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终极关怀

朱熹的终极关怀（作者单位为：中共中央党校）一以往的伟大思想家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们对某些问题作出了其独特的回答，而在于他们为了得出这些答案所经历的痛苦艰辛的思想历程和生命历程，在于他们发现或重新发现了那些迫使他们不得不寻求解答的问题本身。当我们越过他们的思想结论，追溯他们的思维轨迹，深入到他们的历史处境之中，与他们一同感受时代的困惑、社会的矛盾、内心的煎熬和生命的冲动，我们就会立即发现，他们最终关注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其个人利益、社会地位或时代局限之外(尽管这些因素常常左右着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那么曾经令他们痛苦焦虑的东西，至今还在我们的生活里蔓延；那些总是使他们割舍不下的东西，至今还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于是，他们的生命便涌向我们，并引领我们深入生存的本源，追问生活的意义，探寻世界的未来。朱熹就是这么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象其他所有的伟大思想家一样，朱熹历来所遭受的诋毁同他所得到的赞誉一样的多，尤其是近代以来，在新社会对旧社会彻底否定的时代潮流的冲击下，朱熹很自然地被推为旧社会最典型最权威的思想代表之一，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社会的严厉审判。即便那些同情朱熹的学者，也不得不撇开思想中具体的现实内容，只就其纯哲学的普遍形式方面，赞叹其体系之博大、思辨之缜密；而更多的学者则紧紧抓住其思想与当时现实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集中强调其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保守性乃至反动性。诚然，这些研究都有其合理的理论基础和可信的材料依据，因而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朱熹思想的某些侧面。然而，朱熹思想中，也存在着大量与此不同甚至明显矛盾的其他方面。他对思辨体系的执着经营，并非仅仅出自对纯哲学的自然兴趣；他对现实社会的种种解释，并非仅仅为了对自身利益的本能维护或对专制制度的刻意美化。事实上，朱熹在现实社会面前，始终抱持一种严肃的批判立场，并且始终标举着一个据以批判现实同时又超越现实的价值标准。如果我们要完整地把握朱熹的思想，如果我们要真正弄清朱熹思想体系中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哲学命题的全部底蕴，我们就不能不首先辨明朱熹据以评判一切并据以建立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最底层最根本的价值标准。为此，我们必须从朱熹生命的全过程中，从朱熹思想的全方位中，重新理解他对时代精神的感受和把握，重新理解他对个人和社会之终极意义的总体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跨越他一系列具体的哲学结论，直接深入到他全部精神生命的深层，追究他的终极关怀。二谈到“终极关怀”，我们不能不提及美籍德国神学家保罗·蒂里希(PaulTillich)，因为就是他叫响了这一称谓。在蒂里希那里，终极关怀(又被译为“终极关切”或“终极眷注”)是一种与初级关怀相对的精神活动，与初极关怀指向人的直接的和初级的利益不同，终极关怀指向生命的根本的和最高的需求，指向那种决定人的生存并赋予人的生存以意义的终极力量。“人最终关切的，是自己的存在及意义。‘生，还是死’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终极的、无条件的、整体的和无限的关切的问题。人无限地关切着那无限，他属于那无限，同它分离了，同时又在向往着它。……人无条件地关切着那么一种东西，它超越了人的一切内外条件，限定着人存在的条件。人终极地关切着那么一种东西，它超越了一切初级的必然和偶然，决定着人终极的命运。”①由于终极关怀的对象是超越一切的无限绝对和最高主宰，是人的存在及意义的终极源泉，因而对它的关怀便具有终极的、无条件的、整体的和无限的性质。无论如何，人总会有所需求、有所企盼、有所眷注、有所关怀，正是在这些需求的驱动下，在这些企盼的牵引下，人才获得了某种意义。然而任何具体的初级关怀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它只能给人带来有限的、易逝的意义。初级关怀总是与特殊的、偶然的境遇相关，既可以通过现实的途径直接满足，又可通过别的关怀将其取代。当某种初级关怀得到实现或被取代之后，原有的意义也就消失了。蒂里希认为，初级关怀之所以成为可能和必要，是以人的终极关怀为先决条件的；同样，有限的意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呈现，也是以终极关怀所引起的无限意义为前提的。与此同时，终极关怀之所以是终极的，乃在于它本身是无条件的。它无需任何前提，只要人活着就会显现出来。“眷注的无条件的特性意味着它涉及我们生活的每一时刻，涉及每一空间，每一领域。”②作为基督教新教神学家，蒂里希认定，终极关怀的对象只能是上帝，因为“决定我们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那个东西”是无限的，而无限的对象是不能从人的有限存在自身之中去寻找的。由于人类已经“普遍沉沦”，其“本质的善”与其“实存的状态”已经分离，人类不可能自救，只能通过“某种超出本质和实存的‘第三者’”即上帝来拯救，使人类本质和实存的分裂重新弥合。③于是，蒂里希把两种东西排除在终极关怀的对象之外，即孤立的个人存在和孤立的社会结构。他批评了那些只关注个人存在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指出仅仅分析人的存在结构只能揭示人的永恒的存在困境，并不能发现人的存在的无限意义；同时他更反对那些只关注社会结构的人，认为把“社会地位或者经济力量、种族优越或者民族骄傲”这类有限而无常的东西当成自己终极关怀的对象，实际上就是把自己无条件的信赖和执着献给某些仅仅值得初级地投身于其中的东西。因为“这种关切对象并不是真正终极性的，而且它没有力量救助我们的存在，没有力量赋予生存以一种时间长河或人世沧桑都无法毁灭的意义”，④因而将终极关怀指向这类短暂易逝的东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形而上学的幻灭”。⑤蒂里希主张将个人存在的剖析与社会结构的考察结合起来，由前者进入生命的深度，由后者扩展生命的广度，并从二者的联系中确定个人和社会存在的真实性。他把前者称为“垂直维”，即“通过个人生存的方式”达到对存在的认识；又把后者称为“水平维”，即“通过历史一政治处境的方式”达到对存在的认识。⑥只有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最后达到生活的超越性层次，即宗教层次或终极关怀层次。由于蒂里希所抱持的存在主义的立场和宗教神学的立场，他坚持以“垂直维”审判“水平维”，使“每一个历史时代都处在垂直维的审判之下”，⑦然后又经过对“垂直维”的超越而最终通向信仰的彼岸——上帝。⑧三当然，我们不必拘泥于蒂里希对终极关怀所作的种种限制性规定，完全可以从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这一概念。从宽泛的意义上说，终极关怀总是以追问人的存在、意义和终极命运为其主要内容，它是人的精神生命的最高形式，是人的全部思想和行动的最底层的原动力，是对人的生存本身的无条件肯定，是为人的无限需求寻求彻底满足的生命投入，是对人的生存的根本问题予一终极解决的精神冒险。通俗地说，终极关怀就是一种信仰、一种追求、一种寻觅，即：信仰某种强大得足以使自己放心地把整个生命托付给它的终极力量，追求某种由终极力量决定的值得自己为之献身的价值理想，寻觅某种能够使自己的理智和情感的需求同时得到满足的安身立命之地。一句话，终极关怀即是人的精神归宿。它决定着人的价值判断和生活态度，并构成了人的生命深度。首先，终极关怀是对人的生存本身的无条件肯定。生存，是人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活动的第一前提，是人的一切价值和意义的直接源头。然而，人之所以不断地追问意义的源头，就是因为意义本身是可疑的；人之所以无限地关切存在的确定性，也是因为存在本身是偶然的。意义的相对性和存在的偶然性，构成了人的生命的有条件性，终极关怀乃是一种信仰，其实质就是对人的生存之有条件性的否定，就是要把人的生存从有条件的状态提升到无条件的状态。当人们迈过意义的源头并进一步追溯存在的源头时，往往会达到某个无限的终点，如上帝、真主、真如、天或自然等，通过这个无限者，赋予存在以无可置疑的确定性。表面上看，存在的确定性之获得是无需前提的，但一个唯物主义者或一个理性主义者，完全有理由把这个作为存在源头之无限终点还原为对存在本身的抽象或对象化，并且就是通过这种抽象或对象化，具体的存在之有条件性被否定，从而使人们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那种由意义的相对性和存在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困惑和焦虑得到消解。因而，尽管不同的信仰和宗教对人的生存的肯定有不同的途径和方法，但肯定本身是无条件的。其次，终极关怀就是寻求对人的无限需求的彻底满足，终极关怀是人的需求的产物。终极关怀之所以不同于初级关怀，就在于初级关怀源于人的有限需求，而终极关怀则源于人的无限需求。人的有限需求无限的多，而人的无限需求则只有一个，即追求生存的无限确定性。有限需求的实现，只能给人带来有限的满足；而无限需求的实现，则可以给人带来无限的满足。无限多的有限需求是分层次的。需求层次的提高，意味着对生存质量的要求的提高，高级需求是对低级需求的否定和超越，而无限需求是对有限需求的否定和超越。与此相应，终极关怀也是对初级关怀的否定和超越，然而我们决不能以简单的方式来理解这种否定和超越。由于终极关怀对生存的无条件肯定，决定了它在否定初级关怀的同时，又为初级关怀提供了意义保障和动力来源。正如高级需求同时也为低级需求提供了某种意义支撑一样，元限需求也为有限需求提供了终极的意义支持；正如有限需求为人的生存活动提供了有限的动力一样，无限需求也为人的生存活动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无限动力。在这种意义上，终极关怀为人的生存铸造了一根不可替代的精神支柱，并在人类已有的一切文化系统中，始终占据着核心的位置。最后，终极关怀意味着要对生存的根本问题予一终极的解决。人的有限性给人的生存带来了无穷的问题，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生存的极限问题，也即生与死的问题。生存极限以内的问题，可以通过满足有限需求的方式予以解决，但这只是对人之生存问题的初级解决。如果想要跨越这一极限，就必须彻底满足人的无限需求，从而实现对人之生存问题的终极解决。然而，一方面由于人们对生存的根本问题的理解不同，另一方面人们对存在与意义之源头的领悟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各自的终极解决的途径和方法各异，由此，其各自的终极关怀也表现出互不相同的性格特征。人们对生存的根本问题的理解，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人的个体生存为中心，一类以人的整体生存为中心，前者强调，终极关怀关键是要终极地解决个体的人的生存问题，然后人的整体生存问题才可能顺利解决，因为社会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而后者认为，终极关怀必须优先考虑整体的人的生存极限问题，这是解决人的个体生存问题的前提，因为人只能以社会为唯一的生存形式。这里，我们姑且把前者称为“个体本位型”终极关怀，而把后者称为“群体本位型”终极关怀。人们对存在与意义源头的理解，也可以大致归结为两种形式：一即自然，一即非自然或超自然，前者即庄子所谓的“莫为”，后者即庄子所谓的“或使”(《庄子·则阳》)。以自然为存在与意义之源头者认为，自然本身即无限，除此以外皆为有限。于是人之现实生存的有限性乃属必然，本质上不可更改。因而要终极地解决生存问题，只能从精神上超越有限，认同自然，回归自然，达到无限。而以非自然或超自然为存在与意义之源头者，则坚信无限者高于自然，自然仍属有限。人之所以不能跨越自己的极限，乃在于没有找到这个极限以外的无限者，因而人之现实生存的有限性本质上可以改变。生存问题的终极解决，不能停留在有限的自然之范围，必须彻底越过自然的界限，进入神秘绝对的无限。事实上，对存在与意义之源头的认识不同，取决于对待现实生存之有限性的态度不同，我们把前者看作理性主义的态度，把后者看作非理性主义的或超理性主义的态度。终极关怀所追求的对生存问题的终极解决，实际上就是要跨越人的生存极限，彻底摆脱人的现实生存的有限性。因而它必须回答以下问题：如何理解人的现实生存的有限性?能否超越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能够超越这种有限性?超越有限性之后，人的归宿在哪里?等等。关于这些问题，理性主义者作出了理性主义的回答，而非(超)理性主义者则作出了非(超)理性主义的回答。由此，我们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即终极关怀并非宗教的专利，理性主义者有理性主义的终极关怀，非(超)理性主义者有非(超)理性主义的终极关怀。终极关怀只是表达了人们对自己终极归宿的深切眷注，它作为一种信仰，构成了人的全部精神生命的最深维度。四用终极关怀这一范式来透视中国传统文化，也许是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新尝试。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主要代表，其中儒、道两家产生于先秦时代。先秦时代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