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邹县东南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他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政”思想，被称为“亚圣”。4《孟子》编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选自《孟子·孟子·尽心章句下》。《孟子》一书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诸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就像今天的教科书一样。《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这部书的理论，不但纯粹宏博，文章也极雄健优美。在借鉴并发挥一批前辈学者的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我注重分析思想体系和命题组合，逐一考察个案，以事实证明“尊君——罪君”的理论结构普遍存在。除无君论者外，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的著作无一例外。因此，我称之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文化范式”。“民贵君轻”是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思想命题之一，其核心理念是：在政治权力本原的意义上，民众比君主更重要。正是对这个命题的深入研究，使我认识到一个更精彩的“立君为民”命题。儒、道、墨、法等重要学派普遍认同这个命题，其中法家的理论贡献尤为突出。慎子的“立天子以为天下”和商鞅的“为天下位天下”就是孟子“民贵君轻”的理论先导。据此，我不仅找到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体系的突破口，而且也看到了现代崇儒者的众多说法与历史事实相悖。在宋元明清，写有“民贵君轻”的《孟子》是官方学说的主要载体。面对陈独秀、胡适等不是民主的断语，现代崇儒者固执是民主或反专制的论点。他们不仅一再强调先秦儒学的民主精神被后儒和帝王篡改、阉割、压制，还常常以明太祖删节《孟子》为重要论据。但是，这种说法经不起事实的检验，这里仅举三类事例一是大书揭之殿两庑壁明太祖曾命人将《大学衍义》“大书揭之殿两庑壁”。这部“帝王之学”是宋、元、明、清皇帝与皇子的必读书，其中有专门阐释孟子“民贵君轻”的段落。二是众多皇帝认同“君为轻”例如，汉高祖认同的“王者以民人为天”，隋炀帝标榜的“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唐太宗论证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等，都将民众置于相对重要的地位。许衡依据“民为重，君为轻”论朝政，元世祖大加赞赏。元英宗告诫臣下：“朕思之，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明成祖恢复《孟子》原貌，颁行《四书大全》，御制《大学衍义赞文》。丘濬著《大学衍义补》，引据“民贵君轻”论说治平之道。明孝宗、明神宗为之作序,下旨刊行。康熙帝撰文赞扬文天祥依据“君为轻”拥立宋端宗“实千载忠臣之语”。乾隆帝曾吟诵“藐予小子识君轻”和“自昔识君轻”的诗句。在《钦定四库全书》中，“民为贵”、“民为重”、“君为轻”之类的字眼不胜枚举。三是科举考试要求通晓民重君轻例如，明朝隆庆进士黄洪宪的科举制文《邠人曰》写有“民为贵，社稷次之”。万历丙戌会试会元袁宗道的策试答卷，申说“帝天之命，主于民心”，阐释“天为民立君，君为天重民”，主张君主“不敢一念一事，自先而后民，自贵而贱民，自勇而弱民，自智而愚民”，还以激切的文字抨击“靡所顾忌”、“恣行胸臆”的暴君。这份答卷博得考官们的激赏，写出“必雅抱忠忱，期摅匡翼者”的评语。天启四年举人艾南英题为《民为贵》的科举制文依据“天为民而立天子”，深入解读“民贵君轻”。黄洪宪、艾南英的文章均收入清乾隆帝下令编纂的《钦定四书文》，以作为衡文绳尺。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自从《孟子》被列为科举考试必读书之后，朝堂之上、著述之中援引“民贵君轻”及其基本思路的事例越来越常见。在特定情境下，朝臣们甚至会依据“君为轻”而另立皇帝。沿着这个线索，我发现一批重要的儒学命题始终处于统治思想的核心地位，构成官方学说的理论基础。诸如被说成“反专制”的“天民相通”、被说成“人民主体”的“民心即天心”，被说成“非程序民权”的“汤武革命”，被说成“民主思想”的“天下为公”等等。只须大致翻检一下《钦定四书文》就不难发现，凡是想走科举仕途的人都必须弄懂这些道理。儒家思想简介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孔子：仁爱；孟子：仁政“仁”：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差别的爱。而这个“爱”体现在孝、悌、忠、信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上。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孟子（一）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大约二千五百年前，我们的历史出现一个非常紊乱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我们历史文化转变的伟大时代。孔子是春秋时期，孟子是战国时期，春秋战国衔接起来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是我们民族最痛苦的阶段，打打杀杀，乱作一团。但同时又是百家争鸣、诸子挺秀的时代，也为我们后世子孙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董仲舒：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董仲舒认为，在那个时代，各国诸侯之间的霸业，都不培养道德的政治基础，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谁也不相信谁，彼此不敢轻易亲近，所谓“德不足以亲近”。对于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关心，只顾现实，而无高远的见地。国与国之间，没有像周朝初期那样远道来归的国际道德关系，所以说：“文不足以来远”。因此只有用战争来侵略别人。但是他们每次在侵略的战争上，却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说自己要侵略别人，而是找些借口来发动战争，这就是“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他说，春秋时代几百年的战争，都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说，春秋无义战。在那样现实的时代环境中，孟子始终为人伦正义，为传统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号，绝对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而有丝毫转变。所以，他所继承孔子的传统精神，以及中国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学观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样，也成为由古到今，甚至将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战国时期，魏国出了一位名王魏文侯，他是孔子的名弟子七十二贤人之一，子夏的学生,接受孔子经学的熏陶。他把魏国打好基础，变成战国初期的一个文化强国。在政治方面，他起用了历史上有名的名臣西门豹，主管河内（今河北及陕西，山西部分地区），成为中国政治史上内政修明的典范之治。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继起，他用了历史上名将吴起，同时与韩，赵灭掉宗主国的晋国，而三分其地。魏武侯死后，他的儿子继位，干脆直接称王，叫魏惠王，也就是孟子所见的梁惠王。历史上的名将孙武子的孙子——孙膑，打垮他同学庞涓的一场著名战争，那个庞涓，便是魏惠王亲信的大将。在这以前，魏惠王也曾有过赫赫的战功，打败过韩国，赵国，宋国。而且还能威胁到鲁，卫，宋，郑等国来朝，和他建交。同时也一度和秦孝公在外交上建立短暂的和平。可是魏惠王没有重用商鞅，后来商鞅投奔到秦国，三次游说秦孝公，秦孝公接受了他的计划，变法图强，富国强兵，奠下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基础。过了两三年以后，商鞅又说动了秦孝公，出兵打魏国，用诈术欺骗了魏国的前线指挥官魏公子印，打了胜仗，使魏国割让了河西之地求和。才逼得魏惠王迁都大梁。这时候，梁惠王才深深悔恨自己当初的决定。孟子见梁惠王，也便是梁惠王最悲愤难受的阶段。他与齐国一战，损失了大将庞涓，同时太子申被掳。又与秦国一战，损失了公子印，割让了河西之地，迁都大梁。实在是他心里最难过的时候，所以他想网罗礼聘外国的人才，例如在齐国闻名的客卿驺衍，淳于髡等人，也都受过他的邀请。尤其他对驺衍的莅临，曾经亲自到郊外去欢迎他，很隆重地待以上宾之礼。他是受到商鞅这一件事的刺激，很想找到一个振作图强的能臣，来恢复他父祖的光荣局面，甚至能进而窥图霸业。（二）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批判统治者荒淫挥霍，无视人民的生存权，以至于“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二是强调人民的生存权，必须保证暴行首先“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否则无异于“率兽而食人”的独夫民贼。三是强调统治者首先必须获得民心，并进而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的观念，把民本思想升华到一个相当自觉的政治道德境。孟子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即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这里所说，实际涉及到了君王、政权、民众的关系。照孟子的说法，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有民、天子、诸侯、大夫几个方面。社稷是祭祀古神土神之处，如果以洁净的供品按时祭祀，却仍不能免去水旱灾害，就应该变置它。社稷是一个政权的象征。这实际是说，一个政权不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就可以改变它。一个人得到诸侯的喜欢，就可以做大夫。一个人得到天子的喜欢，就可以做诸侯。在这层层结构中，天子具有最高的地位。但是他只有得到民众，才能做天子。如果天子失去了民众，才能做天子。如果天子失去了民众，也就做不成天子了。孟子几次谈到汤伐桀、武伐纣的问题。桀、纣酷虐，施行暴政，受到了民众的反对，虽然他们居于君位，但实际上失去了做天子的资格，最后被汤武所灭。而汤、武能“救民于水火”，所以受到民众的拥护。在民众的支持下，他们取得了天下。可见，在孟子看来，政权的更迭，君王的易位，都取决于民众的态度。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民众是基础和前提，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君和民相比，民的作用更为重要些。孟子从桀、纣覆灭的历史经验中分析了天下得失的根本原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天下之得失在于能否得民，而能否得民又在于能否得到“民心”，即能否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桀、纣之失民，实际是失去了民心。反之，汤、武无敌于天下，就在于“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顺从了天下民众之心。战国时期，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