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女性译者身份研究

1文学翻译中女性译者身份的构建第一章绪论1.1研究背景20世纪70至90年代,译学研究发生“文化转向”,翻译活动的历史、文化、政治因素纳入研究范围，翻译不再被看成一种简单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置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多重语境中的复杂过程。翻译理论中传统观念如忠实、等值、“同一”受到质疑。在这种翻译研究的宏大背景下，在西方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的推动下，一批女性主义评论家和翻译家的理论和实践使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得以确立，它致力于揭示和批判将翻译和女性逐入社会底层和他（她）者的状况，破除翻译研究和社会观念中的性别歧视。作为文化身份研究的重要内容，翻译的性别化视角日益受到重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提出“性别译者”概念，肯定了译者性别差异导致的对原文文本意义阐释的不同，丰富了原文内涵，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的创造性。它侧重考察译者本身的性别、观念、意识形态在文本生成过程中的作用，从性别视角审视译者主体性研究，有助于改变译者的从属地位和隐性身份。中国译论在女性主义视角下从性别角度对翻译与女性的从属地位进行女性主义批评，但女性主义对中国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于2002年才真正开始，中国翻译、外语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等刊登的文章基本是评介源自加拿大的女性主义翻译观，较少研究和探讨这一翻译观对中国女性译者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只有孟翔珍、王晓元通过比较同一名著的不同性别译者的译本，发掘了译文隐藏的“性别意识”、“性别差异”。本研究将继续在此基础上分析“性别译者”的内涵，探索女性译者的多重身份和角色，为显现性别差异和性别意识采取的策略，男性译者对女性主义作品的阐释和表现，推动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提高女性译者地位。1.2研究意义中国于上世纪80年代发起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译介活动,在一段时期内,2发掘被埋没的女性作家、翻译女性作品成为一种潮流。西方女性主义的引进拓展了翻译研究领域，为人们反思传统译论中翻译的等值、忠实、译者的主体地位及语言的本质等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从女性主义角度强调翻译主体，重新阐释了翻译忠实观，突破了传统译论的二元对立思维；强调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一种操纵工具（Flotow,1997:8），是女性争取话语权的斗争场所，在翻译中提出语言“性别中性”观点，力图消除翻译中的性别歧视，发展一种性别平等的语言；揭示和维护译者，尤其要突出女性译者在文本生成过程中的作用。为21世纪中国译学建构和翻译实践提供新的启迪和内涵。1.3研究问题女性主义者SherrySimon提出,女性主义翻译的“忠实”既非面向作者，也非读者，是对一项作者和译者共同参与的写作项目而言的（1996：2）。女性主义译者视翻译为再创造，译者承担起阐释者、教育者、专家学者多重角色，对文本进行女性主义的解读和重写，采取种种手段，比如利用译文的“元文本”形式，加写前言、脚注、评论和注释突显女性译者身份，让女性在语言中“显形”，使女性在真实世界中被“看见”和被“听见”。译者本身性别成为文本生成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译者自我身份的建构和确立。那么，中国女性译者的性别角色在翻译中有何种程度的体现？翻译同一部女性主义作品时，同时代的男性译者和女性译者在译文中是否会显现性别差异？中国女性译者对自我身份的寻觅和构建与西方女性主义译者有何不同？1.4研究假设1.假设把一部女性主义作品翻译成同一目的语时,同时代的男性译者和女性译者在译文中会显现性别差异。该假设若成立，就进行文献梳理和案例分析，探讨性别角色在翻译中的作用，对女性译者身份构建的意义；若该假设不成立，则分析其原因，探讨中国女性译者翻译实践的特殊性。2.假设“性别译者”概念存在，而且是构建女性译者身份的最佳途径。若该假设成立，就进行文献梳理和案例分析，探讨性别角色在翻译中的作用和对女性译者身份构建的意义；若该假设不成立，则分析塑造女性译者身份的3途径和方式有哪些。3．假设“性别译者”概念会影响对异性作品的解读和翻译。若该假设成立，则成为立论基础，通过文献梳理和案例分析，探讨译者性别和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了对原作的理解和表达；若该假设不成立，分析哪些因素会对异性作品的解读和翻译造成影响。1.5研究目的本研究采用同一女性主义作品不同性别译者的译本,力图揭示性别语言差异、性别意识对翻译策略选择和翻译行为的影响；探讨译者的“他（她）”者意识，对女性译者身份归类，确立女性翻译主体意识，提升译者文化地位。既然译本成为融合了译者和他（她）者声音的“复调”文本，那么是否意味着翻译成为构建女性翻译主体的途径？女性主义认为，文本意义并非“同一”和“对等”，而是性别的建构手段。译者通过对文本意义的阐释和文本的操纵，在其特定的语境、为特定的目的而构建了特定时期的书写（Flotow,1997:96）。Lefevere也提出，翻译是改写，问题是谁，因为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为哪些读者而改写（1992：7）？笔者试图进一步阐发这些理论，寻找女性译者文化身份的塑造与翻译的关系。女性主义发展经历第二次高潮后，女性主义批评内部阵营出现多元化局面，第三世界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均得到发展，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东方国家，在女性解放方面有自己的成就，应本着“文化对话”的精神，寻求适合本民族、本种族实际的女性主义理论，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达成和谐统一。笔者希望通过对美国黑人女性主义作品的翻译研究，推动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对建立适合中国民族特质的女性主义批评尽一份绵薄之力。第二章女性主义和翻译的历史地位与现状2.1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女性主义“Feminism”最早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用以概括性别平等理论和妇女平等权利运动，20世纪被广泛使用，在当代它泛指主张男女平等的一4种文化思潮，基本出发点是争取女性尊严和平等，向男性中心社会要求平等和权利，在文学创作和妇女批评（gynocritics）中解构男性中心世界和借用男性中心话语。目标是消灭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及社会文化各领域的性别歧视。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妇女的时间》中，把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划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强调男女平等，女人应与男人一样享有平等的工作、经济、法律权利；第二阶段特征是强调性别差异及由此带来的意识形态斗争，从后结构主义包括精神分析入手，解构经典文本，否认男性秩序，颂扬女性特质；第三阶段强调女性主义理论的颠覆性、革命性，本身不能实质化、体制化（转引自陈龙：87—91）。刘军平认为，现代女性主义发展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阶段主要目标是从法律上为女性争取财产权、选举权、受教育权；从20世纪70年代起，女性主义从关注性别平等、性别中立转向性别差异；第二次高潮后，西方女性主义从男女二元对立观发展到多元的性别观，经历了后殖民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发展思潮（刘军平，2004：3—9）。李晓林提出，西方女性主义在解构与建构自己的理论过程中，通过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借鉴，形成了三大学派：马克斯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斯女性主义致力于铲除女性受压迫的根源--私有制，反对阶级压迫；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建立在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学说的批判和借鉴上，从人的心理结构出发，考察女性的身体、语言、欲望等潜意识层面，探讨女性与语言和写作的关系，试图根据女性心理、生理特征，创建“女性写作”理论；解构主义女性主义从对语言的解构入手，着重对菲勒逻格斯中心，即男性词语中心的传统进行消解，吸收了解构主义反对二元对立思维和“互文性”观点，提倡多元思维方式（2001：69—72）。王宁从全球化语境出发，提出女性主义是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基本要求和出发点是不满于女性地位，于是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解构男性中心世界和借用男性中心话语（2000：167—180）。李晓林以后殖民主义视角审视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发展，指出西方女性主义忽视了第三世界妇女由于阶级、种族、文化背景造成的差异，以优等文化自居。作者借用赛义德“他者”概念主张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改写传统主流文化，形成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话语权利观，女性主义批评要在平等对话基础上建立“双声话语”（2003：51—56）。5女性主义最初是一种争取妇女在政治、经济、人权方面与男人完全平等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后来逐渐发展为一种文化思潮。女性主义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第一次高潮发生在一战期间，由英美两国妇女协会推动，目标主要是要求平等参政、平等就业、平等受教育，波伏瓦的《第二性》最早从性别角度探讨了女性为何成为次于男性的“第二性”、“他者”，提出女人并非生来就是，而是后天变成的（Oneisnotborn,burratherbecomesawoman）。自由女性主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流派，主张打破由生理差异造成男尊女卑的生物决定论观点。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黑人争取公民权引发第二次女权运动高潮，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不能改变传统的“性别定型”，妇女在生理、心理、文学批评方面依然受到性别歧视，代表流派有激进女性主义，提出女性是优越的，颂扬女性气质。《性政治》是这一时期代表作，从政治学角度提出，历史上男性和女性关系是一种权利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从诸多方面对男权中心意识进行全面清算。70—80年代，女性主义从关注性别平等转向性别差异，强调女性心理独特性。在差异的名义下，拒绝接受男性符号秩序，强调根据女性生理心理特征建立女性为主体的女性写作（ecriturefeminine）理论，与传统男性价值体系对立。这一时期是女性主义发展第三次高潮，影响持续至今。80—90年代，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呼应，从语言着手，主张妇女通过语言获得解放，着重对菲逻各斯中心（phallogacentrism）解构,反对二元对立，从理论上探讨女性主义本质、特征及表现形式，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研究。代表流派有黑人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反对黑人女性遭受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霸权。女性主义发展各个阶段，都在试图颠覆主流文化，力求改变自身边缘地位，体现弱势群体话语性质，女性/男性关系成为权利关系中的角色象征，民族、阶级、殖民地、宗主国的范畴均纳入理论研究范畴。吸取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各个流派的营养成分，女性主义已经发展为改写传统的主体/他者关系、反对一切文化霸权、在平等对话基础上建构“双声话语”的泛女性主义思潮。62.2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社会性别Gender（社会性别）视角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后，已成为中国学术界重要的学术视角和方法。《父权文化的颠覆和解体》一文中，对社会性别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它是相对于生理性别（Sex）而言的概念，指在一定社会文化中产生的对男女两性的期望、评价，主张：1]用性别平等的眼光审视制度化、规范化的性别角色模式、性别歧视，改变传统性别角色观念；2]尊重和理解女性的经验、需求和利益，将“妇女”放在男女两性指派的社会角色和权利结构中分析，指向性别制度和性别结构。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和女性气质（Femininity）是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上的，父权制等级秩序中，男人是主体，女人是他者，男人总是不断排除、压抑他者来肯定自己，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将男女两性的性别气质和社会角色进行强制性的划分，将其规范化、合法化，造成性别本质主义。在女性主义阵营中，激进女性主义反对男性优越论，强调女性的独特和重要性，强调差异，陷入二元对立和性别本质主义的父权文化思维模式。这种分离主义（Separatism）可能导致逆向性别歧视，性别等级依然存在。“双性同体”是对立的消解，是差异的高扬，目的是为了解构形而上学的男性女性气质划分及二元对立关系，建立男女平权的伙伴关系，在两性和谐共处的基础上争取人最大限度的自由（石平萍，684——689）。李银河在《女性权利的崛起》中支出，属于男性的特征代表正面的价值，属于女性的特征代表了负面价值，男性是精神的、理性的、富于攻击性的、独立的、理智型的、客观的、擅长抽象分析思辩的、属于公众领域的；女性则是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