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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一种文化解释的中国教育理性五、教育信息化助催教育技术和课堂教学的有机整合记者:几年前,您在华东师范大学(简称华东师大)创建了一个“未来教师空间站”,这一实验室的创建对于教师教育、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意义是什么?丁钢:教师教育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领域,要做好教师教育,需要有很好的教育科学研究作为支撑。教师教育好比是金字塔的塔尖,它能否做到领先,要看教育科学研究能有多大的力量来为之提供厚实的基础,而在教育科学研究当中,只有原创性的东西才能支持教师教育实现创新性的突破。作为一所起到引领性作用的师范大学,华东师大需要做到这一点。“未来教师空间站”教育科学综合实验室主要是为基础教育做一个教学创新的实验系统。在教育实验中,我们需要田野式的工作方式,比如说到学校听课、评课,与学校合作做科研、做规划,共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同时我们也需要精细的实验研究,这两条线是互相补充的。我们已经处在信息时代,但目前学校教育中的信息化设备大多只是用来放放PPT和录像,并没有很好地融合到课程与教学当中。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非信息时代我们所进行的课程改革相比,目前进行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仍然是在比较传统的意义上进行改革。信息时代是什么?它是我们当今教育的时代特征,教育改革应该强烈地体现这一时代特征,这也是我们进行“未来教师空间站”建设的意义所在。在各种教育会议或论坛上,我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提倡用信息现代化来推动教育的现代化,而要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关键是要转变我们的经济方式和教育方式。这里,转变教育方式的主要支点就在于真正的教育信息化。记者:您如何界定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信息化”?丁钢:就是教育技术和课堂教学进行有机的整合,但目前的课堂没有真正实现这一点,这也是促使我去建立这个实验室的基本动机。在建立这个实验室的初期,我遭受过很大的非议。有人说我是做了21世纪50年代的事,意思是说我超越了现实,但是怎样去引领教育发展?中国可能不需要所有的大学都这样做,但是华东师大既地处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城市――上海,在教育进程中又是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所以义不容辞,它应该起到前瞻性的、引领性的作用。教育技术和课堂教学相整合是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有效途径。教育信息化给教学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当然它不仅仅是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而是旨在改变固有的教育方式,从课堂内部来改变教学方式。我的理念是,我们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建设教育信息化,但前提是解放教师。如果搞校本科研就意味着使教师变成理论家,搞信息现代化就意味着使教师变成信息学专家,哪个教师会有这样的精力?要解放教师,就要整合理念与技术,让老师在不需要理论和技术准备的情况下进行正确的教学实践。比如我们开发的学科教学创新的课堂分析系统,教师只要用鼠标点击各组问题的回答选项,就能自动生成量的呈现结果、质的分析结果(用概率分析),就可以获知自己目前的教学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用这一系统测试过很多教研员、高级教师,他们本来都以为自己没什么教学问题,结果发现自己问题还很多。因为我们的理念就是服务于最基本的教学环境和教学环节。所以我们还曾用它测试过华东师大400多位本科师范生,这对职前的教学规范培养同样有效。这套系统非常强调从教师教学的基本环节入手。比如,外语课堂教学的基本环节是听、说、读、写,在每节课的教学中都会有不同的组合教学,于是我们在听说读写四个大环节下再分为不同的小环节,而每个小环节或者教学环节下又有一组一组的模块训练,即问题组,在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教师都可以去点击课堂分析系统,以此反思自己在哪些方面做得还不够。所以说,学科教学创新的课堂分析系统不是一个备课系统,而是一个反思系统,而且教师能完全理解这一系统提出的任何问题。另外,在这一系统里,我们还提供给教师如何理解问题及其教学实践的建议。关于教育信息化,我曾跟上海市政府提出过,我们应该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如以政府搭建平台为主,整合相关企业及技术力量、教育研究人员和一线学科教师,共同研发,不断创造技术资源,给老师提供方便,并且随时可以通过追踪后台数据库获得很好的分析数据,以支持校本和课堂教学为本的科研来改进自己的教学,形成一种有效的回归课堂的科研方式。六、叙事研究的根本目标是改变教育的话语方式和理论方式记者:对于叙事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您有怎样的思考?丁钢:最初开创叙事研究方向时,只是想改变一下教育界已有的研究方式。我们以前的大部分研究都是思辨性的,但事实是,没有活生生的教育事实就无法推进我们的教育发展研究。所以说叙事研究还改变了我们的理论方式,即真正的理论是在我们的实践研究当中生长出来的。这一点我非常赞同,所以我的研究初衷不是去提倡一种新的研究方式,而是要改变教育的理论方式。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必定要有自己的话语,而其话语方式的改变、理论方式的改变才是我倡导叙事研究的根本目标。至于这一研究方式是由中小学教师去做还是理论工作者去做,我感觉双方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应该各不偏废。因为,中小学老师能够通过这种带有故事形式的叙事方式,尽管研究的成分并不多,达到一种对其自身专业的分享和理解,这本身就极大地促进了他们的发展;而且,通过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他们再也不需要很辛苦地啃着笔头看着小报抄大报地做研究了。而理论工作者进行叙事研究,首先需要具备良好的人文修养、很好的理论洞察力和解读能力,然后据此从一些教育事实的背后发现教育研究的方向、意义和今后可能的发展途径。所以说,中小学老师和理论工作者对于叙事研究的发展是互相补充的,中小学教师做得越多,一方面能够促进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能为理论工作者提供更多的研究素材;而理论工作者也通过自己的研究改变了教育的理论方式、话语方式,这个对于教育而言极为重要。尽管我始终强调,这种研究方式不是唯一的,但它确实能够很好地体现教育以实践为本的学科特征;而且由于我们以前的教育研究发展方式太过单一,在叙事研究发展的十年当中,它对于教育界而言具有相当的冲击力。七、大陆和香港教育比较:大陆更偏重传授理论,香港更重视实践锻炼和学术规范记者:您曾在香港教育学院任教两年,对于内地和香港教育的区别有比较深刻的感悟。在您看来,香港的教育和内地的教育到底有何不同?丁钢:我主要在香港教育学院课程与教学系教授本科生、研究生的课程。当时,大陆高校还没有课程与教学系,但国家已准备筹建第一个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我走之前跟学校立下了军令状,一定要成功申请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并做了一个当时在大家看来有些奇怪的整合,即合并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和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大陆第一个课程与教学系。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但事实证明,整合了比较教育学、学科教学论和课程论力量以后,我们成功申请到学校首个、也是全国第一批中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这是全国高校中唯一一个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国家级基地。我到香港教学的这两年,是一边教一边学,一共教了十几门课。教过之后,我确实发现大陆因为没有经过正规的课程与教学训练而在课程与教学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理解上的偏差;而香港的教育有很多很好的地方,它们有很详细的课程大纲、教学要求和参考书目,可以让学生明确每个教学单元的内容,从而做到有准备的学习。像我在教授课堂教学技巧时,就要求学生尝试运用每种教学方法。相比之下,大陆就更偏重传授理论,而不太注重教学方法的实践锻炼。记者:能具体谈一下您是如何教授课堂教学技巧的吗?丁钢:比如,讲授讨论法时,学生们被分成几组进行组内讨论,然后小组之间再互相争论。而在讲授合作学习时,可以将一个班分成三组,每组选择一种合作学习模型,然后全班共同分享各组的学习经验。教育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活动,既然是教授课堂教学技巧,就一定要让学生亲身体验各种技巧,而且这些技巧能够产生本身就是教育研究的结果。我们一直在呼吁教育公平,真正的教育公平不是浮在面上,而是体现在课堂里,如果不能让不同差异的学习个体分享和理解知识,就是教育最大的不公平。我们一般只关注教育外部的不公平,却忽视了教育内部的不公平,忽视了我们是否公平地对待每个不同差异的学习个体。香港教育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对学习资料进行学术规范,为全体学生提供了详细的信息,可以让每个学生都实现按图索骥。香港教育在这一点上主要借鉴了西方的一套学术规范,但我想学术规范没有东西方之分,西方很多好的学术规范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此同时,香港的教育也有其自身的问题。以基础教育来讲,它不太有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香港的中小学老师一般要教好几门课,很可能这学期教语文,下学期就改教历史,这样老师就很难做到精益求精,专心钻研自己所教的东西。这一点大陆的中小学老师恰好相反,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专业。体现在教师招聘上,香港的中小学校长会说我要招一个老师;大陆的中小学校长会说我要招一个英语老师或数学老师,这个老师一定是有具体专业的,其自身的发展一定是在所教专业上的可持续发展。我曾跟一些香港的中小学校长谈过这个问题,认为由于对香港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中非专业性的要求,会导致香港中小学教师很难实现自身的专业发展,因为他们缺乏专业发展的动力或欲望。八、教育改革最关键的是要思考如何在碰到体制发展瓶颈时理顺体制记者:《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已经颁布实施,您对《规划纲要》有何看法?丁钢: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涉及到方方面面,我仅列举几点谈一谈我个人的粗浅看法。首先,我感觉最关键的还是体制问题,即如何在碰到体制发展的瓶颈时去理顺体制。《规划纲要》中提出要搞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我们希望这个试点能够真正有效。它应该从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大学,比如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大学开始,因为这些学校取得的成绩会比较有说服力,而一般的大学改革不会有太大的辐射效应。其次,《规划纲要》中特别关注了教育国际化和信息化问题。所谓教育国际化,尤其是高等教育国际化,旨在提升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其核心就在于学科专业的提升。如果以简单的指标来说明大学的国际化水平,一般要求至少分别要有30%以上的国际学生和国际师资,但我们现在连这一最低标准都达不到。所以,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程度,这需要有政策的支持。比如,如果能够通过一些渠道,使中国的大学同国外一些很好的大学进行学分互换互认,这对促进我们大学的学科专业发展是一条很重要的途径。因为互认意味着要通过国外优秀大学的认可,认定我们的某些学科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的国际水准,由此可以为我国高校吸引到一流的国际师资和更多的国际学生。所以,中国在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不能仅仅停留在学习国际文化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实现学科专业的长期发展,它主要涉及学科专业的水平、国际师资和国际学生的问题,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我国高校的国际化水准,从而足以支撑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靠什么?主要靠知识创新。中国目前至少有2/3的科研力量都在大学,如果它们的学科水准提高了,中国达成自主知识创新的目标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我理解的国际化,应是提高中国自己的水平、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规划纲要》中还关注了教育信息化问题,这体现了时代特征,即要用教育信息化去改变我们的教育教学模式,从而推进教育的现代化。可见,教育国际化和教育信息化这两点都是很重要的。再次就是关于改革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的问题。比如究竟是将义务教育往前扩还是往后扩?应该说要实行高中义务教育,还是说普及高中教育,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而且区别还很大,这里的普及高中教育还是指一种非义务教育。而要实行一年(有条件的地区是三年)学前义务教育,学前教育现在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据统计,全国现有60%学前教育是民办的,收费很高,很多家长已经从教育的初始阶段就付不起学费了。所以,国家如果能实现学前义务教育及扩展义务教育年限,将大大减轻民众的教育成本负担。在基础教育阶段,政府肯定要发挥主导作用,就是在非义务教育阶段也应该倡导政府主导,但政府究竟应该如何主导?不可否认,《规划纲要》的整个出发点没有问题,都是从教育改革发展的需求来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