533-565）。[2]LewisArthur，“UnlimitedLabour:FurtherNotes,ManchesterSchoolOfEconomicsandSocialStudies”,XXVI(Jan.),1958，pp.1-32.[3]CaiFangandDewenWang，“China’sDemographicTransition:ImplicationsforGrowth”,inGarnautandSong(eds)TheChinaBoomandItsDiscontents,2005，Canberra:AsiaPacificPress.[4]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迎来其刘易斯转折点，国内外的学术界存在争论。笔者关于该转折点已经到了的证据，可参见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CaiFang，“ApproachingaTriumphalSpan:HowFarIsChinaTowardsitsLewisianTurningPoint?”UNU-WIDERResearchPaperNo.2008/09.41国际经济评论表1农民工与城镇就业的数量与增长速度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历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以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作为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里程碑，从理论的角度认识中国二元经济终结并揭示其相应的政策含义，有助于我们认识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及保持社会和谐的关键领域。而农民工无疑是这个理论认识和政策关注中的一个主题词。可以说，农民工的地位和身份如何变化，决定着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前景。在2030年之前的20年中，中国人口转变的后果将进一步显现：2015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2030年前总人口将达到峰值。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依靠丰富而便宜的劳动力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来说，应对这些重大转变带来的挑战，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并未雨绸缪，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保持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本文的以下部分是这样组织的：第一部分揭示作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中，已经日益显示出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因而农民工进城的不可逆转性愈发确定。第二部分讨论“托达罗悖论”的政策含义，指出继续目前农民工“有来有去”的模式，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已经没有合理性，而从社会发展方面更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恰当的政策选择应该是按照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推进城市化进程。第三部分讨论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中，或者更一般地说，把他们纳入城市公共服务对象的迫切性和可行性。最后部分对主要结论及其政策涵义做简单总结。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农民工人数（万）839910470113901182312578132121369714041年增长率（%）7.024.78.83.86.45.03.72.5城镇就业人数（万）2394024780256392647627331283102935030210年增长率（%）3.43.53.53.33.23.63.72.942被世界关注的中国农民工——论中国特色的深度城市化一、农民工进城的不可逆转性虽然刘易斯转折点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黑白分明的、把前后发展阶段截然切断的分界线，而更应该被看作是一个连接两个发展阶段的转折区间，或者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长期历史趋势的起点，[1]但是，我们仍然借助这个转折点的分界，对其到来前后劳动力市场及其相关表现进行分析。在距离刘易斯转折点较远的情况下，农业中劳动力剩余程度高，劳动边际生产力趋近于零，劳动力转移出来并不影响农业生产，因而农民外出打工并不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此外，由于这个时期非农产业只是在边际上，并且不稳定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仍然是一个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而在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或者这个起点开始之后，情况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首先，农业生产方式对于劳动力大规模稳定外出做出了长期的调整。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向外转移是持续大规模进行的，数量每年有稳定的增长，推动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对此做出反应，即农业技术变化逐渐从早年的不重视劳动生产率，转向以节约劳动力为导向。从农业机械总动力来看，改革开放30年期间始终是以比较稳定的速度在增长，在基数增大的情况下，近年来并没有减慢的迹象。而更为显著的变化是农用拖拉机及其配套农具的增长趋势和结构的变化。在1978—1998年的20年中，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总动力数年平均增长2.0%，小型拖拉机总动力年平均增长11.3%，而在1998—2008年的10年中，大中型拖拉机总动力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2.2%，小型拖拉机动力增长率则降到5.2%。拖拉机配套农具的增长消长也类似，大中型配套农具年平均增长率从前20年的0提高到后10年的13.7%，小型配套农具增长率从12.1%降低到6.9%。按照农业技术诱致性变迁理论，[2]这种农业机械化加快过程中的劳动节约倾向，反过来印证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实质性减少。其次，城镇非农产业对农村转移劳动力依赖日益加深，或者说对农民工形成了刚性的需求。从劳动年龄人口变化趋势看，城镇这个年龄组的人口增长已经停止，所需劳动力净增量完全来自农村。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截至2008年底，全国打工时间在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总量为2.25亿人。其中，跨乡镇以外外出流动就业的[1]Minami,Ryoshin，“TheTurningPointintheJapaneseEconomy”,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68Vol.82,No.3,pp.380-402.[2]Hayami,YujiroandVernonRuttan，AgriculturalDevelopment:AnInternationalPerspective，BaltimoreandLondon:Th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0.43国际经济评论农民工人数为1.4亿，占农民工总数的62.3%；在本乡镇范围之内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工人数是8500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37.7%。在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常住户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人数为1.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49.6%；举家外出户农民工人数为2859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12.7%。[1]从这两个变化趋势，可以观察刘易斯转折点前后劳动力转移的不同特征。在转折点之前，城镇或非农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周期性变化，通常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反向增减，即农业就业规模不是由自身需求决定的，在统计意义上是一个余项，农业仍然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而在转折点到来的情况下，城镇和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波动，则较少引起农业劳动力的反向变化。即一方面农业不再具有消化剩余劳动力的功能，另一方面城镇和非农产业调节劳动力市场短期供求变化的能力也增强了。其结果是，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图1表明，大约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转折，此前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与滞后一年的农业就业增长率波动都比较剧烈，统计上有较大的变异程度。由于劳动力总量在继续增长，两者多数年份都是正增长，并且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要求与受非农产业就业的约束都很强烈，两个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在转折点之后，两个就业增长率变异程度明显降低的同时，两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