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溪大师传及其在中国禅宗史上的意义

1《曹溪大师传》及其在中国禅宗史上的意义杨曾文内容提要：论文对在中国长期佚失而传到日本的《曹溪大师传》进行考察和研究，对此传与诸本《六祖坛经》的关系、成书年代及内容特色作了介绍，并且指出《曹溪大师传》在中国禅宗史上的意义。论文后面附有作者据影印比睿山写本《曹溪大师传》并参考日本相关成果重加校订的《曹溪大师传》。关键词：曹溪大师传曹溪大师别传曹溪惠能六祖坛经作者杨曾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佛学院研究生导师。《曹溪大师传》，也称《曹溪大师别传》①，记述中国禅宗南宗创始人惠能生平事迹和禅法语录，是编撰于8世纪的唐朝禅宗史书之一，久已在中国遗失。然而日本长期保存9世纪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来唐求法期间抄录的此传的写本，18世纪曾刊印，在20世纪初刊印《续藏经》收载此书后，开始受到世人广泛的关注，并逐渐被更多学者利用和研究。笔者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对此书作概要介绍和评述，希望今后中国学者在考察和研究禅宗早期历史中能结合《六祖坛经》对此书充分参考利用，并展开进一步研究。一、《六祖坛经》和《曹溪大师传》唐代禅宗成立之后曾产生多种记述禅宗代表人物、事迹和禅法的史书，然而在后来遗失很多，长期来主要借助宋代道原《景德传灯录》等五部灯史和普济《五灯会元》的记载来了解和研究中国禅宗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至于记述早期禅宗历史的《楞伽师资记》、《传法宝纪》、《历代法宝记》、《祖堂集》和《宝林传》（现仅保存有残本）等具有宝贵史料价值的史书曾长期从社会上消失，只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才从敦煌遗书中和韩国相继被发现，经过①笔者在本文中一般称《曹溪大师传》，然而在引用他人著作或观点时，如果他人原用《曹溪大师别传》，则也用此称，不强求一律.。2中外学者的整理和研究为世人了解和使用。至于早已遗失而至今仍未被发现的史书，例如《圣胄集》、《续宝林传》等，恐怕仍有相当数量。惠能（638－713），唐代以后多写为慧能，是后来成为中国禅宗正统的南宗的创始人。记述他生平事迹和语录的《六祖坛经》是中国人佛教著作中唯一被奉为“经”文献。然而在禅宗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六祖坛经》也形成多种章节、形式不同的本子。自明代以后中国最通行的是属于北宋云门宗契嵩禅师改编本《六祖坛经》系统的元代宗宝本《坛经》和所谓《曹溪原本六祖坛经》，其他则全部遗失。幸而进入20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从敦煌文献中发现唐本《六祖坛经》，因在敦煌遗书中发现被称为《敦煌本六祖坛经》。现保存完整的有旧本与新本两种，皆已整理出版。①此外，上世纪三十年代从日本陆续发现属于10世纪宋代惠昕改编本《坛经》的几种不同的刊本。属于惠昕本系统的刊本按发现地命名，包括名古屋真福寺本、石川县大乘寺本、京都兴圣寺本等。这为考察和研究惠能的事迹、禅法和中国禅宗发展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并通过这一研究促进了对中国禅宗历史、文献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对《曹溪大师传》发生前所未有的兴趣。从内容来看，《曹溪大师传》与诸本《六祖坛经》一样是记述惠能的生平和禅法语录的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说《曹溪大师传》是另一种《六祖坛经》也不为过。中国学者中最早对《曹溪大师传》进行研究的是胡适。1930年他写了《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载《胡适文存第四集》），根据自己对《续藏经》中《曹溪大师别传》考察的结果，对《曹溪大师别传》的来源、著作年代及主要内容作了介绍。胡适认为，《曹溪大师别传》的最大价值就是可以用来考证北宋契嵩曾将此作为《坛经》的“曹溪古本”，利用其中的资料对“坛经古本”（指敦煌本《坛经》）作了较大的改编增补，将传中许多内容加到了《坛经》之中，不仅明藏本《坛经》属于契嵩改编的《坛经》，就是元代宗宝本《坛经》也是源自契嵩改编本《坛经》。明藏本《坛经》比敦煌本多出百分之四十的内容中，有相当部分取自《曹溪大师别传》。对此，他摘引相关内容作了说明：今依明藏本的次第，列表如下：一、行由第一：自“惠能后至曹溪，又被恶人寻逐”以下至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惠能说风幡不动是心动，以至印宗为惠能剃发，惠能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此大大段，①旧本敦煌本的最早校勘本是日本铃木大拙、公田连太郎校订，东京森江书店1934年出版《敦煌出土六祖坛经》。这一校本被收入上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的《普会大藏经》之中。郭朋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的《坛经校释》即以此本为底本。新本敦煌本最早由杨曾文校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2000年重校后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新本敦煌本还有周绍良编著，文物出版社1997年出版《敦煌写本坛经原本》，书前附有讫今发现的各种敦煌写本《坛经》照片。此外，近年还出版几种校刊本。敦煌本《坛经》写本还有北京图书馆藏本，称北京本（残本），此略。3约四百余字，敦煌本没有，是采自《曹溪大师别传》的。二、机缘第七：刘志略及其姑无尽藏一段，敦煌本无，出于《别传》。又智隍一段，约三百五十字，也出于《别传》的隍禅师一段，但改隍为智隍，改大荣为玄策而已。三、顿渐第八：神会一条，其中有一段，“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约六十字，也出于《别传》。四、宣诏第九：全章出于《别传》，约六百多字，敦煌本无。但此删改最多，因为《别传》原文出于一个陋僧之手，谬误百出，如说“神龙元年（七○三）高宗大帝敕曰”，不知高宗此时已死了二十二年了！此等处契嵩皆改正，高宗诏改为“则天中宗诏”，诏文也完全改作。此诏今收在《全唐文》（卷十七），即是契嵩改本，若与《别传》中的原文对勘，便知此是伪造的诏书。五、付嘱第十：七十年后东来二菩萨的悬记，出于《别传》，说详上文。又《别传》有“曹溪大师头颈先以铁鍱封裹，全身胶漆”一语，契嵩采入《坛经》。敦煌本无。又此章末总叙慧能一生，“二十四传衣，三十九祝发，说法利生三十七载”，也是根据《别传》，而稍有修正。《别传》记慧能一生的大事如下：三十四岁，到黄梅山弘忍处得法传衣。三十四至三十九，在广州四会、怀集两县界避难，凡五年。三十九岁，遇印宗法师，始剃发开法。但下文又说开法受戒时“年登四十”。七十六岁死，开法度人三十六年。契嵩改三十四传衣为“二十四传衣”，大概是根据王维的碑文中“怀宝迷邦，销声异域，……如此积十六载”，之文。又改说法三十六年为三十七年，则因三十九至七十六，应是三十七年。以上所记，可以说明《曹溪大师别传》和《坛经》明藏本的关系。我曾细细校勘《坛经》各本，试作一图，略表《坛经》的演变史：《坛经》古本──┐宋至和三年（1056）元至元辛卯（1291）（敦煌写本）├—契嵩三卷本——─宗宝增改本│──—明藏本《曹溪大师别传》┘4然而胡适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曹溪大师别传》是唐建中二年（781）“江东或浙中的一个和尚”、“一个无识陋僧妄作的一部伪书，其书本身毫无历史价值，而有许多荒谬的错误。”书中对惠能一生的记述，“大体用王维的《能禅师碑》”。日本学者利用和研究《曹溪大师传》比中国学者早。近代早期著名佛教学者忽滑谷快天（1867－1934）在其《禅学思想史》①（中国禅部分）第二编第十一章〈六祖慧能及其宗风〉中对慧能生平事迹的介绍中，将《曹溪大师传》作为依据的重资料之一，说：“对校《曹溪大师别传》、《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六祖法宝坛经》四书而检慧能传，相互非无出入，大体则相一致。”是充分承认《曹溪大师传》的史料价值的。因为《曹溪大师传》中所纪的不少帝号年代有明显的错误，所以忽滑谷快天也指出“《别传》之纪年杜撰太甚”，一一给予纠正。当时尚未发现敦煌本《坛经》，所以忽滑谷快天利用的《坛经》是元代宗宝改编的《六祖法宝坛经》。日本著名禅宗文献研究学者柳田圣山在其《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②第四章《祖师禅灯史的发展》的第二节、第三节中以《〈曹溪大师别传〉的出现》的标题对《曹溪大师别传》作了详细的论述，从此传的名称、内容结构、成立及存在的种种问题，作了比较周详的考察和论证，指出此传在撰写过程中受到广州光孝寺所存唐代法才《瘗发塔记》、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和《神会语录》的影响，然而在不少问题上有发展。然而他表示，对于《曹溪大师别传》中的种种史实的真伪还不好确定。《曹溪大师别传》中对作为“祖师禅之祖”的慧能形象所作的最出色的描绘，是“安史之乱之后所展开的新佛教动向的如实反映”。此外的著作，有松本文三郎《关于〈关于曹溪大师别传〉》、内藤湖南《唐钞〈曹溪大师传〉》、花井正雄《〈曹溪大师别传〉解说》、宇井伯寿《第二禅宗史研究》第二章第一节、陆川堆云《六祖慧能大师》第四章第一节《关于〈曹溪大师别传〉》等。③然而日本在研究慧能传记、《六祖坛经》和《曹溪大师传》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编著、东京大修馆1978年出版的《慧能研究》。此书卷首全文刊载长期珍藏于日本天台宗大本山比睿山延历寺、现收藏于奈良国立博物馆的由最澄从唐带回的《曹溪大师传》（称比睿山本）的影印本，正文第一章就是《〈曹溪大师传〉的研究》。此章第一节《关于曹溪大师传》，对此传的来源、日本现存不同写本或版本——睿山写本、江户时代无著道忠（1653－1744）抄写本、1762年京都兴圣寺刊本、《续藏经》本分别①忽滑谷快天日文版《禅学思想史》有上下两册，东京玄黄社1925年出版。中国学者朱谦之将其中的中国禅部分译出，改名《中国禅学史》，199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文引用即据此书。②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京都法藏馆1967年出版。③这些目录，见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编著、东京大修馆1978年出版《慧能研究》第一章第二节。笔者未见到这些资料，不能置评。5作详细介绍。在对《曹溪大师传》与其他慧能传记（包括久佚者）的介绍中，认为此传的出现与禅宗南宗的迅速兴盛，南宗有意“显彰”六祖慧能的事迹和禅法有密切关系，最后强调本传论证佛性思想、心性论、坐禅观独具特色，对后世禅宗有重大影响。第二节《校订训注曹溪大师传》，以比睿山本为底本，以无著道忠1734年抄写本、京都兴圣寺1762年刊本、1911年刊印《续藏经》的收载本为校本，将传记全文进行校订，然后加以分段、标点并译为日文，最后加上详细注释。这为读者阅读和利用《曹溪大师传》提供很大的方便。《慧能研究》对《曹溪大师传》的题解和校订、注释，可以说是对以往日本研究此传的总结性成果。二、《曹溪大师传》题目、著作年代和内容特色《曹溪大师传》虽是唐朝禅僧所作，然而在中国早已湮没无闻，流传至今的只有日本求法僧最澄从唐带到日本的写本和源自这一写本的手抄本及刊印本。现根据《曹溪大师传》的内容和参考日本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对此略作介绍。1、原传题目和内容本传的题目原来不是《曹溪大师传》，而是很长的《唐韶州曹溪宝林山国宁寺六祖惠能大师传法宗旨，并高宗（按：据正文相关年号，应为中宗）大帝敕书兼赐物改寺额，及大师印可门人并灭度时六种瑞相，及智药三藏悬记等传》。这个题目真实地概括了传中以下内容：（1）“唐韶州曹溪宝林山国宁寺六祖惠能大师传法宗旨”。按中国禅宗惯例，常将寺称山，曹溪宝林山即曹溪宝林寺，在韶州（在今广东韶关曲江市）。宝林寺是南朝梁天监二年（503）武帝的赐名，进入唐代曾多次改名，中宗神龙年间（705－706）改名中兴寺、法泉寺、广果寺，玄宗开元九年（721）改为建兴寺，肃宗时改为国宗寺，宣宗时改南华寺。①可见，这里用“宝林山国宁寺”是用唐肃宗之后的名称。“惠能大师传法宗旨”，是惠能向门下弟子和僧俗信众宣述南宗顿教禅法宗旨，体裁包括开法语录、对门下或前来求教者询问的答语等。（2）“高宗大帝敕书兼赐物改寺额”中的“高宗”，据正文相关年号，应为中宗。此传①宋李遵勖编撰《天圣广灯录》卷七〈慧能章〉谓引《南越记》。6记述，唐中宗在神龙元年正月十五日派中使（宦官）薛简前往曹溪宣敕书，请惠能入内道场说法，惠能请薛简转呈表奏以疾婉辞，然而应薛简之请向他说法并“指授心要”所谓：“一切善恶都莫思量，心体湛寂，应用自在。”据新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中宗本纪〉和《通鉴》相关记载，武则天在神龙元年正月甲辰（二十三日）制太子（后即位为中宗）监国，乙巳