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3

在探索中国式道路上曲折前进•为何此时提出“中国式”道路？•赫鲁晓夫其人（1894－1973）•请阅读徐隆斌《赫鲁晓夫传》，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请阅读•（法）纪德《访苏归来》，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华科超星图书有下载。•请阅读学者蓝英年的有关著作一、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新探索•调查研究，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各类矛盾的尝试•党与人民的矛盾：“民主整风”反右运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对国际社会主义集团的冲击:•在斯大林肃反运动中枉杀无辜的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他使历代残暴的沙皇都显得十分仁慈！肃反是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发生的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30年代初，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为巩固个人的独裁政权，斯大林疑忌每一个手握权柄的人。于是就以各种莫须有罪名，大肆杀戮可能对他有威胁或潜在威胁的人。以1934年12月1日发生的基洛夫遇刺事为导火线，展开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斯大林授意，苏联刑法作了如下修改：侦查恐怖活动不得超过10天；有关结论于开庭前一天交给被告；判决一经作出，不得上诉、不得赦免；极刑立即执行。1935年1月审讯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名前反对派分子，罪名是他们在托洛茨基指使下，组织了“列宁格勒总部”、“莫斯科总部”等地下反革命组织，阴谋暗杀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洛夫被害就是他们策划的。被告1936年8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此后，清洗镇压的规模迅速扩大，全国掀起了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运动。1937年，苏联肃反运动达到了高潮。1937—1938年间审理的要案主要有：以中央委员皮达可夫、拉狄克为首“反苏托洛茨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国防部人员委员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以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为首的“右派—托派反苏联盟”。这些案件的被告都以“人民公敌”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肃反运动使许多无辜者遭到逮捕和杀害，基本上都是冤、假、错案，它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给苏联人民造成了巨大的、难以弥补的伤痛，直接、间接被处死者不下1000万人！。1934年初，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后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有斯大林、基洛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泽、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安德烈也夫、古比雪夫、加里宁、科西奥尔、楚巴尔等11人，奥尔忠尼启泽愤而自杀，科西奥尔和楚巴尔被杀，基洛夫等多人实际上也是被谋杀。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米高扬、彼得罗夫斯基、什维尔尼克、波斯蒂舍夫、鲁祖塔克、埃赫等6人，其中波斯蒂舍夫、鲁祖塔克、埃赫等3人被杀。•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有51名被处决，2名被迫自杀；68名候补中央委员，有47名被处决。列宁建立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连列宁在内共15名委员，有8名被处决或瘐死狱中，1名被驱逐出苏联。肃反运动开始前6名元帅中，图哈切夫斯基、加马尔尼克、叶戈罗夫、勃留赫尔等4名被处决，只留下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在195名师长中杀掉110名，220名旅长中杀掉186名，海军舰队司令员只留下1名。航空国防委员会和化学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清洗。工业建设领域，经济和文化科学领域杀戮干部的情况也是极为普遍！因之直接间接受害者不下千万人（滥杀是所以集权专制国家的共同特性——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问题。）令人震惊还有如下统计数字：1935-1940年，因被指控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而遭到逮捕的苏联公民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镇压主要集中在1937-1938年（逮捕1548366人，处决681692人）。大清洗的浪潮波及到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在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之中，有98人被逮捕并无一例外地被枪决，在1966名拥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大会代表之中，遭到逮捕的有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注：柬埔寨信奉社会主义的红色高棉政权，在全国杀掉了四分之一的人口。据查，基洛夫被害，多半就是与联共（布）党内当时还存在着的某种民主形式有关。比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当时代表们可以进行不记名投票，而不是举手表决。比如，基洛夫还可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不赞成斯大林的意见。但正因为如此，基洛夫不幸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比斯大林多得了数百票。但这样一点民主并不能阻止斯大林擅改投票结果，更不能阻止他对基洛夫的谋杀。参加这次投票的大会代表和新选出来的这一届中央委员，乃至各地党政基层领导人之所以随后大部分均被镇压，原因也显而易见。经过调查，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98人被害，第十七代表大会的1225名正式代表中，1108人被害。报告没有提到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负责人以及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等，被害的比例甚至更高。俄罗斯联邦州党委和执委成员90%被镇压，多数市、地方和区党委均被摧毁。苏联红军及海军中的高级将领也没能逃出厄运。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5个元帅中的3个，4个一级指挥员中的3个以及所有的集团军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半数的团长、绝大部分政治委员，多达约5万重要的军事政治干部被杀，更多的干部遭到清洗。战争爆发时，只剩下7％的军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75％的军官担任他们的职务不到半年时间。仅1936－1939年间，苏联因为政治原因被清洗和杀害的人数有数百万人之多，远远超过毛泽东“估计”的100万。何况，这些人也并不是毛泽东所说的那些社会上的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东霸天、西霸天”（可见毛、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斯大林自己的同志和他们无辜的家属！已知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仅被囚禁和被流放的人数，也已超过1000万人，这更是远远超过当时中国关管的那二百多万人。最为令人震惊的是，所有这些屠杀自己同志的命令，大都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据已经公开的档案，1938年8月20日一天斯大林就亲手批准枪决了所谓“人民敌人”及其家属735人（孩童达到10岁即负刑事责任）；当年12月12日斯大林一次亲手批准枪决的军事干及其家属更是创纪录地达到3167人。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大量杀害共产国际领导人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大批干部，几乎都被杀害。相反，那些被本国政府逮捕关押的共产党人却大都活了下来。斯大林还使用各种暗杀手段到海外去除掉自己的政敌，如暗杀托洛茨基及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等。在斯大林指挥下尤为触目惊心的一次集体屠杀外国人的行动，是已经众所周知的卡廷森林事件。在1941年，继解散波兰共产党，杀害了其在苏联及欧洲的几乎所有党的干部以后，斯大林竟然又一次下令枪杀了2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和在押的其他波兰人。采取这样一种几近病态的野蛮屠杀来对付自己的同志，能够被说成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或其他革命的目的，在认识上出现偏差而犯的“不自觉”的“错误”吗？能够简单地用斯大林个人品质不好或什么个人崇拜之类的理由来加以解释吗？甚至，单纯用民主发生“退化”的说法也不能说得清楚。因为，假定苏联党和国家真的曾经有过比资本主义国家略为完善些的民主体制，很难想像斯大林能够如此容易地取得独裁者的地位和对自己人大开杀戒。•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毛泽东说这是他们没有大张旗鼓的杀反革命而自食其果）•三大改造完成，而苏联模式似乎是“坟墓”;斯大林的独裁专制和残暴滥杀以及波匈事件，对中国领导层产生了冲击，他们似乎要引以为戒（随后的发展表明，毛经此事件后，手段更高明，严防反对最高领袖的事件在中国重演。他甚至认为赫鲁晓夫很愚蠢，认为反对斯大林就是反他自己；认为如果赫鲁晓夫多搞个人崇拜，他就不会下台，一定能永远保持自己的领袖地位到死。而毛是坚决反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所以出现了中苏分歧。毛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比斯大林肃反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现在要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苏联的样板似乎不能“再学”了。二、探索的“纸上成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中共八大的召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之所以言其是纸上成果，是因为随后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历史”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请注意：法国当代结构主义大师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论十大关系》十大关系（陈伯达起草）•1、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更快地增加资金积累，可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稳固些；2、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上，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基地，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3、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更大的进步；4、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三者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5、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6、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巩固各民族的团结；7、在党和非党关系上，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8、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一定要分清敌我，采取正确的政策，给他们以自新转变的机会；9、在是非关系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看二帮；10、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明确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但是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中共八大中共八大中共“八大”（1956年）•第一，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的转变，刘少奇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这实际上提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的重大决策。•第二，在经济建设方面，周恩来强调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八大以后，陈云还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经济计划必须保持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的观点。•第三，在经济体制方面，陈云提出在所有制、生产和流通领域，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的构想即以公营经济、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为主体，以个体经济、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为补充。•第四，强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第五，在文化科学领域，中共八大确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文艺和科学工作的指导方针。在此之前，周恩来还代表中央在1956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为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提出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第六，在党的建设方面，邓小平在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和个人崇拜。第七，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刘少奇还以波匈事件为鉴戒，强调要反对党内存在的各种不正之风，取消干部特权。双百方针双百方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背景：夺取政权后，由于党的部门中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腐败等问题的存在，1956年下半年开始，在许多城市出现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发生了闹事即当时所谓“反革命暴乱”的情况（与苏联惊人相似）。据“官方”的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全国有多起共约10000多工人罢工，10000多学生罢课请愿。在农村中，夏收以来不少地区接连发生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对时局变化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思想日趋活跃，批评教条主义，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当时这些暴乱是完全被严密封锁的“造谣事件”或者是反革命分子、未改造好的敌对分子的“诽谤”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