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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朱熹、王陽明關於《大學》“至善”概念的不同闡釋——以明代“大禮議”為視角作者：曾亦閱讀數：4269發表時間：2015-05-1709:29:58曾亦作者簡介：曾亦，男，西歷1969年生，湖南新化人。曾任職於復旦大學社會學系，現任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經學研究所所長。兼任復旦大學儒學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儒學研究會副會長。著有：《本體與工夫—湖湘學派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共和與君主—康有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主編《何謂普世？誰之價值？》（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朱熹、王陽明關於《大學》“至善”概念的不同闡釋——以明代“大禮議”為視角作者：曾亦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原載於《國學學刊》第三期，2012.9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廿九日癸巳【摘要】朱子與王陽明之學術異同，歷來學者頗論之，然多從心性學的角度著眼。本文則立足於嘉靖時期的“大禮議”事件，試圖從經學的角度來重新審視朱子、陽明關於“至善”問題的討論。由此，我們發現，陽明針對朱學流弊而提出的“致良知”之學，若落實到現實政治層面，卻導致了明世宗壹系列尊崇本生父母的率性之舉，不僅破壞了儒家的基本禮制，而且對晚明的政治生態造成了極為消極的影響。【關鍵詞】朱熹、王陽明、大學、至善、良知、大禮議《大學》首章雲：“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關於“至善”之義，朱子《大學章句》以“事理當然之極”訓之，陽明《大學問》則以“至善之在吾心”以明其義。蓋朱子在事上言至善，而陽明則在心上言至善，可以說，朱子與陽明學術之差別，實與二人對《大學》“至善”概念的不同理解有關。然朱子與陽明對“至善”的不同理解，又可溯源於儒家內部對古禮精神之不同把握。古禮之精神本為“尊尊”，此與西周宗法制結構有關，蓋宗族以“尊祖敬宗”為目的故也。然自春秋以降，宗法崩壞，社會之基礎遂壹轉而為小家庭，而家庭之基本原則為親親，尤以孝道為親親之主要表現。《荀子》講“稱情而立文”，即以古禮出乎孝親之人情也；至於《論語》謂“仁而不仁，如禮何”，以及《孟子》“義內”之說，其意皆在強調古禮之精神為人情，即“親親”也。可見，春秋、戰國之際，古禮之精神實有壹根本轉變，即由“尊尊”而至“親親”也。朱子與陽明的“至善”概念，素來屬於心性之學的討論範圍。然而，當我們回到嘉靖初年的“大禮議”事件，則不難發現，這些抽象的心性命題實與當時的政治現實相關聯，甚至左右到當時議禮諸臣的政治言論和行為。今日學界常常視宋明理學為漢唐經學之後的新儒學形態，似乎經學已失去了往日之影響和政治功能，然而，我們通過對明代“大禮議”事件的重新考察，似乎完全顛覆了這種看法。因為壹方面，經學與現實政治問題的關系更為密切；另壹方面，不少心性問題其實可以與經學中的問題相互置換，而且，通過這種置換，心性學說的政治內涵才得以充分展現出來。本文試圖把朱子與陽明關於“至善”概念的討論，與經學中禮制與人情之關系問題結合起來考察，而且，如果我們站在“大禮議”事件的這個角度，這個問題還可以置換為繼統與繼嗣、大宗與小宗這類更具體的經學問題。通過這種置換，我們將發現，宋明理學中的“內聖”學說，其實是可以在經學方面展現其“外王”建構的。壹古禮之基本精神：尊尊？抑或親親？《禮記•大傳》雲：“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蓋尊尊以事祖禰，親親則以處子孫，尊尊與親親二者，實為家庭或宗族中的兩項基本原則。《大傳》又雲：“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至於聖人治理天下，以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為人道之常，而親親、尊尊為其二端。王國維甚至以為，有周壹代之政治制度，莫不出於親親、尊尊、賢賢、男女有別此四項原則，而親親、尊尊亦在其中。可見，小至家庭，大至天下，皆不離乎親親、尊尊此兩項原則。公羊家論殷周制度之異，以為周尚尊尊，而殷尚親親，可見，周禮之精神在於尊尊，與殷禮不同。不過，春秋中晚期以降，宗法崩壞，構成宗族之基礎的小家庭遂脫離宗族之籓籬，而成為社會之基本單位，此後，家庭中之固有倫理，亦即親親之精神，遂不為尊尊此種宗族倫理所壓抑，而成為社會之普遍倫理準則。觀乎《儀禮•喪服》中與諸侯、大夫有關之喪服，多有因尊而降其服之文，尊尊之義對親親之情的克制，極是明顯，此實為宗族社會的基本要求。宗族有大宗，有小宗，小宗乃五世同祖之血緣團體，其性質猶後世之家庭也，大宗則為出於共同始祖之族人。然自秦漢以後，中國家庭之規模恒小，不過兩世、三世共居之小家庭而已。小宗之內，或親或尊，皆可藉孝道而得維系。至於大宗，雖有共同始祖之親，然皆在五服之外，俗語謂“遠親不如近鄰”，可見族人血親之疏也，則不得不建宗子之尊以統率族人。族人尊祖，又敬出於始祖之世世嫡長子，即宗子也。可見，宗族蓋以尊尊為第壹原理，與家庭之尚親親實不同也。《喪服》定族人服宗子，與庶民為國君服同，皆齊衰三月，蓋親雖不過三月，然尊則至齊衰，此等喪服足見孝道之局限，亦見君道之實質也。族人之於宗子，猶庶民之於國君也。是以就壹家而言，能以血親而相屬，而尊道不過見於父子、祖孫之間而已，其余則報矣。此尚為孝道之所施也。至於壹族而言，《大傳》謂“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族人間雖有百世而婚姻不通之親，有合族而食之誼，然畢竟疏矣，故尊大宗為君，服齊衰之等，蓋非此不足以摶聚族人也。至壹國而言，君以孤寡自處，其子孫自兩代、三代以後，乃別自為族，不得稱公子、公孫，遑論壹國之庶人乎！是以《禮記•禮器》雲：“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上下尊卑之嚴如此，蓋以其親疏，而不以血屬，是以不得不尊君至極以率眾臣民也。雖然，家庭之中亦有尊尊之義焉，故《喪服》以父為至尊、母為私尊，至於兄之統弟，亦有大宗統小宗之義，皆得為尊也。父子、母子之間，以至親之故，其尊或出自然。若兄弟之間，親恩不及父子，四體之等夷亦不若首足之有尊卑，故弟之尊兄，甚難為情也。兄弟尚且如此，至於君之於臣，至於庶民，非尊之至極，實不足以率眾也；而臣、民之於君王，非卑之至極，亦不足以戴上也。古代國家如此，至於現代之國家，政府與百姓絕無親緣可言，親親之情僅見於家庭，而絕無可能擴充至公眾生活。是以政府之自尊又遠邁古人矣，而人民雖假以主人之虛名，然其卑亦遠遜古人也。唯其如此，人民與政府始能團結壹致，萬眾壹心。至於古代之國家，天子尚能親諸侯，諸侯尚能親大宗，大宗尚能親小宗，小宗之內各以其服相系屬，上下用情，則周制雖文，然能用親親以相綴屬，“君有合族之道”，則尊尊之義亦不若現代國家之甚矣。人類本由血緣而相綴屬，則自生民之初，即尚親親之義矣，如母子之親、兄弟之親皆起源甚早。《禮記•郊特牲》雲：“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易傳》雲：“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毛傳》：“夫婦有別則父子親。”其意皆同。蓋人類由從母而居，漸而至於從父而居，女子出嫁之前，或未能別男女，至其婚後，則有男女之大防。此時子知其父，父亦知其子，如是而生父子之親。否則，男子若不能確信其子為其所生，如何能親之愛之？因此，對男子而言，唯其親生，始能親其所生矣。此為人之常情。不獨古人如此，今人亦何嘗不如此？可見，父子之親殆為後起。儒家講親親之義，尤重父子之親，非必追溯至母子之親，蓋以人類文明始肇始於此也。更後，人類由親父而進於尊父。《喪服傳》雲：“野人曰：父母何算焉。”據賈公彥疏，居於國外或城外者為野人，與“都邑之士”相對，蓋遠於政化也。周禮崇尚等級尊卑，野人居於城外，不為周禮所化，故不知父尊母卑之義。因此，不獨今人崇尚男女平等，其實人類早期亦經歷過此種階段，即唯知親父，而不知尊父。今日概謂父為“父親”，孰不知父亦當有“父尊”之名。因此，《喪服傳》釋父服何以斬衰，即謂“父至尊也”。據此，父子之相親，同時亦有尊父之義矣。《喪服傳》以父子、兄弟為壹體，是為至親，又謂夫妻牉合，亦壹體之至親也。雖然，《喪服》猶以妻為夫服斬衰三年，而夫為妻不過齊衰期年，蓋以夫為至尊，故夫妻不平等如此。如是，家庭雖至親之血緣團體，然無論父子、兄弟、夫妻之間，皆有尊尊之義焉。可見，儒家言孝道，實兼二義，子女不獨親父親母，亦當尊父尊母，且以父為至尊，母為私尊，母尊實屈於父尊也。至於夫妻之親，亦有尊卑，所以能相親相敬也。此二種意義，雖見於其他民族，然唯儒家始能盡揭諸明白。因此，儒家對古禮精神的把握，實兼尊尊與親親二義，若偏重壹義，則失禮意矣。二《大學》中的“至善”概念及其闡釋通常對“至善”的理解，多與“善”無別，猶言“極好”也。朱子本人即有類似說法，如《朱子語類》卷14雲：至善，只是十分是處。至善，猶今人言極好。至善是個最好處。若十件事做得九件是，壹件不盡，亦不是至善。然而，朱子又有非常特殊的解釋，即在事上言“至善”。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大學章句》）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苛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壹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大學或問》）問至善。先生雲：“事理當然之極也。”“恐與伊川說‘根其止，止其所也’之義壹同。謂有物必有則，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所謂‘止其所’者，即止於至善之地也。”曰：“只是要如此。”（《朱子語類》卷14）若在事上言“至善”，然事物有千差萬別之不同，則每事每物之“至善”當各各不同，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之類，換言之，不同事物裏面包含的道理不同，則至善亦不同。朱子又以“莫不各有本然壹定之則”為“定理”，又以此“定理”即是“物理”，即是“至善”之所在。事理既在我心之外，則須通過學習以得之。朱子曰：但其間節目，須當講學以明之，此所以讀聖賢之書，須當知他下工夫處。今人只據他說壹兩字，便認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止此而已，都不窮究著實，殊不濟事。（《朱子語類》卷14）不僅壹事壹物各有其理，即便就壹事壹物而言，裏面猶有種種“節目”，當讀書講求以明之。可見，朱子重讀書，實與其對“至善”的此種理解有關。若荀子隆禮，亦不得不重聖人之制作，不得不學以得之，其思路即與朱子相近。至於陽明，其對“至善”之理解，則頗不同。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也。至善之發現，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彜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壹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大學問》）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後誌定。”曰：“然。”（《傳習錄》卷上，陸澄錄，87條）顯然，陽明主張在心上言“至善”，以為即是“良知”，且批評朱子“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既在心上言“至善”，則理壹也，且良知本自具足，而萬事萬物之理，皆出於吾之壹心而已。誠如此，自無須事於讀書，唯明吾心足矣。《傳習錄》中頗載陽明否定讀書之言論，茲錄數條如下：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壹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壹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